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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当代西方诸多的新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的史学劲旅，其中尤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容强大而引人注目，它以理论见解独到、学术成果卓著和不忽视历史学的现实关怀而突出于国内外学术界。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起步甚晚，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致，但毕竟近二十年来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日渐得到添补，这又不能不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给史学界带来的宽松学术环境，使新时期人们的思想逐渐有所解放并敢于畅所欲言。总的来看，大陆史学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继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涌现了一批研究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其成果大概集中于一些编著的专门论述和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编著方面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书①中的专门研究，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而分散在学术刊物上的许多 ———————— ①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论文，如沈汉的《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思想》等等文章①，各自研究专题的不同又表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范围正在扩大。因受时代影响，翻译作品时有出现但数量不多，包括陆续刊于国内外中文刊物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本人的文章、中国学者翻译的专著和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论文。译著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20世纪通史《极端的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译所译丛2000年9月刚出了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论文如有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与历史认识》②等等，这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中文材料。国外研究者的论文如日本的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③等等，这些既是外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性成果，又成为中国学者理解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窗口和第二手材料。 据笔者管见所及，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是以英国为主，部分学者涉及法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但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为多，我们以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看法大体能说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 我们知道，在当代西方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强大的阵容和一系列突出的理论成果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 ① 沈汉：《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6期、《希尔与英国革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11期、《论杰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密里本德》，《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1期、《评爱德华·汤普森的新作〈民众的习惯〉》，《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史学巨擘杰出一生：悼念爱德华?汤普逊》，《世界历史》1994年1期、《希尔与英国革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11期；姜芃：《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1期、《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宏扬于国际史坛》，《史学理论》1987年3期；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6期、《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的变迁》，《学习与探索》1991年2期；程汉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9年2期、《多布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0年4期；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3期；钱乘旦：《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11期；刘军：《E．P．汤普森阶级理论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2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演变趋势》，《社会科学评论》1987年9期。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马克思与历史认识》，《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9期、《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代达罗斯》(1971年冬季号)、《历史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3卷)1981年4期、《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第欧根尼》1995年2期；罗德尼希尔顿：《封建主义的危机》，《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5期；克里斯托弗·希尔：《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10期；爱德华·汤普森：《英国近代阶级关系和1832年改革》，《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5期；爱德华·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 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1期；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6期；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4期；沃尔冈·屈特勒：《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叙事体”史学》，《史学理论》1988年1期。 尤如美国学者H．J．凯耶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起代表最强烈的观念——共同的理论传统(a theoretical tradition)”①，国内学者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四点贡献： 第一，系统地创立和运用“从底层向上看(history from below)”的理论方法。这是学术界较一致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告诉我们，人是社会历史活动主体，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进程，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种理论方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继承和发展。徐浩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继承撰写人民史的传统，注意普通大众历史研究，反对用孤立和封闭方法，主张把普通劳动者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握，并进一步把研究他们的物质与精神活动同考察整个社会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迁结合起来②。张广智先生的《西方史学史》中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出“自下向上看”的史学信条，与西方传统史学的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的历史主体研究大相径庭。他进一步强调，注意普通群众的创造性作用，站在他们的立场去考察与解释历史，反映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的新研究取向③。姜苋也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大理论特色是提出“从下向上看的历史”——写底层人民历史，而且他们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来贯彻这一主张④。庞卓恒在肯定“从基层住上看的史学”新潮流的同时，更是把它与当代西方史坛上其他学派史学家(如年鉴派)倡导的“从下往上看”史学观点作了对比。他肯定了凯耶的观点，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从下往上看的史学”重要特色在于把劳动大众看作历史创造过程的基本和积极的参与者，不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在政治和精神领域都作为一种基本力量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创造，并且力图从劳动大众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他们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发展过程来探索整个历史运动(包括其上层结构的运动)过程⑤。 由此看来，“从底层向上看”的史学方法和理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重大成就的显著标志。 第二，学者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重视又发展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理论，但又并非阶级斗争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和阶级社会特有历史阶段的现象，它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徐浩发表在《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的那篇文章对此有较典型的论述，他以为 ———————— ① H．