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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共发现各类陪葬坑11座，内外城东门遗址基本探清，对秦陵地宫结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陵园内发现的一处特大型陪葬坑，总面积达13000多平方米，在三个试掘方内共发现120多领(顶)铜缕石铠甲和石兜鍪(胄)，对秦始皇陵的整体布局、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古兵器史、中国古代甲胄史、秦兵制和秦文化等项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座面积近800平方米的陪葬坑被发现，试掘出土1件重212公斤青铜大鼎、4只青铜马蹄、12尊内涵全新的彩绘半裸俑和其他一些珍贵文物，是研究秦国铜器、礼制和宫廷娱乐文化方面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 一、考古勘探的主要收获 秦始皇陵园是中国先秦丧葬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其陵寝制度是在整合了商周以来各地文化及“事死如生”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园，对其后的帝陵形制及埋葬观念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探索秦始皇陵的陵寝制度，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自1962年第一次对秦始皇陵园进行考古调查以来，37年间发现了600余处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墓，以及大面积的地面建筑遗址，并对城墙、封土、地宫进行了一定的考古工作，获取了一批极具价值的科学资料，出土了包括兵马俑、铜车马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但是，对其陵寝制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为了解决这一重大学术课题，始皇陵考古队自1998年以来，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工作，获得一些重要成果。 秦始皇陵园由内外两重城垣组成，目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内外城之间的东南部进行，迄今共发现11座大小不一的陪葬坑。其中K9801是一呈南北100米、东西130米的超大型陪葬坑，四角各有一斜坡门道，面积达13689平方米，坑底距地表4.6米，坑内由若干条东西向的夯土隔梁将坑道分割成若干个过洞。经过试掘，在坑的西南部，发现了数量惊人的石质铠甲。距此以南40米处的K9901是一座东西两端各有一斜坡门道的陪葬坑，南北宽12.5—16米，坑体长41米，坑内由两道宽1米的东西向夯土隔梁将坑体分隔成三个过洞，试掘时在北边过洞9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10余件仅腰部着短裙、雕塑精致、风格独特的秦代陶俑，可能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秦宫廷文化的一侧面；中部过洞棚木之上还发现了一件气势磅礴恢宏、造型精美厚重、纹饰构图饱满、线条流畅纤细的巨型铜鼎，重达212公斤。K9902位于K9801之北，相距35米，它是由7条宽6米、长度不一的坑道组成的平面呈“巨”字形的又一大型陪葬坑。 其中，最南端的东西向坑道长153米，4条南北向坑道长94米，每条坑道两侧均有1.5米宽的夯土2层台。坑的开口位于黄色冲积土之下，打破红褐色土和生土。