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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由于“视死如视生”观念的长期存在，影响到人们死后在另外一世界的居住、生活等要和生前一模一样，又由于祭祀与保卫国家同等重要，因而人死后的一切活动都是非常壮观的，国君们对此更是重视，必有一整套完整无缺的防护措施来实施对王陵的保护，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墓葬中的防护措施。防护措施是中国古代墓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各个时代墓葬中的防护措施浓缩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风貌，反映了丧葬文化的一个侧面，是我们了解历史，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本文拟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发，对秦国王陵的防护措施作初步探讨。 一、墓葬防护措施源流考 这里所说的防护措施，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防潮和防腐，防止死者尸体遭地下水的侵蚀和腐化而采取的一些措施。第二，防御功能。一方面，防御人和其它动物对死者的侵扰和破坏。另一方面防御死者灵魂作祟，危害生人。在人类社会早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对自身的生死存亡缺乏明确的认识，对生老病死困惑不解，没有丧葬的意识，因而，人死后多是弃之于野外，以此来处理同类尸体。《孟子·滕文公上》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弃尸于壑’的做法与禽兽无异，认为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因此它所引起的悲哀伤痛是人类其它事情所无法比拟的。而送死，乃是为人者应尽的孝道。如果对父母、亲人之死无动于衷，不发乎情，那么他就不成其为人了”[1]。《吕氏春秋·孟冬纪·节丧》曰：“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性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又由于弃尸于野的做法常遭野兽的侵扰，因而需要一定的场所来放置或处理尸体。《孟子·滕文公上》亦云：“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 ，睨则不视。夫?也，非为人?，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 而掩之。”这样，就出现埋葬死者的习俗——防止动物的威胁。 “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2]。可见，埋葬死者要择地而葬，以免埋葬浅了遭野兽的祸害，埋葬深了则受泉水的侵蚀。为此，棺椁的出现就必不可少。“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上周于椁”。“天子之棺四重：水?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禟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长六尺”[3]——防止动物的侵害和水泉的腐蚀。 又《荀子·礼论》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统治阶级想灵魂不灭，生前有什么样的享受，死后也同样要有，这样，墓葬中就出现大量随葬品，“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4]厚葬的实施，虽满足了统治者一时的欲壑，但不可避免地引来众多觊觎之徒对陪葬品的偷盗挖掘。《吕氏春秋·孟冬记·节丧》曰：“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防止人为的盗掘和破坏。 盗墓之风由来已久，春秋时代，战乱频繁，盗墓多与战争有关，在吴楚战争中，吴军攻入楚都城，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将楚平王墓掘开，怒鞭平王尸以解其恨。燕将乐毅破齐，下七十余堞，齐将田单派人使反间计，说：“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眀先人，可为寒心。”燕军中计，“尽掘垄墓，烧死人”[5]。这种报复性的军事发掘演成了后世大批盗墓的恶例。起初的盗墓，只是对某事、某人憎恨，采用掘古墓的办法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战国时候，由于厚葬成风，偷盗墓中宝物的心理则占了主导地位，成为盗墓的首要动机。陪葬丰富的大墓尤其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吕氏春秋》对世上盛行的厚葬之风进行了类锐的批评：“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6]。“善棺椁，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人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和者以相矜尚也。