J．凯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概析》(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剑桥)1984年版，第3页。 ② 徐浩：《弘扬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第121—122页。 ③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316页。 ④ 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第88页。 ⑤ 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宏扬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史学理论》1987年3期，第76—78页。 这种理论上的重视本身是“从底层向上看”理论的逻辑延伸，也是它在历史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文章肯定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扩大“阶级”概念内涵及其相关理论方面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作者特别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阶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种发展过程，它是同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关系”。沈汉和姜芃都认为对阶级和阶级识问题的研究是包括汤普逊在内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极为关心和着重解决的理论课题，如爱德华。汤普逊不是单纯用经济的方法来研究阶级，而且采取社会文化学的方法对阶级进行综合考察，也正如姜芃文章所说，汤普森的研究使人感到，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不仅是经济上生产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工人对各种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思想观念通过接触、取舍、批判或继承而形成新的文化的发展过程①。关于“阶级”概念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较抽象又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汤普森的理论贡献正实现了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中所言“我希望这部书对于人们理解阶级作一点贡献”②。事实正如此，汤普森的这部著作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理论上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超越和发展。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探讨历史运动内在规律性的过程中，反对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结构模式决定论，即提出了反对粗俗的物质基础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沈汉就认为汤普逊在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的同时，则更强调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截然分开和对立起来③。徐浩在《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的文章写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结构模式决定论极易演变成忽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因此，他们在把握物质条件作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基础上，力图冲破机械唯物论，把历史看作是辩证发展过程，特别是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生产方式具更大的包容性。汤普森和希尔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特别重视人与文化的作用，号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正如庞卓恒著文所言“既反对粗俗阶级斗争决定论，也反对粗俗的物质基础决定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否认了这两种不科学的决定论以后还应持一种科学的决定论，否则就难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的规律④。实际上，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论，并非完全放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刘为著文谈到，霍布斯鲍姆本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是对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不失 ———————— ① 参见沈汉《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6期，第19—23页、姜芃：《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第97—99页。 ②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企鹅丛书出版社1968年版，第10页。[笔者注：这是汤普森的一部主要代表著作，1963年第一版，1968年修订版附有一篇说明，1980年再版增加了新前言。] ③ 沈汉：《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6期，第31页。 ④ 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宏扬于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史学理论》1987年3期，第79页。 为理解历史的一个线索，至少对他涉及的时代研究而言。如理解战后历史，只有一个起点，即从理解技术和经济的转变入手。即便研究战后文化，也须首先把眼光放在物质生产的基本转变上，他认为只要是在19世纪、20世纪史的范围内，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就是唯一出发点①。霍布斯鲍姆的看法是否绝对，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一定程度上又可称为新社会史学派，他们创立了一整套新社会史的相关理论。新社会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新社会史学家最突出的理论建树是提出和强调扩大的总体社会史理论，代表人物是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和《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两文对此有较深刻的评论，她认为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是解释新社会史的经典，霍布斯鲍姆从根本上强调必须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他要求史家树立历史的总体史观，他自己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包容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模式。但霍布斯鲍姆并不要求别人生搬硬套他的模式，而强调在研究中要自觉吸收其他学科的新观念和新方法②。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上的建树是十分丰富的，中国学者集中地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对象从这一方面进行了以上总结和分析。 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另一方面，是比较详实地介绍了他们的代表人物所从事主要研究领域和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徐浩的《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一文和杨豫《西方史学史》相关章节均作了大体一致的介绍和总结③。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与国外学术和文化的交流机会日渐增多，中国大陆学者能陆续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一些重要著述，包括他们本人的第一手资料。但受语言和交往途径的限制，实际还很不全面，甚至只是冰山一角，无疑给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重要领域造成了不少障碍。 就目前大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史学界对这一领域关注的现状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如从表现形式上看，自80年代尤其是近年来，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 ———————— ① 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第61—62页。 ② 参见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期，第88页、《霍布斯鲍姆与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此外还可参见姜芃：《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的若干比较与思考》，《学理论研究》1994年1期、徐志勇：《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概述》，《社会科学》1986年10期。 ③ 有关这方面的最初成果可参见H．J．凯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概析》(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剑桥)1984年版。 主要代表人物E·P·汤普森、E·J·霍布斯鲍姆、克里斯托弗·希尔和R·希尔顿等人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多体现于前述一些西方史学史的编著和相关期刊论文。介绍性、评述性和个案性的成果多，而缺乏较系统的比较研究成果，如西方各国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人物的史学思想或一国内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思想和实践方面的比较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派别间有关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和发展趋势诸方面的比较成果也显得不足。 其二，从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上看，偏重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时期，而对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其行程和走向则少有研究成果问世。