坑底距地表深5.9米。以上三座陪葬坑均是全木结构的多单元地下坑道式陪葬坑，坑底及夯土隔梁两侧均铺设有木板，其上有棚木，棚木之上覆有苇席。另外，在东司马道靠近外城门处及司马道以北还发现9座小型陪葬坑，内涵不清。 秦始皇陵园坐落在骊山北麓的冲积扇上，地势南高北低，陵园的东西两侧各有数条河溪自南向北流去，东侧的小溪尚有水流，西侧的小溪支沟——岳家沟长年干涸。经过勘探，我们搞清了陵园内外城之间东部地表砂石层的形成时代及成因。它们是秦代之后，陵南的防洪大堤因年久失修，在多雨季节，自骊山北坡的洪水携带了大量的泥沙、砾石汹涌而下，冲破大堤，堆积在秦代地表之上或下切后再堆积的，因水动力的大小不同，大型石块分布在近山坡处，小型砾石及泥砂集中分布在陵园的范围内，天长日久，遂使得陵园内外城之间东部冲刷成一条东南西北向多支的季节性河道。砂石层的分布以东司马道为界，司马道以南，砂石层分布范围比较宽泛，季节性河道的中心处石层厚2—3米，河道边缘处厚2米左右，外侧为小砂石分布区域。司马道以北，粗砂砾石分布范围较小，由勘探可知，从此开始，河道分成基本平行的东西两条支流。东侧支流向北又分出一条次支流，次支流的砂层堆积较浅，支流的砂层堆积较厚。这些支流破坏了陵园建成后的地表风貌，K9902东侧的南北向坑道的北半部可能已被洪水冲毁。同时地表砂层增加了勘探时的工作难度，我们采取了开挖探井的方法，将重点部位的砾石层挖掘掉，再进行钻探，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并且还发现了修建秦始皇陵园以前的古河道。在勘探K9902号陪葬坑时，发现坑底距高差不平的地表 深度一致，说明了当年修建大型陪葬坑时坑底并未取平，而是随地势而建。 搞清陵园东门的建筑结构和形制布局，对探索秦始皇陵园的方向及秦代门阙形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历年来，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遗址遭受了严重的人为破坏，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的西围墙又南北向压在城垣上，尽管如此，内外城东门遗址已其本探清。内城东门门址由三条门道组成，门道建在南北长134米、东西宽8—23米的夯土台上。两端与城垣相连，中间将城垣向两侧各加宽7.5米，形成南北长77米，东西宽23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南端的城垣由大型夯土台基往北22米处，有向东凸出长7.5米、南北宽6米的夯基。这两块凸出的夯基构成 城，其上各建一门道，中部加宽的大型夯土台基为主门道，其基础略高于两侧门道，三处门道上堆积有厚0.3—0.5米的建筑遗存。三条门道宽度均约20米左右。三处门道的具体形制和结构尚在继续勘探中。内外城之间的司马道两侧还发现几处夯土基址。北阙台位于内外城垣之间的中部司马道北侧，南北长45.9米，南端东西宽14.6米，向北呈凸字形，北端宽4.6米，北部东侧呈三出形，北部西侧呈二出形，南阙台位于司马道南侧，形制与北阙台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封土的东南侧进行了勘探，自东向西目前已发现地宫的三级台阶，第一级台阶东西宽57米，上距地表4.9米—5.4米，内填褐色五花土；第二级台阶东西宽15米，上距地表10.5—11.2米，比第一台级低5.8米，内填黄色五花土，土质较硬，经粗夯而成；第三级台阶宽度不详，上距地表22.9米，低于第二级台阶11.7米，内填黄色五花土(含少量粗砂砾石块)，土质较硬，细夯而成，夯层厚约0.1米，这一台阶上还发现一座面积较大、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陪葬坑。此次工作没有发现以前所谓的地宫宫墙，究竟秦始皇陵有无宫墙的存在，有待进一步的工作证实。 