奢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7]。作者谴现厚葬，因为它引诱着人们去盗掘坟墓，“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之心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墓无不?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8]!可见，由于厚葬的引诱，“大墓无不?”。虽然《吕氏春秋》作者对“大墓无不?”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以俭节葬死”的主张，“先王之葬，心俭，心合，必同”，“为死者虑”[9]。但厚葬之风并未因此而稍减，相反，后世愈演愈烈，厚葬成为历代帝丧葬中的必备礼仪。 死者面对野兽的侵扰，水泉的腐蚀，人为的盗扰和破坏，统治阶级一定会想方设法，竭尽所能，为死者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一个较稳定的地下墓葬，以避自然界、野兽、人类对它的破坏。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达到“安死”。这样，墓葬中的防御保护措施就应运而生，必不可少，帝王陵更是如此。 二、秦国王陵的防护措施 秦国统治阶级同其他统治阶级，对帝王陵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 (一)墓地一般多设置在都城附近，并设立专门的陵区 据研究，墓地制度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居室葬”。到了新石器时代，墓地制度随着氏族公社的出现而变为氏族公共墓地，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家族墓群出现，之后，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阶级的产生，统治阶级的专有墓区开始出现，它与贫民的墓区分开，形成自己独立、固定的墓葬区。这些墓葬区即“公墓”，也即国君及王室之墓地，由冢人负责掌管，设计规划，绘制蓝图，确定墓室范围，以及墓地王室、纎葬的排列和有关设施的布局等问题。正如《周礼·春官宗伯》所言：“冢人掌公墓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 秦国从公元前770年襄公立国开始，除他本人的葬地现尚不清楚外，秦国陵区大致可分为六大陵区，即西山、平阳、雍城、栎阳、咸阳以北和芷阳陵区[10]。秦襄公都邑，《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徒都。”其葬地，《秦纪》云：“葬西垂”。“如果说前者记载属实，襄公的葬地应该距不远”[11]。即在都城附近。文公四年，营邑于渭之会。宪公徙都平阳。《史记·秦本纪》云：文公“葬西山”，宪公“葬西山”。以及后来的出子都葬于西山陵区，距都城皆不远。平阳陵区也在宪公时的都城平阳附近。而穆公至出公后的十六位国君均葬于雍城陵区，也是在都城雍的附近。献公二年都城栎阳，孝公十二年又迁都于咸阳，葬地尚不明确，可能葬在栎阳附近的栎阳陵区[12]。惠文王和悼武王陵都在咸阳之北，距咸阳不远。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陵皆在芷阳陵区，距都城栎阳、咸阳也是很近。可见，秦国王陵多设在都城附近，以便于管理、保护、又利于祭祀。这种方法是沿用了古代居住地和墓葬区分开设置的习俗的，只不过秦人更进一步，陵区的设置是和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随着国家势力的不断增强，随着国家都城的不断迁移而移动。并非有一处固定的墓葬区。但总是分布在都城的附近。 (二)陵区设置隍壕 采用隍壕作为陵园的防御设施，是雍城秦公陵园的一介显著特点 [13]。这种方法是对古代在居住区周围设立防御性壕沟的继承。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就有发现，在半坡遗址的居住区周围挖掘有深宽各5—6米的防御性壕沟，而姜寨遗址的五个建筑均被三条深宽各2米的人工围沟和一条自然河流所环绕，起到护村的作用。秦人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了墓葬中，来围护陵墓，防范野兽和人为的侵扰。在已发现的雍城秦公陵园中，整个陵区外围有隍壕围绕，每个陵园基本上都有中隍和内隍。中隍围绕陵园，将陵园内的主墓、车马坑和陪葬包围其内，内隍则围绕中字形主墓。一般中隍设南北二门，内隍除设南北二门外，东西墓道伸出内隍之外形成东西二门。南边二门和北边二门都是隍沟没有挖通而留下的生土梁门道[14]。以凤南Ⅲ号秦公陵园为例，该陵园不仅有内、中隍设施，而且有外隍设施。据钻探，内隍形状如同两个南北相对的马蹄，紧围在M9的墓室周围。东壕长143米、西壕长142米、均宽4.5米，壕底呈马槽形，南端底部距地表3.2米、北端3.2—3.5米。南壕长92米、宽4.5米、深3.1米；北壕长92米、宽5米、深3.5米。南北壕中段未挖通，形成南北两门，内隍以内面积13156平方米。内隍四角呈圆形。中隍平面呈长方形，将M9和M10包括在内。东壕长444米，宽3.7—4米；西壕长438米，宽3.7—5.5米，深3.2—4.6米；南壕长310米、宽3.5米，深3.5米左右； 北壕长263米、宽3.7—5.5米，深3.2—5.6米。壕底呈马槽形，南北壕有一段未挖通，形成接近对称的南北两门。