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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故事的起因，要追溯到1538年他与贝特朗·德·罗尔斯结婚之时。这桩婚事本意是要在盖尔和罗尔斯这两个阿尔蒂加村（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望族之间缔结联盟。但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 虽然两家都将问题归结为妖术作祟，但真正的问题很可能在于新郎和新娘的年龄：贝特朗只有9岁或10岁；而马丁却已14 岁。直到8年之后，他们才圆房，这种漫长的等待无疑对马丁是一种煎熬。1548年，发生了一桩很大的家庭纠纷——马丁的父亲指责他偷了家中的谷物。之后不久，这位年轻人就抛下了妻子，独自一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8年之后，马丁·盖尔的父母均已去世，这时他重又回到了阿尔蒂加。他解释说自己曾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参加西班牙的军队，并在荷兰打过仗。这种经历似乎改变了他：他变得更为自信，很快就适应了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新角色，他对妻子也更温柔体贴了。他的家人和妻子对他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 1558年底，马丁要求他的叔叔皮埃尔·盖尔归还他离家期间，从他家的农场所得的收入。这使后者大为恼火，他愤怒地表白道，在马丁离家在外的8年期间，他不仅替他经营了农场，还为他照看了妻子和儿子。第二年，有两位士兵路过这个村庄，声称他们曾和马丁·盖尔一道服役，并提到他曾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这使皮埃尔对住在阿尔蒂加的这位回头浪子产生了疑心，因为他显然双腿都好好的。 皮埃尔现在确信，他的对手不仅非常贪婪，而且还是一位冒名顶替者。这场争端引起了一系列的官司，当1560年图卢兹的最高法院审理此案时，这场争端达到了高潮。让·德·科拉斯是当时参与审理此案的法官之一，他曾围绕这一案件写过一部书，这部书是历史学家们了解这桩案件的最主要参考资料。 图卢兹的这场诉讼案非常奇特。阿尔蒂加的大部分村民以及邻近村庄的许多人都被叫到庭上作证。其中指控被告的有皮埃尔、皮埃尔的儿子们，贝特朗的母亲（她已嫁给了皮埃尔）以及村里的鞋匠（他说这位“新来”的马丁的脚莫名其妙地比“以前的”那位马丁的脚小了许多）。来自附近的一座名叫勒潘的小镇的居民，也提供了对被告非常不利的证词；他们认出被告就是他们镇上以前的一个无赖，名叫阿诺·迪蒂尔，曾化名为潘瑟特。 也有许多对被告有利的证词。马丁的四位姐妹都认定这位受审的人毫无疑问就是他们的兄弟。而被告自己也非常自信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追忆了在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贝特朗——虽然她曾和皮埃尔一起起草诉讼材料——现在拒绝发誓说被告不是她的丈夫。 科拉斯写道，法官们对此感到茫然无措。但他们感到在被告和皮埃尔之间所发生的财产纠纷，使作为叔叔的皮埃尔完全有动机去作伪证。被告对往事的准确的记忆，以及贝特朗——她最了解被告——的撤诉，更使法官们举棋不定。根据科拉斯的记载，法官们最后“准备判皮埃尔·盖尔败诉，判被告胜诉”。 但事情的结局却会让约翰·格里沙姆大摇其头。正当法官们准备宣布判决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人，他装有一只用木头做的假腿。这个人说他叫马丁·盖尔。 这招致了被告的强烈反对。他说肯定是皮埃尔贿赂了某人来冒充，他连珠炮似地向新来者发问，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新来者好像没有被告那般胸有成竹。但形势却急转直下，变得对被告非常不利。马丁的四个姐妹都抛下了他，和新来者拥抱在一起。接下来贝特朗也被带上法庭，她看到新来者后，立刻浑身颤抖，放声痛哭。她跑上去抱住了新来者，说自己受到了冒名顶替者的愚弄，恳请他原谅她。 至此，科拉斯和其他法官终于看清了真相。阿诺·迪蒂尔，曾用名潘瑟特，因“冒名顶替”以及通奸罪被判处绞刑。他于 1560年9月16日在阿尔蒂加被绞死。 临死前，阿诺·迪蒂尔交待了他的犯罪经过。据他所说，他最初产生犯罪的念头是由于马丁的一些熟人将他错当成了盖尔，然后他就想方设法打听关于盖尔的事情。