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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建主义经济原理的设想 封建社会经济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它的运行还受制于许多其他因素，特别是受制于政治的力量。所以我想封建的经济学仍然应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由于原来的经济学几乎都是以欧洲的史实为依据的，所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全世界范围都适用的封建政治经济学，就应该以全世界的民族、国家历史为依据。起码应该研究封建时代几个大的政治实体，包括中国、阿拉伯（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印度、东欧（俄国可以代表）和西欧。对这些国家、民族的封建经济有深入的了解，然后综合分析，得出一些共同性的结论。其中，研究最有成果的应该是西欧。我们反对以西欧的规律为普遍规律，反对西欧中心论，但是仍然必须利用有关它的成果，因为其中许多也包含有共同性的东西。西欧的封建，我想应该包括所谓的早期近代时期，即西欧封建的下限应该到l8世纪。从经济的角度看，西欧到工业革命之前，还是一个封建的世界，或者说它的经济仍然是传统经济的范畴。这是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经济史家都承认的。 下面，想结合西欧和中国的情况，谈谈几个有关封建经济原理的问题。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我国学界因为受苏联影响，原来大都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但这和我国古代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不相符。前几年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有过讨论，认为封建经济不是单纯的自然经济，也有着商品经济的成分。其中吴承明先生主张，不只是家庭的自给自足才是自然经济，在一个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都是自然经济。这个单位在地主制经济下大概相当于一个乡里，包括地主和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他们都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交换，以保证再生产的进行。吴承明认为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属于自然经济范畴。[46]所以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把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市场划分为四种：一是地方小市场，即墟集贸易，这种市场的交换，是属于小生产者调剂余缺，是自然经济范畴内的交换。二是城市市场，这里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贵族、官僚及其随从、奴仆用他们的收入购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他们的收入是从地租转化来的。所以封建城市的繁荣不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产品是单向的，没有由城市回头的产品。三是区域市场，如岭南、淮北等概念所指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是由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区分工和社会分工，所以是自然经济的延伸。只有第四种突破区域性市场的全国大市场，才是长距离贸易，才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我国这种长途贩运的市场是明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47]吴承明的观点和波拉尼的有些相似，波拉尼认为市场是由经济体外部嵌入的，无论是西欧中世纪的集镇还是城市，那里的市场都是孤立的，地方市场不会成为全国性市场的起点。长途贸易也是一样。像汉萨同盟这样的著名的中世纪城市贸易同盟，加入的城市和其周围的乡村没有什么联系，其他如伦敦、威尼斯、热那阿等也是如此。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乃是国家干预的结果，是国家实施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48] 和他们二人观点不同的有布罗代尔。前已指出，布罗代尔强调市场的力量，认为虽然不能说市场通过自发调节而使经济逐步合理化，但是市场经济是逐步发展的，由小市场逐渐发展而成地方市场，以至全国市场、国际市场，形成市场经济。[49]布罗代尔还具体地研究了西欧各地的商品经济、市场的历史性的发展，也指出了亚洲的类似情况，特别对中国他还引用了施坚雅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基层市场以六角形形成中心的市场和周围的村子相互联系。在商品经济、市场等问题上，布罗代尔基本上是采取了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不过他把15—18世纪的经济世界分成三层：底层是庞大的生活、生产领域，这一层是很少变动的；第二层是横向联系的市场，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通常有一种自动调节机制；而第三层才是资本主义的领域，但是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是用垄断实行巧取豪夺。[50] 所以，对于封建经济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比较强调它的自然经济性质，另一种是强调它的商品经济性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无论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和进行商品生产的经济在封建社会是同时存在的。但无论如何，商品经济在封建时代的运行是有限的，不能和资本主义时代相比拟。从发展的过程看，商品经济是越来越发达。但是也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商品经济不可能覆盖全部经济领域，总是有许多空隙留给自给自足的生产存在。[51]所以在封建经济里，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应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认识。 管制经济和短缺经济 我以为封建经济的实质应该说是一种管制经济，当然它不是指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管制经济，而是指封建时代经济的发展是受到国家政治、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严重控制的。而自由经济，也就是说不受控制的经济，即所谓laissez faire经济是很少的。可是因为经济学的主流是古典主义，也就是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学，所以西方学者提到封建经济，也往往是从私人经济出发的，以为它是自由运转的，由此导致了许多的误解。 说封建经济是管制经济，我以为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当时的经济活动许多是受国家控制的；二是当时国家直接就是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布罗代尔就说“国家是十六世纪最大的企业家”。[52]其实早在16世纪以前，西欧许多国家已经就是企业家了。例如，矿藏等地下资源都是国家（国王）的财产，所以它们的开采必须得到国王批准，向国王交纳税金。其他国家直接经营（也就是垄断）的工业还有武器制造、货币铸造等。至于中国古代的官工业之庞大和先进，那更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不过中国的官工业往往为人所诟病，认为它是服务于剥削阶级，阻碍经济发展的，其实这是受了“东方专制主义”论者的宣传而形成的错误见解，后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谈到国家控制经济活动，我想我们可以说，封建政府对农工商业都进行着控制，而控制及于生产、流通等各方面，不过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农业，国家注意的是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以便长治久安。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明显；国家实行均田、限田等各种制度，反对兼并，保证国家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小农。