中隍全长1496米，隍内总面积135780平方米。是内隍的10倍。外隍西壕长2170米，宽3.2—5.6米、深2—4.2米，隍口距地表1—2米。北壕长1530米、宽3.2—5.6米、深4.2—6米。南壕长3320米，宽2—7米、深2.9—4.6米。外壕紧挨着M9、M10、M13、M14、M21、M22等大墓构筑，将其包括在内，走向有明显的弧度、拐角。由试掘推测该陵园隍壕设施的构筑 时间在战国早、中期。沟底有淤土，壕内有倒塌的生土块，堆积层中遗物也有早晚区别，说明这些隍壕可能是防御性的明沟，只是后世不断淤填才逐渐与地面齐平[15]。已探明的13座(目前已达14座)陵园，陵区内的外隍、中隍、内隍总长度达35公里。构筑各类墓葬及隍壕土方达110万立方米。反映了秦公陵园区的恢宏规模[16]。 在芷阳陵区的秦东陵发现的几座陵园中，也是以天然壕沟和人工挖掘的壕沟用为陵园的防御设施。一号陵园的隍壕是由东边的人工壕沟与南北西三面的自然壕沟组成，东隍壕南北走向，南接小峪沟，北接无名沟，通长1800米，最宽处上口为10米，深6.2米，底部中间稍深。南、北、西三面均借用天然沟道，亦可能经过人工整修。沟壁陡直，围护性能好。南隍壕即小峪沟，有涓涓细流，沟水西折北流，北流的小峪沟即为一号陵园的西隍壕，河岸东壁陡峻，西岸低矮。北隍壕即为无名沟，与西隍壕交会。沟道上口宽15米左右，深7米。从侧壁看，上部有2米的红土层，其下是10厘米厚的石板层，再下为质地坚细的粉白土。石板以上的沟壁坡度为45度，其下两壁直立。这样，因地制宜，利用自然地形和人工壕沟组成隍壕设施，互相连接，四面包围，利于防洪排水，又起到围护陵园的作用[17]。第四号陵园四周也同样构筑隍壕，东、西、南三面均利用原来的自然沟壑，遗迹尚存。北面为造陵时开辟的人工沟壕，现残长16.5米的一段，宽1.5米，深2.2米，隍壕壁面用天然石筑砌[18]。这些深广的隍壕的构筑，大大增强了陵园的防护功能。 (三)墓上出现建筑物来防御外来扰乱，并出现专人看守陵墓 墓上建筑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萌芽。在辽宁省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群内，有一用三圈淡红色的石桩围成三层逐渐迭起的圆坛，表层积土中有三具人架骨，发掘者认为这可能是一“墓祭”建筑遗址。殷商时期，墓上建筑已初具雏形，殷人为了祭祀自己的祖先，在墓上盖起了茅茨土阶的殿堂，作为祭祀和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殷墟妇好墓和安阳大司空村的多座墓上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房基及础石。这些地面建筑遗迹应是后世所谓的“享堂”建筑6[19]。 秦国王陵墓建筑最早出现在雍城陵区。在雍城陵区已发现14座秦公陵园中，共有49座大墓。18座中字形大墓中的17座墓室之上都发现许多板瓦和瓦筒残片，说明当时普遍存在墓上建筑。M1的墓上建筑已被破坏，发掘时只在东墓道相接部位，清理出一排柱洞，并见凹字形板瓦相互衔接垒压的现象。墓室的西端上部，曾发现长0.82米、直径为0.21—0.28米的绳纹水管一列[20]。在M37上，沿墓口外侧并向东西墓道各延伸19米，有一排水散水石，整体平面呈中字，沿东西墓道北侧铺砌的散水，有两个宽2.8—3.4米的缺口，应为墓上建筑北面的东西门。东门中心距墓室东壁6.2米，西门中心距墓室西壁6.1米，散水石东西长72.8米、断面宽1—1.2米。一般平面铺12—15列青色河卵石，卵石直径5—12厘米。散水外低内高，略有倾斜。散水石中部，墓室正中之上，在东西长23.8米、南北宽16米的范围内，为纯净黄色夯土墙基。在夯土范围正中，有一夯土构筑的长方形封闭空间，长2.2石、宽1.8米，可能为建筑的中心部分。根据夯土墙基东西两边没有散水来推测，M37上建筑可能是一两面坡式建筑[21]。 到了秦东陵时，墓顶上已无建筑物，而把建筑物移于墓侧。这与陵墓上出现封土有关。 秦东陵一号陵园内有地面建筑基址4处，一处位于M2之南，大约有夯土基础40×100米，现残存18×14米的夯土台基，台高出现在地表1.8米，夯层厚为5—10厘米，层间较平，同秦始皇陵园所见夯层基本一致。夯土深1.1米，地面随处可见有板瓦、筒瓦、砖、瓦当等残块[22]。另三处与此类似。至秦始皇陵时，更是继承前代，在墓侧设立寝殿、便殿。蔡邕《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应劭《汉官仪》也说：“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都意识到在陵墓旁设置寝殿的同时在陵园内祭祀死者的方法是从秦始皇陵开始。当然，在秦东陵中就已出现墓侧建筑，蔡邕等之所以这么说，恐怕与秦始皇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有关。考古资料证明：秦始皇陵园内有大型地面宫殿建筑，主要分布在秦始皇陵封土以北的内城垣内，在这个区域，至今地面上仍然堆积着大量的瓦砾和红烧土、灰土等遗迹，夯土基址十分密集。已探明的主要建筑基址有两处，一处位于始皇陵封土北侧40米，平面近似方形，南北长65米，东西宽55米，面积3575平方米。基址四周铺着粗砂，似为散水。基址的上部覆盖着残碎的瓦片及红烧土；局部地段残墙高30—50厘米左右，残墙表面有一层麦草泥，并涂白垩。这些迹象表明，这是一座近似方形的瓦顶大型建筑，四周环有散水，当以夯土墙和立柱承托屋顶。另一处在它的北侧，由东西向一字排列的四座建筑组成。其中的二号建筑遗址保存较好，分为主体和门道两部分，主体部分南北长19米，东西宽3.4米，面积64.6平方米。室内地面经夯打，坚硬光滑，残存的墙壁高26—40厘米。