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旧唐书》的记载，雄才大略而又精明务实的唐太宗，如同对于波斯的求援使节一样，没有同意拜占庭的建议，采取针对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不过，唐太宗对使团“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展现了对这次通聘的高度重视，在婉拒其要求时仍然表现出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唐太宗对拂菻遣使的友好姿态，可能是因为拂菻国乃中原王朝所熟悉、感兴趣的西方大国；而拒绝拜占庭帝国的请求，则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外交政策是“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和弱”，对中国来说，阿拉伯和拂菻都是“远交”的对象，它们之间的战争胜负无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无需中国兴师动众，耗费国力；二是这时的唐朝廷正出于经略西域、出击西突厥的关键时刻，尚无力量干预过多；三是此时的阿拉伯人还没有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的中亚地区，还没有与唐朝廷在中亚的利益发生冲突，唐朝对新兴的阿拉伯人并没有负面的看法。这一点可从638年唐太宗谢绝波斯求援使节的一番话来证明。阿拉伯史家塔伯里（Tabari）这样记述中国皇帝的答复：“国王们之间互相帮助是对的；但我从你们的使者那里已了解到这些阿拉伯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宗教及其首领们的品格。其人拥有如此之信仰、如此之首领，将无往而不胜。所以，尔等好自为之，争取他们的宽宥吧！”[29]这样的记载虽有阿拉伯史家借中国皇帝之口而自我拔高的成分，但整个说来倒也符合太宗的才略和性情特征。 与643年拜占庭遣使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派遣使者的拜占庭王“波多力”是何人？对此一问题，学者们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30]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名称上考证其可能性；夏德对此问题用力甚勤，但由于他固执于“拂菻”之名在中国的传播与来华景教徒的关系，极力从教会权威人士的名称中寻找这个名称的由来，方向偏颇，自然也难得其正鸪。我认为，所谓拜占庭王“波多力”，其实并不是哪位皇帝或教皇的名字，而是当时拜占庭皇帝新启用的称号βασιλεύς的转音。[31]βασιλεύς是古希腊国王的称号，罗马帝国时期被代之以“凯撒”、“奥古斯都”等称谓。在拜占庭帝国初期，这个称号虽长期非正式地用作拜占庭皇帝的称号，但作为正式称号却是由希拉克略（Heraclius, 610-641）于629年采用的；此前这个名称的意义相对低微，在希拉克略时代才变成与Imperator即“皇帝”意义相同的称谓，[32] 故拂菻王“波多力”应指希拉克略。[33]这个称谓被载入中国史册，很可能得因于这样的情形:到达唐帝国朝廷的拜占庭使节与主持外国事务的唐朝官员交涉时，多次提到“吾皇陛下如何如何”，以强调这次外交行动的重要性，遂使βασιλεύς一词深印入中国史官的脑海，从而被作为拂菻王的名称保留下来。以帝号称呼外国帝王，在中国史册中不乏其例。如《旧唐书·大食传》：“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噉密莫末腻”是Emir al mumenin的译音，意为“信从者的君主”，是哈里发奥斯曼（644-654）的称号；[34]《宋史·大食传》：“大食本波斯之别种。……（开宝）七年，国王诃黎佛又遣使不罗海。”“诃黎佛”为Caliph（哈里发）的译音。[35] 将βασιλεύς 比对“波多力”还有另外两个理由。首先是二者的音肖，βασιλεύς一词的第一个音节在希腊语中读若va， v、b均为唇音，可以互转，va可转为ba，故βασιλεύς转为拉丁文作basileus，ba与汉语的“波”相当；第二个音节σι以拉丁文转写为si，可与ti、to互转，对应汉语“多”；[36]而leu转为“力”，不仅在音韵转变上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在汉籍中可以找到例证。《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波斯国都宿利城。”“宿利城”即 Seleύkεia（Seleukia），可证leu在汉语中可作“利”或“力”。[37]其次，从史实角度，这一观点也符合拜占庭的历史实际：在拜占庭军事力量无法挽救国家危机的情况下，希拉克略这位亲自率军经过长期战争击败波斯帝国，将拜占庭国势推向鼎盛局面的皇帝，肯定比其他任何人更急于用外交手段来力挽狂澜。况且，如前所述，在7世纪20年代对波斯的战争中，他曾有过联合突厥可萨部一起攻击波斯的成功的外交经验。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断言，643年到达中国的使节很有可能是希拉克略在641年2月死前不久所策划。虽然具体执行者在他死后才将这次外交行动付诸实施，但仍以他的特别称号——“波多力”——来昭示这次外交行动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希望以此打动中国皇帝下定决心，与拜占庭帝国联盟，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阿拉伯势力的攻击。