西欧国家则是通过封建主地产上的习惯、农村公社传统等，保证小农经济的存在。而保持小农，说到底就是把农民控制在土地上，这也就是超经济强制的由来。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则中西封建国家都有许多措施，如专卖、专营、禁榷制度等，对生产工具、产品质量、产品价格、销售方式，都有详细规定。对盐、铁、茶、酒等实行专卖，收取税款，也是中西皆有之。所以封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管制经济，像人们想象的那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 西方学者往往是从市场的角度看待封建经济，不重视它受管制的事实，而中国学者则往往大力批判中国的封建管制经济，认为它是东方特有的，是中国不发达的根源之一，或者是最主要的根源。我想需要指出的是，封建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运行的范围、力量有限。通过政治力量的协助，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快。所以管制经济的存在是必然的，有时是有益的。认为政治干涉必然妨碍经济发展，是从经济人的观点出发，主张经济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自发运行，是不正确的。当然，封建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也有妨碍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以税收而论，封建国家的税收也不能说全是剥削，因为它必然有一部分或者相当部分是应用于公共财政、灾荒救济、政府机关运转、国防开支（特别是为保卫国家的国防开支）等，这些都不能说是剥削。说封建国家的财政完全是为了封建主奢侈浪费的需要，也并不完全正确。 封建经济还是一种短缺经济，短缺经济的意思是指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所以人口与资源（土地）的矛盾相当突出。而分配不公更使这种矛盾加剧。一般说来，广大的生产者（农民）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过糊口的生活，否则就是难以为生。所以，在这一时代，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前者是主要的。消费对生产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所以封建时代大都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许多国家都有过禁止奢侈的立法。而中国古代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状况。封建时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还是有限的，通过大自然的补偿，不会造成大的破坏。而到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情况就会起变化，最后导致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过于庞大，自然界无法补偿，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更为突出。如何达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和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谋生与谋利的问题 社会经济虽然涉及许多方面，但生产还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来讨论流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讨论，深入下去也会讨论到生产领域。谋生与谋利，实际上讨论的是生产的目的性。生产应该都是具体的，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使用什么劳动工具，哪一种人在进行生产，都是研究生产必不可缺的具体问题。所以我认为，抽象地讨论生产的目的是谋生还是谋利，就如讨论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是不可行的。 封建时代的生产，有地主经济的生产和农民经济的生产。我们先考虑地主组织的生产。封建主组织的生产，一般说来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其家庭、随从等的生活需要，从这一点上，我们说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是自然经济。如我国北魏时期著名农书《齐民要术》，所反映的地主经济（大概是小地主）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种植粮食、水果、各种蔬菜、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多种手工业。这样可以充分满足需求。英国13世纪著名的农书《亨莱的田庄管理》中，也告诉封建主于每年米迩勒节（9月29日）了解到庄园的收成之后，就可以安排全年的生活旅行，根据各庄园的情况，确定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以免使当地负债，而且还应该留下一些牲畜，可以拿来抵消封建主的开支。[53]当然，任何地主经济，即使最古老或最完备的地主经济体，也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总有一些自己不能生产而要从外面得到的货物，也有一些多余要出卖的货物。这就构成了流通的基础。《齐民要术》一方面说“商贾之事，阙而不录”，可是另一方面又写了大量货殖之事，说明各种蔬菜、水果是“供自家，有余出卖”，又写了如何经营经济作物林木等以获利，如何利用粮食、蔬菜的季节差价以获利等，说明地主经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也是会向为利润而生产的方向发展的。至于西欧，也有大量的材料说明在13世纪时英国的许多庄园都进行商品经营，把大量的农产品如粮食、牲畜、畜产品卖出以获利。[54]所以，地主经济是兼有谋生与谋利两种倾向的。不过我们应该说，谋生的倾向还是主要的。它首先是要满足本身的需要，然后才可以谈出卖。 封建社会中的小农经济（农民经济）也有同样的问题。学者们对小农经济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众多的理论与模式，但讨论小农经济，也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时间和条件。一般讨论小农经济，应该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经济，如果讨论现代的小农经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已经进行了工业化条件下的小农经济，那它和前近代的小农经济可能有相当的不同，似乎应该区别对待。按照经济人的观点，小农经济当然就是不断地寻求发家致富，小农可以发展成为资本家，或资本主义的农业家。按照恰亚诺夫的学说，则小农经济追求的是劳动与消费的平衡，就和发展成为资本家的道路不同。恰亚诺夫讨论的，是第二次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我想他们和独立时代的美国农民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拿封建时代的农民经济来说，仍然应该说，它是谋生与谋利都有的二元经济体，但是谋生是主要的。封建社会下的小农，首先是为自己、家人的生存而进行生产，条件许可才可以进行一定的谋利的生产活动，和市场发生联系。[55] 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之上的，即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会发展。而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也可以说是自动发展的。因为生产是人类和自然发生关系，人类作用于自然，而劳动者在他们的日常劳动活动中，就使生产力不断进步，社会不断进步。生产是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的，永远在不停地运动。这一论断也来自进化论，也采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来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由此引入了阶级斗争学说，即要依靠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打破旧生产关系的桎梏。我国学者对封建社会发展的认识，大体上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上的，如上述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所说的周期性危机，就是如此。当然，每一次危机过后，封建社会仍然向前发展，仍然能够缓慢地不断前进。