主室的南半部分有一凹字形的用片石铺就的路面，北半部有一长约25米、宽0.5米的片石铺就的甬道通于室外，甬道的北端西侧有陶井圈垒砌的渗井一眼。主室的西侧有一东西长5.3米、宽1.6米的廊房式门道。门道南北两壁的夯土墙残高0.8—1.05米。门口遗有贴壁镶砌的青石板及壁柱残迹，阶墀用青石拼砌。三号建筑基址位于前者之东，紧密相连，基址宽9.7米，残长3.8米，残存墙壁高0.3—0.4米。室内有方形或长方形石板铺的地面。遗址内出土大量石材、瓦当、板瓦、筒瓦、以及铜铺首、铁构件等。前者被认为是寝殿，后者是便殿。秦始皇陵园内寝殿的形制继承了前代墓上享堂建筑的形制，是一座近似方形的大型殿堂建筑。便殿则是供墓主人灵魂休息闲晏之处[23]。 随着地面建筑的出现，开始有专人守卫王陵。《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提到的“甸人”就是，“可(何)为甸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也”。说明最迟在秦孝公、献公时就已出现守冢户，负责管理陵墓的一切事务。到了秦始皇陵时，陵旁开始设置陵邑。《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云：“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史记·秦本纪》载：“(始皇)十六年，秦置丽邑”。“三十五年，因徒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左传》云：“晋献公伐骊戎，杜注在京兆新丰县，其后秦灭之以为邑”。丽邑是为秦始皇陵园而设的，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帝王陵旁设邑的先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诸帝陵均置陵邑，而且还设置了“陵令、寝庙令、饲官、园长、门吏”等官僚机构，负责陵园管理和岁时祭祀。冢守在汉代已成习俗。 在秦始皇陵北侧刘家寨村一带，发现三处大型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其中刘家寨遗址面积约为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5米，出土有五角形陶水道、条形砖、板瓦、筒瓦和各式云纹瓦当，并且有夯土遗迹。其西北的沙河村——苗家寨遗址，面积更达150万平方米，地面上除常见的秦汉砖瓦外，另有一段长40米、残高2米、宽8米的城墙遗迹。在这些遗址出土的秦代文物中，无论是大小、形制、规格、纹饰或质地都与秦始皇陵出土物并无二致。尤其是砖瓦上戳印的“宫寺”“宫囗”“频阳”“寺婴”等陶文，与秦陵陶文酷似，据推测，此处可能是秦丽邑汉新丰的所在地[24]。同时，在秦始皇陵园内曾出土刻辞为：“丽邑二升半，八厨”，“丽邑五斗，崔”。“丽山食入官”的陶器残片和刻有“乐府”字样的错金银铜钟。“丽山”是“丽山园”的简称。“食入官”即食官，是奉常属官。说明陵园内有食官的设置，“丽山食入官”就是丽山寝园的食官，掌管寝园的膳食之事。“丽邑二升半，八厨”中的“八厨”是食官统辖下的供厨编号，说明供厨数量众多，膳食供应规模巨大，每个供厨内的人员若以10人计，总数就要超过100人。此外还有供奉于寝殿、便殿的宫人，以及负责扫除、守卫、尚食等方面的人员，数量将会达数百[25]。在秦始皇陵园西侧、西城门以北内处城垣之间的地区发现的三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就是这些园寺吏舍的建筑遗迹。 除本朝统治者自己派人守卫陵墓外，历代统治者对前一王朝的王陵多采取保护措施。《史记·秦始皇本记》载：“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高祖本纪》亦云：“十二月，诏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魏安僖王、齐愍王、赵悼王皆绝其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可见，后代统治者对前代帝王陵也派有看守，使其祭祀不绝。虽然，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设立，但对王陵的保护却是一脉相承，一成不变的，它是对秦国王陵保护措施的承袭和沿用。 总之，陵邑的出现，陵园内一套完整的官吏设置，以及众多园寺官吏的尽力保护，秦陵的安全就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四)出现夯筑封土，借高大坚实的坟丘以防后世的盗掘 春秋以前，中原地区一般多用“墓而不坟”的埋葬形式。正如《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变革频繁，开始出现封土。《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即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尽。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这里墓上出现封土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为了便于寻找亲人的埋葬之处，于是积土为坟，作为一种地面标记。另一方面，坟丘的出现，成为显示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的标志，成为社会等级的一种象征。它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定，身份越高，坟丘越大，反之亦然。