由于此时阿拉伯人已经占领波斯全境，封锁了通过伊朗高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拜占庭使节只能从北部欧亚草原之路东行，即跨越里海、咸海北岸、天山南麓、哈密、到达长安。这条道路正是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互通使节时两国使节来回往返的道路，也是裴矩在《西域图记》做过逆向描述的道路，即“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达于西海”的路线。 三 643年的遣使以后，拂菻国还向中国六次遣使。其中三次（719年两次，742年一次）与中亚的景教徒有关，其他三次（667、701和711）未明言，难以判定。但我们看到，其中乾封二年（667）拂菻使节所献贡物中有底也伽，此物是西亚出产的一种名贵药物，与景教徒的行医传教传统习惯密不可分。[38]由此可以认为，这六次遣使中至少有四次与景教徒有关。鉴于这一时期中亚景教大规模进入中原内地这个背景，我们的研究将集中探讨这些由景教徒为骨干的“拂菻”使团与拜占庭帝国究竟有何种关系。 如前所论，“拂菻”一名应源自Rum，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东罗马帝国，然而，李唐一代，情况又并非完全如此。1909年端方（1861-1911）在《陶斋藏石记》中刊布了阿罗憾墓志的录文。该墓志出土于洛阳附近，主人公阿罗憾是一位波斯国大酋长。碑文称这位波斯人“显庆（656-661）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西域]，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北门[右]领使，侍卫驱使。又差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有学者相信这里的“拂菻”也指拜占庭帝国，将这位波斯人出使拂菻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意大利，将整个事件考订为：唐高宗派阿罗憾出使东罗马帝国，以联合罗马军队共同抵御白衣大食咄咄逼人的进攻。阿罗憾沿着隋代裴矩《西域图记》所记载的北路西行。由于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二世在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一度将宫廷从君士坦丁堡迁到意大利，阿罗憾大概在意大利宫廷见到这位东罗马皇帝，并立碑纪念——所谓“于拂菻西界立碑”。阿罗憾西行的时间大致在公元663-668年东罗马迁廷意大利这五年间。乾封二年（667）的拂菻遣使，可能是对阿罗憾出使东罗马的回访。[39]这样的想法过于大胆，意大利学者富安敦（Antonio Forte）认为这样的考订“想像失之离谱”。[40] 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指出，唐代史籍中的“拂菻”之名可能并不总是指向拜占庭帝国。1942年日本学者榎一雄提出，“拂菻”可能是另一叫“忽懔”的地方的别称。“忽懔”即Khulm，位于Balkh与Warwāliz之间。657年苏定方在伊塞克湖（Issyk-Kul）附近击败西突厥后，王名远在中亚设立行政管理机构。榎一雄认为，阿罗憾在这一地区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王名远建议在中亚所立石碑，就是阿罗憾在“拂菻西界”立下的石碑，二者为同一事物。[41] 岑仲勉于1958年也注意到阿罗憾碑铭中的“拂菻”，认为碑铭中的“拂菻招慰”显然与王名远置州县同时。唯时波斯大部分已被大食占有，所谓‘拂菻西界’，断不能逾波斯而西，是‘拂菻’只是‘西域’之代用字样。”[42] 近有学者对阿罗憾墓志铭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证明这里的“拂菻”乃指吐火罗而言。[43] 这种观点得到中国史籍记载的支持。《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高仙芝……开元末，表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兵马使。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羁属吐蕃。……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 功一岁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令诚俱班师。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这里的“拂菻”显然也位于中亚（罽宾）。张星烺注意到《新唐书》的这段记载，认为“所谓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不过史家虚夸之辞。拂菻、大食等国当时或皆有祝贺战胜吐蕃之表文，而史家遂谓为降附也。”[44]显然，他没有考察到“拂菻”在不同情况下所表达的不同地理含义。现在的研究表明，罗马帝国在中亚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其表现之一是，中亚各国的君王惯于以“罗马凯撒”自称，这个称号在汉籍中作“拂菻罽娑”（“拂菻罽婆”中的“婆”乃“娑”之误）。[45] 如果接受中亚也存在“拂菻”的事实，那么中亚“拂菻”的遣使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旧唐书》所记载的这些所谓“拂菻”遣使在根本上与拜占庭帝国并无联系，只是中亚的景教徒借用“拂菻”旗号而已。