当贝特朗接受了他之后，他便在她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从她那里探听到了更多的情况。 即便如此，仍然还有许多疑问。阿诺如何能够骗得过全村人，包括马丁的妻子和家人呢？贝特朗真的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完全蒙在鼓里吗？眼看皮埃尔的官司就要输掉之时，马丁却及时出现了，这又是什么促成的呢？ 对前两个问题，科拉斯作出了解释。他认为阿诺是一个天才的骗子。他在叙述事情的经过时，还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这位恶棍的钦佩。“对这位聪明的农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这位法官写道：“结局是如此不幸：他竟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贝特朗的容易上当也很好理解，因为“作为女性所具有的弱点，使她很容易被男人的狡诈和心计所欺骗”。而且，科拉斯相信，她也会打消自己可能产生的任何疑问，因为她相信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她对此坚信不移，并且对他的归来满怀感激之情。 至于那位只有一条腿的人的及时出现，科拉斯承认这似乎是一个奇迹。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杰作。 科拉斯关于这些事情的解释，使他的那些16世纪的读者们感到很满意。他的《一次难忘的判决》在出版后的6年之中，重印了五次，而且随后被译成法文、拉丁文等。一位名叫纪尧姆· 勒叙厄尔的年轻法官也就此案件写了一本书，出版于1561年。他的叙述与科拉斯的大同小异。 科拉斯的同时代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怀疑他可能没有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个人就是著名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蒙田认为科拉斯可能是在效仿古代雅典人。当雅典人发现某桩案件特别复杂时，他们就会让当事各方过一百年再来听审。换言之，蒙田认为，考虑到尚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死刑判决来得相当草率。 但400多年来，科拉斯关于这个案件的说法，却盖住了蒙田的声音，成为标准的版本。20世纪80年代，一位法国的电影制造商和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才彻底推翻了这一观点。纳塔莉·泽蒙·戴维斯是1983年出版的《马丁·盖尔还家记》一书的作者，也是1982年所拍电影的两位剧作者让克洛德·卡里埃和达尼埃尔 ·维涅的顾问。在影片以及前面所说的这部书中，贝特朗完全被改头换面了。她不再是受阿诺蒙骗者了，她现在完全成了他的合作者。在某种意义上，她成了前女权运动的英雄，用戴维斯的话来说，她“意志坚定，能独立思考，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如何进行巧妙的周旋，同时又不触动加在她性别之上的各种限制条件”。 在戴维斯的描述中，贝特朗几乎从一开始就识破了阿诺的伪装。但她却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她可以借助他摆脱自己作为一个弃妇（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的不稳定、不愉快的角色。相对于马丁而言，阿诺更温柔，更体贴，因而他“是她可以与之安度今生、相濡以沫的人……他也给了她爱的激情”。因此贝特朗把阿诺需要知道的关于马丁生平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他，并且让村里的其他人也相信这个人无疑就是她的丈夫。 然而，当皮埃尔要控告阿诺时，贝特朗的地位重又变得岌岌可危了，因此她采取了一种很微妙的战略。她假装支持皮埃尔，和他一起起草了对阿诺的诉讼状。这样，如果皮埃尔赢了官司的话，他就不会报复她。同时，她又对皮埃尔的活动进行暗中破坏——当然非常隐蔽，以致皮埃尔根本觉察不到——即在法庭上拒绝发誓说被告不是她丈夫。皮埃尔像科拉斯一样，也将她的反复无常归结为女人的弱点，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聪明的表演。 