《周礼·春官·冢人》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礼记·月令》曰：“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白虎通·崩薨篇》引《礼纬·含文嘉》云：“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秦国国君的坟墓称“陵”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其意在于言其高大雄伟，《说文·阜部》：“陵，大阜也”。秦国王陵中封土出现最早的是在秦献公、孝公之栎阳陵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也”。可见，此时墓上已出现封土，并有专人看守陵墓，在咸阳市周陵中学有两座冢墓，长期被误为周文王、周武王墓，阎文儒先生考证其为秦惠文王、武王陵[26]。芷阳陵区的大墓封土更是如此，一号陵园两座大墓均有封土。秦始皇陵封土更是惊人。《汉书·楚元王传》：“其高50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经实测，现今封土有43米之高[27]。原封土堆的底部近似方形，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周长2000米，面积249775平方米，与《汉书》所言大体接近。现存封土南北长350米，封土顶部为长方形平台，东西长24米，南北宽10.4米，面积约为250平方米。秦始皇陵封土是一层层夯筑而成，在封土四周的断面上，仍可清楚看到上下垒压的夯上层，每层厚40—70cm。土质纯黄，并杂有棕红色土及少量砂石。战国秦汉以及后代的帝王陵墓的封土堆一般都是夯筑而成。秦始皇陵封土和这一传统的构筑方法是一致的。夯土土质密实，可以减缓封土受雨水侵蚀的流失[28]。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显示了王权的威望高大，凛然不可冒犯。“始皇陵的坟丘不单纯是象征秦始皇的皇帝权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惧怕六国势力的反攻和盗掘而修筑的巨大陵墓”[29]。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冢墓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30]。 (五)进一步发展地面建筑，出现规模庞大的地面城垣，其作用类似隍壕，同样起到一定的防御功效 这一类建筑以秦始皇陵为最。它的建制模仿都邑，在陵墓的周围筑有内外两重垣墙。两重城垣都是呈南北向的长方形，互相套合，呈回字形。经实地勘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占地面积785900平方米。内城中部有东西向长约330米的墙把内城分为相等的南北两个区。北区中部又有条南北向的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半。封土位于内城南区。内城垣共有六座城门。南边和东西两边城垣上的门址保存较好，尤其是南门门阙基址仍高出地表2—3米。其它类似。说明内城垣的四面门上原来都有瓦顶的门阙建筑。墙基宽8米左右，系用夯土筑成。外城垣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占地面积2035100平方米。南城垣中间的一段仍高出现地表1.5—2.5米，其余部分仅存墙基。墙基宽约8米，夯土筑成，夯层厚约5—7厘米，外城西南角的墙基保存较好，90度的折角非常清晰，外城垣四面各有一门，门的基址上堆积着瓦片及灰土遗迹。原来也都是瓦顶建筑[31]。这应该是属于要守卫进入最后阶段的地下宫殿设施的警卫所用[32]。 (六)以兵马俑等来陪葬，同时也起到一定的防护功能 作为陪葬用的兵马俑，它是秦始皇“视死如事生”的礼仪制度的体现。张文立先生1989年在日本的一次讲座中首先指出“它是始皇帝给自己安排的地下冥军”，秦鸣先生则认为，秦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33]。袁仲一先生则主张秦俑是“象征着秦始皇生前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34]。这些观点都认为秦俑是一种“军队”，显而易见，军队的作用就是防守和保卫秦始皇在地下的安全。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对此作了更深一层的解释，他认为“在始皇陵的前面发现持有武器进行防御的大批陶质兵马俑，这与秦始皇陵的灵魂观有很大关系”；“对于携带着实用兵器的兵马俑，其意义不仅应视为写实主义的披露，而且应看到其作用恰像镇墓兽的呲牙立角，具有一种对敌人示威游行，显示威力的威慑的作用一样……守卫的已不仅是形魄，还有较之高级的灵魂”；“兵马俑起对敌人设防的可能。始皇陵的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及马厩坑，不仅被分配成环绕在死后世界的秦始皇陵的周围，而且还组成任何时候都能出击的军阵布局，并且兵马俑手中握有兵器。这些特点，仍然可以说是强化防范敌人灵魂进攻的防御设施”B35。 (七)加大墓中的防范措施 1.营造规模庞大的陵墓，本身就为盗墓者提出了一道难题 从早期有雍城陵园开始，墓室规模大，极深，以发掘的秦公陵园1号大墓为例，全长300米，墓室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45米，深24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M5全长96.3米，墓室长21.3米，宽16米，深17.5米。