但这样的理解面临一个难题：景教徒为何要借用“拂菻”旗号？而《旧唐书》作者何以将中亚“拂菻”的遣使归于代表拜占庭帝国的“拂菻”名下，将两种不同意义的“拂菻”并入同一传记呢？我们固然可以承认中亚的一些地区如吐火罗具有自称“拂菻”的传统，但《旧唐书》将两个“拂菻”并入同一传记的做法，似乎使人不能轻易否定它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 从客观上，这一时期阿拉伯势力对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展开的全面攻击所造成的危机更加严重。在波斯方面，萨珊朝国亡后王室成员退居中亚仍坚持抵抗，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唐朝廷的军事援助。《册府元龟》卷九九五载：“永徽五年（654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侯为大食兵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记载：卑路斯龙朔元年（661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咸亨中（670-673年），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678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708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自开元十年（722年）至天宝六载（747年），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 在拜占庭帝国方面，648年，阿拉伯人占领塞浦路斯，655年在西亚海岸的菲尼克斯大败拜占庭军队。661年穆阿维亚登上哈里发宝座后，不断对拜占庭边防发动小规模攻击，668年冬至669年夏发起对君士坦丁堡的大规模围攻，虽然失败，但已预示全面进攻的开始。674-680年“七年战争”期间阿拉伯军队在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攻势造成君士坦丁堡的严重危机，拜占庭依靠“希腊火”才勉强解围。716年阿拉伯军队第三次围攻君士坦丁堡。782年哈里发麦哈迪的儿子哈伦·拉希德率军进攻小亚，逼近拜占庭首都，拜占庭帝国被迫求和，向阿拉伯人纳贡。[46] 可以说，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末叶，拜占庭帝国所面临的阿拉伯危机有增无减。在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军事进攻面前，正如波斯具有遣使唐朝廷、联合中国建立抗击阿拉伯人的具体行动一样，拜占庭帝国也有同样的动机和行动。这两大势力遣使求援的客观因素并未消失，因此，中亚景教团体所处的独特环境有可能使之成为二者求援于中国的中间媒介。 景教即聂斯托里教，原为拜占庭帝国国教基督教之支派。自431年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判为异端，受到拜占庭帝国的迫害后，开始了向东逃亡、迁徙的进程。7、8世纪是景教教会向东传播最力的时期，木鹿、哈烈、撒马尔罕均有大主教区。[47] 7世纪中叶阿拉伯穆斯林势力进攻波斯东部时，景教在中亚发展规模已蔚为可观。景教大主教耶稣雅布（Jesujabus，650-660）在一封信中慨叹，木鹿省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在伊斯兰势力入侵面前叛教，其原因并非惧怕阿拉伯人的兵燹，而是为了避免财产损失。[48] 阿拉伯人向中亚的扩张，对当地的佛教和火祆教造成压迫，[49] 对景教当然也不例外。众多不愿归附伊斯兰教的景教徒自然会加入抵抗运动，故其最初的活动与波斯联系在一起。贞观年间景教徒阿罗本的最初入华，与波斯的抵抗运动有关。[50]《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大德僧潘那蜜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这位充当使节的“及烈”的名字又见于景教碑，碑文称颂他与僧首罗含“共振玄纲，俱维绝纽”，为景教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 [51]显然，由于景教徒已经在中国内地与唐朝廷建立了合作关系，具备从事波斯和中亚各国与中国间进行外交活动的客观条件，所以利用景教徒业已建立的这种关系，争取和利用他们从事外交活动，争取唐朝对波斯抵抗运动的援助，对于亡国的波斯王室而言，是非常现实的选择。那么，对于同样抗击阿拉伯进攻的拜占庭帝国，中亚的景教徒不是具有同样的利用价值吗？景教徒基于自身利益而采取同样的合作姿态，同样可以理解。从客观上，反抗阿拉伯人的征服所形成的共同利害，有可能使中亚景教团体转向与拜占庭帝国结成同盟，以实际行动服务于拜占庭帝国联合唐帝国抗击阿拉伯征服的事业，正如他们积极效力于波斯与大唐的联盟一样。 不过，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中亚景教徒利用中亚早已使用的“拂菻”旗号，主动与唐朝展开外交活动，但在实际上与拜占庭帝国并无任何联系，其与拜占庭帝国抗击阿拉伯征服的行动只是客观上的偶合；一是拜占庭帝国采取主动行动，利用了中亚景教徒为自己展开外交活动。《旧唐书》将景教徒的行动列入拜占庭帝国的外交行动之内，这个史实似乎更使人相信，是拜占庭帝国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有学者认为，景教徒的行动表明“在唐和阿拉伯势力在中亚角逐的年代里，拜占庭帝国又通过基督教徒和中国政府多次联络，试图重新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来和席卷中亚的穆斯林相抗争”。