在工作中我们还采取了传统钻探与GPS定位勘探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城垣进行了勘测，北城垣长971.112米，南城垣长976.186米，西城垣长2188.378米，东城垣长2185.914米，外城周长6321.590米，外城垣以内总面积为2129482.6平方米。 二、K9801的试掘收获 从1998年7月下旬至1999年1月，始皇陵考古队在1997年勘探的基础上，对始皇陵外城东南部的陪葬坑进行了复探和小规模的科学试掘，对该陪葬坑的范围、平面形制、建筑遗迹、建筑布局和文化内涵等有了初步认识，取得了丰硕成果。该陪葬坑编号为“XLQK9801”，简称“K9801”。 K9801位于陵园外城东南部，距始皇陵现封土东南约200米，行政区划上隶属于西安市临潼区秦陵村下陈组，南距下陈组约30米。 K9801最初是由秦俑考古队成员杨四娃于1996年9月发现迹象并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次年7月工作站在此进行了初步钻探，基本确定其性质为始皇陵的一处大型陪葬坑，并确定了其平面形制和范围。1998年7月至1999年1月，始皇陵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复探和试掘。 据勘探所知，K9801方向约2度，基本接近正方形，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在坑南北两侧边缘的东西端各有一条平面呈梯形的斜坡门道。坑体部分东西长130米，南北宽100米，该坑总面积达13689平方米(连同四个斜坡门道)，是秦始皇陵园内目前所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陪葬坑。该坑开口位于黑垆土下，并在其西部打破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遗迹；坑口距现地表0.3—4米，坑口至坑底深约4米。坑内全为红烧土，坑底铺有一层厚约10—20厘米的木炭，木炭层下为三层坚硬致密的夯土层。 此次共发掘了5个探方及1条探沟，总面积178平方米。通过试掘，我们发现该坑为一座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并在坑内过洞底部发现用铜丝编缀的石铠甲和石兜鍪(即作战时戴在头部的头盔，也叫胄)，共约120余领(顶)，其中甲约90领，胄约36顶；石马缰3组，另外还发现一件青铜臿以及青铜镞和陶俑手指残块等。 发现的建筑遗迹为：夯土隔墙、隔墙间形成的过洞的回廊、隔墙顶部的棚木遗迹、席纹痕迹、立柱、 木、铺底木和坑底夯土层等。 夯土隔墙和过洞大多数为东西向，只在坑边缘外1号探方内发现一道由陪葬坑西边夯土二层台和南北向隔墙间形成的南北向过洞，可能是整个陪葬坑的一道回廊。隔墙系板筑平夯而成，夯层平直均匀，每层厚度5—7厘米，墙高1.7—3.1米，宽1—1.1米。在隔墙顶部发现有棚木的压痕和被烧毁的木炭残迹；棚木为方木，长4—5米、宽约40、厚40厘米，过洞宽3—4米，底部全部用方形长木条铺设，木条或与过洞方向平行，或与过洞方向垂直，所有木条均被烧成木炭和灰烬，炭灰残厚3—5厘米。过洞内贴隔墙两侧底部还发现有地 木和立柱炭迹。铺地木层以下为三层夯打的坑底夯层，总厚度约15厘米。 从这些迹象可推测，K9801原来的建筑结构是：由隔墙、棚木、立柱、底輖木等支撑起坑的主体，棚木顶部覆芦席和土，过洞底部铺方木条，铺地木之上放置陪葬器物；坑四周有回廊，中部为过洞。这种建筑与布局和兵马俑一号坑的建筑属同一类型，后经大火焚烧坍塌。 此次试掘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一批用铜丝联缀的石甲胄。主要集中分布于陪葬坑西南部的T2、T4和T5三个探方内，放置于过洞底部铺地木之上。在69平方米的过洞内共发现120余领(顶)甲胄。另外在陪葬坑西部边缘偏北处的T1内过洞底部发现一些零散的甲片和一件60厘米长的青铜车构件。 由于坑体焚烧坍塌之故，这些甲胄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烧成白灰状，并互相零乱地叠压在一起，有的甲片已断裂或剥层。