秦东陵M1深25米。到了秦始皇则更甚，秦陵地宫的范围“旁行周回三十余里”。[36] “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37]；“穿三泉，下铜而致椁”[38]5，可见其规模异常庞大。据实地探测，宫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和宽各约4米，是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宫墙的四面有门，东边五个，北侧一个，西、南侧不明，门道呈斜坡形，宽约12米，夯土填实。四周宫墙环绕下的范围当为地宫，其平面近似方形，面积为180320平方米，地宫中心的深度约在23—30米之间[39]。宽大、高深的墓室空间为陵墓的安全又提供了一道保护屏障。 2.设置多重棺椁来抵御外界入侵 《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禟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长六尺”。《丧大纪》云：“君木棺八寸，属六寸，蓈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在秦公1号大墓中主副椁室各有柏木椁具一套。主椁形同一座长方体的木屋，长14.4米、宽5.6米、高5.6米。用截面边长21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主椁南北壁均长14.4米，用长7.2—7.3米的枋木衔接叠垒。东西壁及椁底、椁盖均用长5.6米的枋木南北向迭砌。主椁东西南北四壁及椁底均为双层枋木，椁盖则铺设三层。许多方形松木至仿今保存完好，坚实可供使用。椁室中南北两壁带有的由伸出的柏木榫头组成长方形框式规范的主椁，初步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套“黄肠题凑”葬具[40]。另外，在宝鸡、陇县、凤翔等地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秦国铜器墓中，属于士、大夫级的墓葬都有棺有椁，有的还是重棺重椁，这与《庄子·杂篇·天下》所载的“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是相吻合的。由史料可知，此时的秦尚是诸侯国，作为国君的秦景公的墓中应是五重葬具。这众多的巨木，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对死者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到秦始皇陵时，“穿三泉，下铜而致椁”，有学者从政治、技术、葬具发展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秦始皇所采用的为铜棺椁[41]。铜棺椁比起木棺椁来，显然具有更强的防护效果。 3.积石积炭以防潮和防腐，客观上又起到一定的防盗效果 《吕氏春秋·节丧》云：“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在凤翔秦公陵园发现的各类大墓时，多发现填泥用炭的情况。如Ⅰ号陵园M1，Ⅱ号陵园M7等中字形墓均填泥，M1、M7、M9、M13、M15、M23、M25、M27、M31等中字形墓均用炭。木炭层厚达3.3—3.8米，外层的青膏泥厚0.9—2.3米。这是现已发现的秦墓中最早填泥用炭的情形。可见，为防盗、防潮而填泥用炭的做法，在春秋秦景公墓中已开如使用。而且，一号大墓的椁木多将木节处挖空，然后浇铸一种以锡为主要成份的合金，其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木节处过早腐朽[42]。这以后秦国王陵发掘的较少，详情不知。但在秦始皇陵陪葬坑——秦兵马俑坑一、二、三号坑中发现大量用泥情况。“一号坑棚木上普遍铺一层席子，席上覆盖一层厚约0.2—0.3米的红土、白垩和砂的掺和土，接着覆盖五花土，并经夯打使土质密实”[43]。“棚木上覆盖一层胶泥土，厚10—30cm，再覆盖黄土逐层夯筑，以形成坑顶。俑坑顶部在棚木之上覆盖一层席子，再覆盖胶泥和粘性较大的自然红土，以减少水的渗透。这说明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掌握了土的性质，并把它用于建筑上，以延长建筑物的寿命”[44]。“二号坑过洞和隔梁上清理出的棚木表面，都普遍发现一层厚约2—10cm的青灰泥，泥细腻坚硬”[45]，其作用当为御防渗水和棚木的腐朽，青灰泥以上即为不规整的夯土层或不加夯的填土。一、二号坑同属一个时代，同一个整体，结构完全相同，其棚木之上都应有一层青灰泥覆盖，一号坑棚木之上的胶泥土，当是遭火焚烧后颜色、性质发生了变化的青灰泥。可见，填泥用炭等终秦一世，始终存在，它有利于棺椁的防潮和防腐，同时也起到一定的防盗作用。之所以用泥用炭来防潮防盗，这与古人的迷信思想有关。古代以黄泉或九泉称呼阴间，以为人死后埋于地下，即归于“黄泉”或“九泉”，这是由于地下有水而产生的，在一些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对于“黄泉”等觉得非常可怕的，他们为了死后不受水的威胁，多在棺椁周围填塞青膏泥以防止水的渗透和侵蚀[46]。以确保在另一个世界平安无事。在客观上由于是夯筑，比较坚硬，也阻止了外界的盗扰。 4.巧设各种机关，以防外人盗扰 秦始皇陵“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47]。