事实上，如果不是真马丁的不合时宜的出场，贝特朗的策略可能就会成功了，此后她和阿诺可能还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当她意识到马丁·盖尔的出现，使得阿诺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时，她就迅速地抛弃了她的情人，扑进了丈夫的怀抱。 戴维斯这种打破传统的写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她并不相信那些新发现的和科拉斯的说法相抵触的关于那次审判的叙述。虽然戴维斯曾阅读过许多相关的法庭记录，她对历史的了解还是源于对科拉斯的著作的精细的研读。 戴维斯发现在科拉斯的著作中，有许多内在的矛盾，以前的评论家们没有注意到这些，而科拉斯本人则可能已尽力进行了弥补。比如，在他坚持说贝特朗不可能与阿诺合谋时，他强调了将丈夫和妻子维系在一起的需要。他写道：“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法律要求人们考虑问题时，必须要有利于维持婚姻。”这听起来更像是对贝特朗的宽恕，而不像理直气壮地在为她的清白做辩护。 戴维斯也曾指出真正的马丁·盖尔——那个装有一只木头做的假腿的男人——也根本不相信他的妻子的清白。贝特朗恳求他原谅自己受了阿诺的欺骗，而盖尔则对他的妻子将头扭向一边，并“声色俱厉地”（根据科拉斯的记载）说道：“不要希望我的姐妹或我叔叔原谅你，父母、叔伯、姐妹、兄弟都不可能像妻子了解丈夫那样了解他们的儿子、侄子，或兄弟。对于降到我们家的灾难，你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戴维斯认为，科拉斯之所以在对待阿诺和贝特朗的问题上前后矛盾，其根源就在于宗教方面的难题。新教教义当时正在法国广为传播，虽然阿尔蒂加的农民仍是天主教徒，贝特朗可能已在内心接受了新教教义，认为妻子在遭丈夫抛弃一年后就有了重婚的自由。当然，在法庭上她不能明目张胆地这么说，她只能一口咬定阿诺就是马丁。但私下里，她和阿诺可能都会根据新教的教义，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 虽然科拉斯名义上是个天主教徒，但他肯定也同情新教教义，戴维斯认为这正是他在已发现许多可疑之处的情况下，仍要为贝特朗的清白无辜寻求辩护的最初动机。科拉斯的新教倾向后来表现得更加明显——以致在1572年10月，在绞死阿诺·迪蒂尔的图卢兹最高法院前，科拉斯本人也因被指控为异端而被处死。 戴维斯的写法并未被普遍接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她对科拉斯的著作作了许多篡改，这使得她的书更像一部历史浪漫剧，而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还有人对传统的说法以及戴维斯的说法都作了批评，认为他们太轻易地就认定那个装有木头假腿的人就是真正的马丁·盖尔。他们——像阿诺在法庭上所做的那样——指出皮埃尔也可以找到一个一条腿的人，付钱给他，让他在紧要关头出现。 不管怎样，多数的学者都接受了戴维斯的重新解释，埃玛纽埃尔·勒罗伊·拉迪里是当代一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说过《马丁·盖尔还家记》是一部很棒的书，更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剧本。罗伯特·芬利是此书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竟也赞扬戴维斯的书“想像力丰富，文笔优美，引人入胜”。 戴维斯的著作吸引了许多人，原因之一就在于她自己也承认她的解释尚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著作一直试图面对历史学家在辨别真伪时所面临的困难。马丁· 盖尔一案尚有许多疑点，阿诺、贝特朗甚至科拉斯都极有可能对我们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戴维斯在其著作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它同样适用于本书中所讨论的其他多数历史学家。“我想我已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她写道，“或许是潘瑟特重演了这一幕？” 本文来源于[历史大观园 http://www.3378.org/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全文参考：http://173.201.199.232/topic/20100325/580_2.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