[56]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封建社会发展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是由莫里斯·多布所写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引起。讨论中多布、希尔顿等主张，封建剥削的加强、农民的反抗斗争导致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而斯威齐则主张，是长途贸易的发展导致封建社会解体。讨论涉及资本主义起源的道路问题，即是小生产者分化从而产生资本主义，还是大商人投资于工业、商业控制产业从而产生资本主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当然也就涉及封建社会是如何发展的，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最初斯威齐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prime mover）是资本积累，那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无效率和封建主的贪婪，对农民竭泽而渔，使农民不堪忍受，导致这一生产方式崩溃？那么，为什么封建主要不断加强剥削呢？多布认为是封建主的本性、封建生产方式的本质使然，而斯威齐则强调商业、长途贸易、城市等的作用使封建主贪婪日甚。于是又发生了发展是源于内因还是外因的争论。希尔顿也认为，封建主不断加强剥削和农民的反剥削，即关于地租的斗争乃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57]他特别强调了农民反封建剥削斗争的作用。这样，西方史学家的第一次争论归结到了阶级斗争方面。 第二次西方学者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美国人布伦纳批评波斯坦等的新人口论引发。新人口论者实际上主张人口的增长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认为，封建社会、前工业社会下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提高或提高很有限度，有限的农业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从而引起生产发展的上升与下降。布伦纳指出人口论不能解决近代社会的发展问题，而还要归之于阶级斗争。他说法国农民经过长期斗争，在中世纪晚期取得了较巩固的产权，固守小块土地耕作，土地愈分愈小，不能分化，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英国农民的产权没有法国农民巩固，只能在竞争的状态下租种土地，所以分化较快，在农村中形成地主、租地农业家一雇农那样的结构，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次的讨论仍然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布伦纳想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可是阶级斗争的强化并没有促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和我们所熟悉的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提法大相径庭。另外，评判英、法两国农民中世纪晚期的产权状况也不容易。所以，这一次的阶级斗争说看起来也并不成功。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史学界也多次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合力论”等，都是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有关的，不过限于抽象的概念、理论探讨，没有联系封建社会的实际，这里不作介绍。 新人口论提出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构成社会发展的阻力，伊懋可更把这一理论具体应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他认为中国在宋代的生产、经济已经十分发达，到达了现代化的边缘。可是因为人口过多，落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而无法摆脱。后来黄宗智的过密化学说、过密化商品论，也都是从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立论的。琼斯写有《欧洲的奇迹》一书，从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政治制度等许多方面，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欧洲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却不能。其因素包括欧洲地理环境优越，人口少，受游牧民族侵害也少，天灾人祸都比亚洲少：农业发展快，人均占有土地、木材、牲畜、煤铁诸方面，均胜于亚洲；再加上欧洲政治结构、国家形态等的有利，所以导致它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不久，美国出现了加利福尼亚学派，专门从事亚洲和欧洲发展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比较。彭慕兰所写的《大分流》一书就是针对琼斯的《欧洲的奇迹》展开讨论的。彭慕兰指出，l8世纪时，亚洲特别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不比当时的欧洲落后，甚至还更要进步。到18世纪时，或者说在工业革命之前，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在发展中都遇到生态的制约，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可是欧洲（英国）得天独厚的地方一是它的煤层浅而且分布广，运输便宜，能够比较容易地取代木材成为重要能源。更重要的是，欧洲这时进行殖民扩张，攫取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生态矛盾缓解，所以最后在发展中走到前头。[58] 彭慕兰的意见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中许多是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实证研究。根据李丹的总结，现在有三点共识：l．17、18世纪时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和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大体相等，同时英格兰和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是大体相当；2．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也是大体相当的，黄宗智的过密化学说在这里不能成立；3．细致的研究已经排除了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增长情况的解释，这里不存在人口增长接近土地承受能力的不受约束的趋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速度基本上和西欧相当。[59]这一讨论应该说对打破欧洲中心论，批判“东方专制主义”说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宋代时先进、直到18世纪也没有十分落后的中国不能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呢？彭慕兰的解释基本上是一种偶然性，也许还有更好的解释。 封建经济的发展问题，已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生态、环境和人口的矛盾，从单因素向多因素过渡。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过渡，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按照新人口论的解释，则封建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减少，表现出经济的上升与下降。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则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只是它的步伐比较缓慢而已。封建生产方式如何打破自己的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注释： [1] 参见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l990。 [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92页。 [3]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l998，第2l页。布罗代尔指出，亚当·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却没有觉察到它的迹象。