[52]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 这里的问题是，景教徒为何乐于以“拂菻”为旗号服务于联合唐朝抗击阿拉伯征服的事业？如果他们的出使确是出于拜占庭帝国政府的派遣，那么这一问题自然很容易理解。不过，这些使节之所以响亮地打出“拂菻”旗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也许应该从中亚与罗马帝国的特殊关系加以理解。 如前所述，在波斯和拜占庭帝国抗击阿拉伯征服的战争中，景教徒曾以波斯人的身份为波斯与唐朝的联合而奔走出力，这大概是景教初传中国时以“波斯经教”为唐朝官方所熟悉的原因之一，但在636年嘎底西叶战役和642年尼哈旺德战役之后，波斯萨珊帝国当局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651年末代君王耶兹德格德在谋夫被杀，波斯帝国实际上已经灭亡。此后虽有王室后裔为复国梦想在中亚地区进行的种种努力，但面对阿拉伯人对中亚地区的征服，实际上已成无济于事的徒劳之举。亡国后的波斯帝国王室在中亚进行的复国运动，在唐朝经营中亚的战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从整体上分量已很有限。 而在拜占庭帝国一面，虽然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丢失了地中海东部沿岸和埃及的领土，但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象征，却始终巍然屹立，成为帝国力量的象征，并在阿拉伯人多次围攻中大败对手，取得危难中辉煌的战绩。这种形势有可能促使景教徒在服务于拜占庭帝国与大唐帝国联盟事业的过程中出现身份认同上的转变，由原来的波斯身份转向“拂菻”（拜占庭）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了解到自己宣称的“拂菻”竟然在历史上以“大秦”之名为中国人所熟知，这时，宣传“拂菻即往昔的大秦”，复活汉魏史籍所盛赞的“大秦”，必然成为景教徒在中原内地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大秦”之名遂在唐朝廷上下大放异彩。景教本身的“波斯经教”身份开始向大秦身份的转变。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玄宗诏令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并令天下诸府郡置寺者一并照改，应是景教徒在波斯亡国后改变身份认同、大力宣传活动的结果。当现实中的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被围困于小亚一隅，而中国也因751年怛逻斯之败退出西域时，“拂菻”之名逐渐与现实脱离，演变成为一个飘渺的符号。[53]而汉代以来充斥中国史籍的“大秦”名称经景教徒鼓吹和唐帝国政府的扶持获得大力传播，终有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建立。 在这一过程和精神氛围中，服务于拜占庭外交活动成为景教徒的荣耀。而且，景教与拜占庭所信奉的东正教会在根本上是同一种宗教。景教徒虽与拜占庭教会存在矛盾，但并未完全割断与后者的联系。从客观上，拜占庭帝国能够战胜穆斯林，景教也可以借此得以保存；为拜占庭帝国服务，也就是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服务。在波斯帝国覆亡后阿拉伯势力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景教徒图存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拜占庭帝国战胜伊斯兰教势力的可能性上，为此它愿意为拜占庭帝国效命，促成拜占庭帝国与唐朝廷的联合。719年突厥可汗给其子命名为Frōmo Kesaro，即“拂菻皇帝”，说明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和中亚各族的抵抗运动保持着某种互通声息、相互支持的关系。[54] 这使景教徒更容易转向拜占庭一边。 不过，唐朝廷从自己的战略出发，对拜占庭的联合意向，显然极为谨慎，避免与阿拉伯胜利发生冲突。751年高仙芝统率的唐朝军队在怛逻斯被阿拉伯军队击败，唐朝势力退出西域，阿拉伯人成为中亚的绝对强权。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虽然手段暴戾，但在征服中亚地后对当地其他教徒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包括景教徒在内的各抵抗势力的反抗。景教徒面对大势已去的形势，已难有作为，所以改变行动方针，不再为拜占庭帝国和大唐帝国的联合而奔忙，退而专注于中原腹地的传教事业。于是，在中国史籍中便再难看到景教徒为中国与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外交往来穿梭的痕迹了。至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禁绝佛教，景教受到牵连，本身的存在也成为问题，其活动被官方禁止。景教徒在唐帝国的传教活动以及它在拜占庭帝国与中国外交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成为了历史。（《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