如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只有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一文，文章认为进入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经历国际共运的沉寂期(如东欧剧变)后，作为一股史学流派是衰落了，并分析了衰落的原因①。 这既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又是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缺陷，有待将来研究工作中克服或弥补不足。 ———————— ① 参见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与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 二、中国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总体流派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理论渊源和形成条件。 大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以英国为主，部分涉及法国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出明显的偏好。通常认为，在强调国际史学的发展背景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最主要就是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实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被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渊源。诚如美国学者G·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论》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战后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它拥有一整套发展中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①。这是形成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历史渊源和条件。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学者更多的是具体谈论某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条件和标志，如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而言，大多坚持两点：其一，马克思本人19世纪在英国长期革命活动式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而英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孕育产生起了引导作用，实际上，19世纪中叶与唯物史观同时产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经历了40年代产生到70年代影响扩大的过程，可以说，唯物主义史观和带有明显政治斗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指导包括英国在内各国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的强大思想武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和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文中就持此观点。其二，1930年代共产党史家小组成立之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英国史家极少，相对而言，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更注重劳工史研究，在1930年代“史家小组”成立初期，直到1938年莫尔顿撰《英国人民史》，与其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毋宁说更多地直接受多布影响的学者更多，这段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多系统地研究16、17世纪英国史。按台湾中兴大学周梁楷的观点，“史家小组”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纯学者型知识分子，而不是后来逐渐走向与从事政治运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②。杨豫《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认为，只有从1946年英国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伦敦举行会议后(会议议题是修改莫尔顿《英国人民史》并把它作为普及工人阶级教育的历史教科书)，与会者正式成立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③。由此标志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开始形成。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即进行由对抗到辩论再到互补的过程本身，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和扩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郭小凌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促进力量。这不但体现在现代西方史学巨大阵营中始终有一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旗帜下的小队，而且更多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和方法对现代西方史学认识和方法论的有形无形的影响上④。其实，反过来两者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就连英国藉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一文在谈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主要受到的三个方面影响时，他也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进行辩论的过程对自身及其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影响⑤。 第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界定标准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际上中西学术界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准确标准，对此似乎很难下个准确定义。但这个问题又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会碰到也希望得到很好理解的问题。 据我所知，国内学者所持观点不一，标准各异。张芝联在《历史学与社会学》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论的马克思主 ———————— ① 参见G·伊格尔斯等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Georg G．Iggers and Harold T．Park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绿色森林出版社)1979年，导言部分。 ② 周梁楷：《1956年对英国马克思史家的冲击——以哈布斯颇和汤姆森为分析对象》，载《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历史学主编，青峰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7—245页。 ③ 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④ 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⑤ 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6期，第75页。 义者是不一样的”①。我们暂且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纯学术性派别。我们注意的是这里作者主张以史学方法论和世界观体系方面的标准来区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实为一家之言。徐浩著文认为西方史坛各个流派，从历史观与世界观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角度，可大致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两大类型。在谈到两者的识别标准时，他借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伏维尔的话，认为要看他们如何分析和解释各层次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他认为在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解释机制方面，两者有明显的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和冲击一面。在他看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学术问题又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也即学术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基本理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应看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倾向如何②。董进泉著文强调应看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即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而不是仅仅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从而区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③。马雪萍在谈到“从对抗到对话：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发展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关系”问题时写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承认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德国专业历史学家E·迈尔，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英国历史学家柏林和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及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等，这些西方历史学家多诋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无人的客观规律而否定了个人自由意志，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中是自由意志和无法预见的事件在起作用。