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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所创立的综合理论及理解方法促进、指导、约束”①。尽管这些学者的说法各有差异，却拥有同一基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史学派别。此外，在西方史学界，有主张更宽泛的标准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的学者，最典型的代表是霍布斯鲍姆。姜芃认为，对如何划分马克思主义类型史学，霍布斯鲍姆大体上采取了汤普逊看问题的方法和标准，但略显“宽泛”，霍布斯鲍姆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体系。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抛弃非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的好东西；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主流，以致无论是否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因而在今天已经不可能说出某一部具体著作是出于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之手②。实际上，霍布斯鲍姆曾著文分析马克思对于他逝世一百年来的历史学影响，在概括出四点根本论题后，就声明过这种立场与持此观点③。由此看来，霍布斯鲍姆的观点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如果必须从标准问题上找出霍布斯鲍姆的意向，他更倾向于是否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历史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无阶级倾向或党派属性，所以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局限性；其二，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发展为一个开放体系，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史家自己的态度。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成历史学的主流，吸纳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合理性东西，输出自己发展了的具有更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本质上，霍布斯鲍姆不主张人为地以什么标准来分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他有一个潜在前提：以他自己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是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事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霍布斯鲍姆的立场和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他的观点看来也无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定标准问题。 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达到划一的认识标准，而众说纷纭的事实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概念到内涵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言，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并不我们的目的，过分强调它们间的区别还会阻碍相互交流，消极作用是显示而易见的。但对此问题的关注，我们觉得有两点价值：(一)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的标界问题，主要意义在于通过争论来加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内涵的理解，这是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必启之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发展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丰富多变不断发展，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键是看他们自己怎样理解 ———————— ① G．伊格尔斯等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Gcorg G．Iggers and Harold T．Park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绿色森林出版社)1979年，导言部分第7页。 ② 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第83页。 ③ 对此，可参见E．J．霍布斯鲍姆：《论历史》(Eric Hobsbawm，On History)，纽约新出版社1997年，第168—170页。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实践。所以，如果定要断言一种史学或一个史学流派在性质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标准在于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也涉及到方法论原则)同当代现实相结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用其他某种理论和精神去解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如现代西方哲学某个学派的理论或精神)。当然不能单凭它仅仅对恩格斯、马克思或列宁所提出的某个论点的注意或套用他们的只言片语就下结论。否则把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旁敲侧击或点滴影响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都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未免太不严肃而成为泛马克思主义论。(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客观上如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史那样，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存在前后不同的状况和显现不同的特征。随着马克思主义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的影响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越来越显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霍布斯鲍姆曾说，他这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情况就明显不同。比较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多同时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学家和政治家或共产党员。而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多专注纯学术问题的研究，如以佩里。安德森、奈恩为代表的《新左派论坛》编辑部的一些成员。有人称之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派别分野后的新左派，认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较感兴趣，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要说从事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他们甚至对英国历史的具体状况也缺乏认真研究。这可称为纯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关于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的标准或依据的观点，都是侧重于问题的某一方面，确实有其合理性一面。但远没达到认知上的统一，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第三，关于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学者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他们多从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角度出发，无论中国或西方史学家，都认为两者的关系呈现从对抗到对话的轨迹和相互影响的趋势。 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张广智的《西方史学史》中的相关论证，作者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对话关系，特别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从吕西安。费弗尔、费尔南．布罗代尔至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的雅克。勒高夫都不否认当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者也强调两者之间原则上的分歧，但总的关系是融合与渗透和矛盾与分歧同时存在①。确实如雅克·勒高夫所称：“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 ———————— ① 张广智：《西方中学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3页。 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单纯演进模式直线发展；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别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①虽然，勒高夫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并不完全深刻，作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也很难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间的这种既关联又区别的关系的看法，却有极大的说服力。 此外，国内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马雪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历史命运的考察》等文章，国外如英国的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法国的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论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间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影响。G·伊格尔斯就说：“不管怎样，并不存在着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②。应指出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有明显的承继渊源，弄清这点，方可谈它们与资产阶级史学间的关系。如果说要理清两者中究竟谁更占优势地位，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成为西方史坛的一支劲旅，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历史观，所以西方新史学流派(如年鉴派)无不受马克思主义学的影响或以其历史理论为参照系。③ 第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哲学往往是史学的先声，一种史学自然具有丰富的哲学基础。因此，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更应注意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里我们着重提及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内史学界对此注意不多，普遍认为两者无关，也有些学者试图分析其间的区别与联系，但多是泛论而缺乏较深入的论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形成和发展及主要内容，我们大体知道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教条主义式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思运动的结果④。作为一股思潮，它以1923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为起点到60年代后经历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洗礼。