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l997，第ll4页。 [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l页。 [5] 参见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第57—58页。 [6]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l997，第l82—l84、l93—198页。 [7] 转引自刘光临的论文：《市场经济、财政国家与资本主义：对唐宋变革论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 [8]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07页。 [9] 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七、八章，特别是第l23—126页。 [1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l03页。 [11] 参见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姚曾廙译，l981，第234—235页。6 同上书，第283页。 [12] 参见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姚曾廙译，l981，第234—235页。6 同上书，第283页。 [13]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李季译，商务印书馆，1958，第65—66页。2345 [14] Postan，M．M．，“The Rise of Money Economy”，Essays on Medieva1 Agriculture and Genera1 Problems ofthe Medieva1Economy，Cambridge：CUP，1973． [15]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84、202—204页。 [16] 弗兰克等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7页。 [17] 参见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译，华夏出版社，l989；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l二海人民出版社，l994。 [18]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2；More， Ch．．Understanding the Industria1Revolution，London：Routledge，2000，P．18：Jones，E．L．， Growth Recurrin9：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15． [19]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9页。 [20] 希克思：《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l7页。 [21] 同上书，第22页。 [22] Kula, W.,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euda1 System, London: NLB,1976, pp.28-44. [23] Kula，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euda1System，PP．177—178． [24] Ibid，PP．179，185． [25] 布罗代尔：《l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三联书店，l993，第280页。 [26]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82页。 [27] 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四、五、六章；许宝强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Polanyi，K．，and ct al．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Chica90：Henry Rognery C0．，l971。2 [28] 布罗代尔：《l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0—-231页。 [29]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l6页。 [30]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第67页。 [31]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5顶：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41页。 [32]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第27页。 [3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丁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第8页。 [34] 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l993，第272页。 [35] 布罗代尔：《l5—l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39页。 [3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0—41页。 [37]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22—26页。 [38] 《陈岱孙文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l989，第l045页。 [39] 《陈岱孙文集》，下，l046页。 [40] 同上书，篇814、820—824页。 [41] 布罗代尔指出，市场经济只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见《资本主义论从》，第82—84页。 [42]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3—25页。 [43] 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第ll6页。 [44]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第l92页。 [45] 同上书，第191页。 [46] 吴承明：《什么是自然经济》，《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 [47] 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l2—16页。 [48] 波拉尼：《大转型》，第52—56页。 [49]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27—232页。 [50] 布罗代尔：《l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3页。 [51] 同上书，第231页。 [52]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 642页。 [53] 拉蒙德、坎宁安编：《亨莱的田庄管理》，高小斯译，商务印书馆，l995，第98页。 [54]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l65—171页。 [55] 参看黄春高：《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载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第l52～175页。 [56]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352页。 [57] Hilton, R. H., ed.,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LB,1976, pp.115,103-106,111-116.11-116. [58]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9] 李丹：《理解农民中国》，张天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25—226页。 论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封建政治经济概论》第二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