在马雪萍看来，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一般主张无规律论，而承认不承认历史规律，实际上就是历史理论上的分歧④。看来，所谓理论上的标准是他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根据。 孔令平等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时，他们主要从国内外通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名单和出身及立场观点等因素来考察国内外学术怎样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作者显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作者列举出英国的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的名单有：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本杰明·豪克海默尔、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勒菲弗尔、阿多尔诺、萨特、戈德曼和阿尔都塞。他认为中国的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一书中：比安德森多出布洛赫、赖布、哈贝马斯、施密特、涅格特和梅劳庞蒂和马勒几个，而少一个戈德曼。而R·A·哥曼在《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还增加了C·K·科希克(KOSIK)、 A·科捷夫(Kojeve)、J·喜波里特 ———————— ①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② 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6期，第123页。 ③ 董进泉：《现代化——当代国外史学发展的趋势》，《求是杂志》1989年10期，第30—31页。 ④ 马雪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历史命运的考察》，《历中研究》1989年3期，第71页。 (Hypolite)、卜·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E·帕西(Paci)、G·古维奇(Gurvitch)①。据此，他接着指出就是否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角度来说，显然国内外学术界看法不一，但也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没有把政治出身如是否共产党员作为鉴定标准，二是没有把正统与非正统的理论见解作为界定标准。基于此，他们断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确定应采取的标准：一是既不要以是不是共产党员或社会党员，也不要以是不是“左派”或有没有“急进”倾向为标准；二是除了攻击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之外，凡是采取赞成的，讨论的、商榷的(或其中有些批评成份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即应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之内。 对于孔令平等的观点，我们有两点看法：(一)文章似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及含义本身扩大并模糊化了。据他列举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名单看，实际上应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学术派别。据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股思潮引起的性质较复杂的与马克思主义有原则界限又不能没有关联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某个流派结合的一个综合体。这是个更多地侧重理论意义上的派别，涉及哲学思想和历史观及方法论等历史理论。而通常我们所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当属具体史学实践范畴，即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观点来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他们也不乏丰富的历史理论，当然允许理论上的创新。某种程度上，它是既可直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史学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是两个概念，如果仔细探究，或许两者本身会有一个理论渊源的继承与批判甚至运用与发展的关系。(二)如果仅把不攻击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只要是以承认、讨论、甚至商榷批评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就定义或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看法似乎太过于简单而没有说明问题。如此看来，又怎样看待或理解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如年鉴学派里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成果的属性；更遑论正确理解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的涵义②。法国年鉴派的费费尔在1935年就指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哪怕他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一行著作，哪怕他自以为除了科学领域外，他在一切领域内都是个激烈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难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考理解事实和例子的方法，马克思表述得十分巧妙的许多思想，早已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知识宝库的共同财富”③。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证明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的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造就了西方新史学派及其历史理论。我们更想从一个侧面说明的是，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特殊复杂的关系，使我们在界定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和麻烦。由此看来，在国内学术界，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个仍然值得商榷和讨论的问题。 ———————— ① 孔令平、冯国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7年5期，第98页。 ②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③ L·费费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年鉴)，1935年，第621页。 其实，在西方史学界，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本来就存有分歧。法国的居伊．布瓦写道“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实际上存在不止一个史学实践。这些史学实践各不相同，甚至各不相容，其中政治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因素”①。这里他试图以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来划分所有史学派别。西方学界本身看法的标准不同，似乎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本身存有根本上的分歧，也决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存有不同看法。E·P·汤普森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莫斯里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②他也谈到美国未必有严格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卫·蒙哥马利“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赫伯特．加特曼“更多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接近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③。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也强调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客观存在。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在美国，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那里由于没有充分发展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那些年轻的劳工史和妇女史研究者中有不少人为了迎合时尚和当局，曲解甚至丑化了马克思主义。布赖恩·帕尔默还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④。姜芃在《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一文基本同意了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的观点，认为在美国一般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加特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总是暧昧不明，而大卫·蒙哥马利虽是劳工史领域中最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以他为首形成的所谓“流派”，却“并不一定是个马克思主义流派”⑤。姜芃认为帕尔默或许是以更为纯粹、严格、正统的标准来衡量界定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⑥。G·伊格尔斯认为，作为一个派别，“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由马克思、 ———————— ① 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4期，第25页。 ②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它》(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Essavs)，(伦敦莫林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③ 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史学理论》1992年3期，第110页。 ④ 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⑤ 前引文第325页。 ⑥ 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第82—8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