盗掘者进入充满有毒气体水银的地宫，再加上暗藏的各类机关“辄射之”，肯定是活不了的。 5.杀死修陵者，使秘密不外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汉书·刘向传》亦云：“始皇葬于郦山之阿，……又多杀宫人，生藐工匠，计以万数。”为了防止修陵工匠泄露地宫中的秘密，他们便被活活封死在秦王陵地宫中。随着他们的死亡，秦陵地宫中的秘密便也被永远地封存在地宫中。同时，为了蒙蔽后世，还在陵上植树，“树草木以象山”进行伪装。 综上所述可知，人类早期并没有埋葬死者的习俗，多是“弃之于野”，而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开始出现埋葬死者的习惯。埋葬死者最先的是出于尽孝道的考虑，加上“弃尸于野”的做法常常遭野兽的侵扰，于是人们挖地为穴，将死者葬于地下。地穴深浅应适宜，否则深则受泉水之侵蚀，浅了起不到保护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化剧烈，战争不断，盗墓之风日盛，陪葬丰厚的帝王君主墓成为盗墓者的首选目标，又由于“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君王生前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凛然不可冒犯。死后带走生前所用一切来陪葬，其威严、生活也是不可冒犯的，不能随意破坏。这使得帝王君主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加强墓中的防御保护措施，以抵御外界的干扰和破坏。可见，早期王陵主要是防护墓葬免遭野兽、水泉的侵袭和破坏，春秋战国之后，防御人为的盗掘和破坏则成为主要目的。 秦国王陵防护手段从两方面着手考虑： 首先，从墓外附属物上着手，采取一系列办法：设立专门陵区、建造隍壕、地面城垣；墓上(旁)盖建筑物，起高大坟丘，设置陵邑，派专人看守。 其次，加强墓内本身的防护措施：建立规模庞大的墓室和棺椁，积石积炭，巧设各种机关，杀死知情者等。如下表： 建造隍壕—地面城垣 设立陵区 (靠近都城) 墓上建筑物(享堂)—墓旁建筑物 建造建筑物 (寝殿、便殿)—设置陵邑 墓外 坟丘 (附属) 当代 专人看守 后世 保护 措施 建立规模庞大的墓室，设置多重棺椁 墓内(本身) 积石积炭 巧设各种机关 杀死知情者 尽管秦帝王陵墓防护措施十分完备，但事实却正好与帝王君主们的愿望相反。由于墓葬中大量丰厚精美陪葬物的利诱，许多想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盗贼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大肆挖掘和破坏帝王陵，使得帝王陵墓难逃盗掘的祸害。在这一点上，颇具讽刺意味。 三、秦国王陵防护措施的特点 纵观以上秦国陵各项防护措施，可以看出，它有以下几特点： (一)丧葬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便没有规模庞大的墓葬，也无力设立各种保护措施。它是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出现并随之发展的。秦国帝王君主陵墓防护措施纷繁多样，一步步趋于完善。这与秦国由一个西垂小国一步一步地强大，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是分不开的。 (二)在思想上，陵园的防护措施是出于整个陵园的整体规划而设置的，它是整个陵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前文已提到，墓地制度起源较早，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专有的固定的墓葬区正式出现，由冢人负责掌管，设计规划，绘制蓝图，确定范围，并安排其他一些设施的布局等等。这正是秦帝王“事死如生”的礼制在地下的反映，生前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死后也同样要有守卫森严的地下宫殿，建陵“若都邑”，陵园是帝王在地下的都城，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同都城一样，都必须有一套严密的防范措施来保证安全，防护措施正是出于陵园整体规划中安全的要求而设置的。另一方面，秦人灵魂不灭的信仰观念要求他们把父母祖先的亡魂视作为鬼，认为亲祖的亡灵经常会无端作祟，危害子孙后代。云梦秦简中的《日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甲乙有疾，父母为祟”，“丙丁有疾，王父为祟”，“戊已有疾，巫堪行，王毋为祟”。这些卜辞都涉及祖先、父母亡魂作祟而引起子孙后代患疾、死亡的事例。对此秦人总是怀着敬畏恭顺的心情，小心奕奕地祭祀祖先和父母；同时，也加强墓区的防护措施，既想方设法地阻止外来的骚扰和破坏，也保证了祖先父母的亡魂不随便外出作祟。 (三)防护措施复杂多样，不拘一格，比较齐全 从早期的在都城附近设立专门的陵区，陵周围设立隍壕，到后来的在陵上筑坟丘，建享堂、寝殿和便殿，以至于设置专门的陵邑，派专人守卫。早期多是采取一些天然设施或人为设施来作为防护屏障，后期设置陵邑，则纯是以人力来作为防护的工具。防护措施复杂多样，日趋完备，这些无不渗透着统治者的良若用心。 (四)防护措施规模宏大 雍城秦公陵区东西长约12公里，南北宽3公里，总面积36平方公里。目前已探出的49座大墓根据形制可分为14座陵园，每座陵园及部分中字形大墓的周围都设有中隍或内隍，将陵园区分为双隍、单隍及组合三种类型。