西方马 ———————— ① 雅克·勒高夫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 ② 参见G·伊格尔斯等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Georg G．Iggers and Harold T．Park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绿色森林出版社)1979年，第11—12页。 ③ 马雪萍：《21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期，第146页。 ④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可参见P·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 ern Marxism)，(伦敦)1976年。 克思主义包括形形色色的基本流派或思想路线，如新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及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自诩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流派空前发展，影响所及，不但包括西方各国知识分子，还波及到青年学者甚至普通劳动者。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起步较晚，加上历史原因，因而普遍对它产生的是表面的认识：认为其性质是自我标榜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徐崇温认为它是一种和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的西方社会中的左翼激进主义的思潮，它的本意是想真正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从这股思潮内容上看，从一开始他们的代表人物就借助西方唯心主义的一些哲学流派的理论，试图用这些流派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来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因为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也必然导致总体上结论的偏差甚至完全错误。在弄清这个思想界限的前提下，我们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提出什么问题与理论，再弄清它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何贡献和消极影响，进而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从他们的理论中吸取或批判地发现和建立什么新东西，这才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思想路径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思想现在正日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在文学解释学、哲学反思、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学者们都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予重视。 然而，国内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的关注，显得并不系统也不深入。如徐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反思潮流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摆脱困境。而这种作用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和定向有积极作用，如在反教条主义，反对庸俗经济决定论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颠倒主客观作用，片面夸大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规律性和决定论的观点，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②。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代表性，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关系的实质，至少没有相应材料证明这个观点。孔令平等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其实主要谈的并非我们理解的恰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那样的史学实践，文中甚至少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希尔、希尔顿等名字。如文章第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我认为是谈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发展认识；第三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中，作者认为它包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专门史的研究和讨论。不过文章更多只是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形形色色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到“经济决定论”，“内部关系论”和“多元决定论”等具体看法③。这可以认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流派或思想路线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析。同样，这里作者似乎只注意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如他们所说对各个历史阶段或各个专门史的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主要指其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试图揭示这种复杂关系的本质。 ———————— ① 徐崇温：《“西方资本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代前言部分第4页。 ② 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6期，第122页。 ③ 孔令平、冯国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7年5期，第99—103页。 看来，国内学术界还没有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有关理论基础上，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加深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面的情况。相比之下，国外有些学者如日本的松村高夫却做了相关尝试，他在一篇文章的代结论——关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部分中认为，汤普森1978年《理论的贫困》就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以L·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由化”提出的批判的反批判。他断言阿尔都塞主张的“理论创造历史”是新的唯心主义观点。而1979年历史研究会第13次大会讨论主题就是汤普森《理论的贫困》，通过辩论他的观点，人们一致认为汤普森对于阿尔都塞主义否定历史研究的批判是正确的①。可以说，一是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又是在批判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前进的。即使说吸收的成份少之又少，至少是在批判的立场上发展丰富了自己的理论。 赵世玲的《人·文化·历史——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书评算是国内较深入地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间关系的代表作之一。他认为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存在两大主要思潮，即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相应地，在当代西方史学界，也形成了两种全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中一派深受科学主义思潮如结构主义理论影响。在他们的历史中，人的能动性消失了，历史发展由非人格性力量的经济等结构决定。这一派实际上指当代西方庸俗机械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作者未列出；另一派则是深受人本主义思潮如卢卡奇、柯尔施等那些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主观意识作用的学者和学派观点的影响，强调上层建筑对于历史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里涉及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方法论问题上的认识，代表人物即汤普森。赵世玲指出，与哲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有所不同，汤普森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他又不赞成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概念解释历史问题。文章最后认为汤普森力图用人本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力图将体验作为人与客观物质条件的中介，用以阐明经济状况如何通过各个特殊的人的感受转化为思想和行动(如意识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从而完善马克思主义。②于此，赵世玲似乎想通过对汤普森及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关理论的分析，从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 ———————— ① 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1期，第22页。 ② 赵世玲：《人·文化·历史——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史学理论》1987年4期，第117—122页。 主义哲学思潮之间的联系。但文章并未作进一步考察，即使对所列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间各自的传承和特征也未作深入的论证。史学研究还是讲究实证的，汤普森自己就强调历史研究是一种理论范畴，是假设与历史证据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关键是要找到相关材料。退一步，即使两者难以显示出明确的承继关系，至少可以就他们在一些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上进行比较分析，目的在于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种种学说中，在具体的史学实践问题上，发现和提出了什么更赋有创建的东西。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而言，徐崇温认为，在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和探索西方革命的途径中，在批评苏联模式和提出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中，以及在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提出他们自以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展”和“重新创造”活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料①。同样，笔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地吸取和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试图解决当代重大问题时取得的探索性成果、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有价值的设想和方案，肯定会给予足够的注意而提出自己的理想图式。果真如此，可从一个侧面印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问的那种特殊的关系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除以上几个问题外，就学术史而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际影响等问题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如杨豫就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内及国外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他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对新史学的发展起了有力的作用，作为一个学派，已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英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②。