陵区的西、南、北侧均以宽2—7米、深2—6米的隍壕作为其界沟和防护屏障。陵区内的外隍、中隍、内隍总长度达35公里，构筑各类KG墓葬及隍壕土方达110万立方米。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面积达5334平方米，深24米。秦东陵M2深25。秦始皇陵地宫面积为180320平方米，深度在23—30米之间，在陵墓的周围筑有内外两重垣墙，互相套合。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面积785900平方米。外城垣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面积2035100平方米。墙基宽8米左右，夯土筑成。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秦国王陵布局的宏大规模，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防护措施也随之趋于庞大。 (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容斋随笔·卷五》指出：“汉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反映在陵园制度上，直接影响着后世的陵园制度。一方面，秦国王陵防护措施是对以前已有的继承和发扬，如在都城附近设立专门的陵区、在陵区周围建造隍壕、墓上修筑坟丘、建筑地面城垣等等。另一方面，它又有发展和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秦始皇陵在陵园内一墓独尊、墓上起高大的坟丘、墓侧设立寝殿、便殿等建筑，首开在陵旁设邑制度等等。这些防护措施不仅直接影响了汉代，而且对汉以后的各朝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帝王陵园制度。 [1]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88年版。 [2][4][7]《吕氏春秋·孟冬纪·节丧》。 [3]《礼记·檀弓上》。 [5]《史记·田单列传》。 [6][8][9]《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 [10][11][12][13][14]马振智：《秦国陵区考述》，陕西省考古学会：《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15][20]B4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 [16][21]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第5期。 [17][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马得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23][25][28][31][39]B44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4]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辩》，《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27]关于秦始皇陵封土的高度，历来众说纷纭，有43、46、51.5、71、73、76、87米等多种说法，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有学者认为是各自的测量点不同所致。 [29][32]鹤间和幸：《秦始皇陵修筑的时代——战国、统一、内乱、外争》，《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0]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2年第5期。 [33]秦鸣：《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文物》1975年第11期。 [34]袁仲一：《秦俑艺术》，《艺术论丛》第三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35](日)曾布川宽：《陵墓制度和灵魂观》，《文博》1989年第2期，苌岚译。 [36]《水经·渭水注》。 [37]《通考·王礼考十九》及《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引《汉旧仪》。 [38]B47《史记·秦始皇本纪》。 [40]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现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41]刘占成：《秦始皇棺椁葬具考》，《文博》1999年第3期。 [4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45]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5期。 [46]李家浩：《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龟盾”漆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