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理论研究得到一定重视，研究范围全面展开，在某些课题上的研究正逐渐深入。 ———————— ①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评析》，《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1期，第57页。 ② 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384页。 三、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展望 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相互依存的关系，目的在于加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探寻历史的真相和获得历史学的意义。新陈代谢和发展创新又是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今国外史学思潮中重要的一种，其发展本身就是历史学发展重要的环节。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际上也必然涉及到历史现实问题的研究，它包含专业研究也包含各种专业研究的综合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发展史的研究。随着21世纪的到来，史学研究将出现新的趋势和产生深刻的变革，历史学也会不断地创立新体系。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必然会呈现更加繁重、复杂、全新的景象，对此我们有不少启发和联想。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学术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研究现状，无疑是21世纪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起点并值得由此进一步深入拓宽和发展。过去，总的方面，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这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缺陷。长处在于国外英文材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记录介绍较多，而此范围内国外研究成果也能较快地为我国学者运用到研究中去，所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缺陷在于，由于研究者受语言的限制和资料方面的较多障碍以及研究者思想上的重视不够，学术界对狭义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外的领域，研究还十分薄弱，目前学术界所拥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全面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全貌。因此，作为史学史的分支学科，我们认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从研究内容到方法，应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多角度、全方位地剖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 也就是说，充分引进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探讨。从时间跨度上，不但要注重其形成和发展时期，也要对其后期走向给予更多的关注。从研究对象及内容上，可以把眼光和视野扩大到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领域，既要深入英国和法国等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要涉及美国、日本乃至印度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抓住两方面：其一，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方法论问题的反思。其实，对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张芝联先生早就提出要“继续引进与讨论历史方法问题，更系统地研究一些历史家和史学流派”①。由此看来，在国际史学大背景下，我们在注重丰富多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本身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的同时，还可以把整个流派与其他西方新史学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各个分支派别间有关史学理论和历史实践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把握的原则是，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应该体现与其他多种史学理论之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研究者的成果要体现西方各种史学流派及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多样化和多维化特征。但这有一个前提，各种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观念虽有相互吸收相互并存和互补的趋势，但本质上的理论原则是难以相互融合的。我们不要混淆了它们的界限。正如有的学者所云，“未来的岁月里，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主张之间的讨论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②。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林林总总新史学流派间的关系问题仍会是以后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理论上还应加强和深入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间的理论渊源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 ① 参见张芝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1期，第6页、《当代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4期，第83页。 ② 蒋大椿：《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1期，第12页。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间的关系和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问题的研究。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的总体目标是要考察其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是如何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理论去解构把握历史客体的过程；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怎样将主体思维的认识成果运用恰当的历史编纂方法构造自己的史学思想，或通过对历史的解释和历史的叙述展示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三是注意研究成果与历史本真间的关系与差异，努力协调与妥善处理历史的总体结构及其组成成份之间的关系。其二，在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时候，应注意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用理论指导现实，理论研究不忽视现实的关怀。我们知道，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的进步非常重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实证领域的成果与进步，既是体现其内容丰富多彩广袤无际的标志，又是促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更新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又是对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总结和提升。看来，史学理论上的深刻抽象和经验实证方面的热切关怀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两个重要的辩证环节。 (二)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努力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和获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第一，学术界必须在继续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推动研究本身向纵深和广度方向发展。 第二，在提倡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时，必然应提倡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化，促成研究方法和观点上的重大进展。如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广泛灵活运用，这两者也是当代史学研究方法变革的重要内容和趋势。 第三，在资料文献来源方面，充分重视和加强第一手材料的发掘与收集、引进、整理和出版工作，因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生命线。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始资料的匮乏实在是制约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瓶颈”。同时，国外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发表与出版，相关人物和研究对象的访谈工作必将在研究过程中愈显重要。注重人物访谈和口碑实录的研究方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能弥补其他史学研究方法的不足。而口述史研究的日趋活跃，又是当代史学研究方法变革与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和特征。 第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繁荣的必由之路。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题学术会议自然有利学者思想的交流，提高学术水平。而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必将便于我国研究者获得国外同行的成果，从而丰富和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也使有更多机会访问国外的学术研究中心，与同行切磋讨论，这当然也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学术水平的提高。加强的国际国内范围的合作，还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学者获取大量的外文资料并积极加以熟悉运用；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国外学术经验，建立健全学术规范，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步人健全完善的发展轨道。 (三)深化和拓展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培养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研究队伍。 这就要求更新研究者本身的思想观念或提高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它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西方史学理论和思想特别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研究者的综合素养，特别是史学研究素养，同时应重视完善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形成一支良好的研究梯队。 总而言之，就我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来看，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紧迫和亟待全面展开的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