但经仔细观察辨认，这些甲胄的个体关系、类型、甲片叠压规律和联缀方法仍大体可知。 这批甲胄均由青灰色石甲片组成，质地为青灰色的质地细密的石灰石，呈层理状。甲片主要有长方形、近方形、舌形、等腰梯形、直角梯形、圆形几种；另外还有属于特殊部位的异形片。甲片上钻有圆形或方形的小孔，这些甲片被扁铜条穿过甲片上的小孔联缀在一起。甲片未被叠压的边上有一道抹棱，起美观作用；被叠压的角有磨角，以便联缀和甲胄使用时伸缩自如。 根据甲片特征和甲胄外观特征的差异，将铠甲分为三大类：鱼鳞甲、札甲和特大型甲。 第一类：鱼鳞甲，只发现两领，是所有关于秦甲资料未出现过的，其特征是：外观线条起伏流畅，从个体甲片到整体甲衣均酷似鱼鳞状；甲片精小，加工细致；甲片上孔多而密，有实用的联缀孔，还有起装饰作用的点缀孔，且所有孔均为方形；甲片平直，表面无凸凹的弧度，组成甲衣的甲片较多，达800片以上。 第二类：札甲，由长方形或近方形甲片组成。这类甲约占出土石甲的97%，特征是甲片比鱼鳞甲片较厚较大，大多向外稍凸出，甲片上布有圆形小孔等。这类甲根据保护身体部位和甲衣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四个型：A型：类似两当铠，由前后甲裙组成，无肩；B型：由前后身甲、前后甲裙和双肩组成，无披膊，类似于秦兵马俑一号坑所发现的第一类三型甲，即双肩无披膊的御手俑铠甲。C型：由前后身甲、甲裙、双肩和左右披膊组成，这种铠甲占所有石甲比例的80%以上，可分为由大型甲片组成和由小型甲片组成的两个亚型。D型：由近方形甲片联缀而成，有前后身甲、甲裙、肩、披膊。其特征是：甲片近方形，几乎无外凸的弧度；甲片上除联缀孔外，还有点缀孔，甲片两个侧边的纵向排列孔各为一组(二个)，比A、B、C型铠甲上身甲甲片的侧孔各少一组；甲裙比其他类型的裙要纵长些，呈上大下小的长尾倒三角形。综合四型札甲，可看出其保护身体的甲衣构成由简到繁：A→B(A+双肩)C→(B+披膊)D→(C+甲裙下延部分)。 第三类为特大型甲，只发现了一领，身甲已烧成白灰状，颈甲保存较好，该甲纵长1.8米；从甲衣到甲片都特别大，甲片有长方形身甲甲片、长笏形和长弧凸刃形颈甲甲片等。最长的甲片长14厘米、宽7厘米、厚0.7厘米。从其形体和结构判断，这副甲不是人的披甲，而可能是马的铠甲，即后世所谓的“马铠”或甲骑具装中的“具装铠”，但据史料记载到东汉末年才有较完整的具装铠，而本次发现的这副“马铠”，由颈甲、身甲、当胸和搭后组成，已经是非常完备的形制了，要比文献记载早400多年，是非常值得学术界注意的新资料。 与铠甲伴出的石胄不少于36顶。这些胄与燕下都发现的铁胄形制相似，但又比燕下都的铁胄更完美、大方，可以保护颈顶并披搭于铠甲的肩部之上，顶片布孔规律也有区别。所有石胄均由一整片圆形顶片和两个半圆形片对接而成。目前我们已修复了一顶石胄，这顶胄由圆形顶片和若干板瓦形或等腰梯形不带弧度的侧片组成，而燕下都的铁胄顶片和各类型的侧片组成。胄通高32厘米，底部宽度32厘米，现重3168克(仅为石片重量，未计入铜丝重量)。该胄由5层侧片联缀而成，第一、二层各16片；第三、四层各13片；第五层15片，连同顶部圆片共计74片。胄片上下层间作固定编缀，左右作活动联缀，便于开合；在最末层前面两片甲片上有胄开合的铜环和铜钩，在铜钩的末端有一片长1厘米、宽0.5厘米、厚0.1厘米的小铜片，环在右侧，钩在左侧，相互钩合即可。胄片侧边上有装饰性的抹棱，顶片中央有一个圆形孔，中间穿着一个铜丝折扣的铜环，起美观作用，可能上面原来有红缨一类的装饰品。这是第一项完整的秦代石胄，具有极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另外还发现有铜镞及由小型方石块、圆石管和铜丝穿联的马缰、马络头等构件3组。 一件呈拐把形青铜车构件，长60厘米、宽4厘米、厚1厚米，证明该陪葬坑其他部位原来还有含青铜车马器构件车。 位于外城以内的特大型陪葬坑被发现，尤其是大批空前的石甲胄面世，改变了沉寂多年的秦陵考古现状，展示了秦甲胄丰富多彩的个性，填补了古代甲胄史上的空白，对研究秦国用甲制度，秦的军事装备以及蕴含于甲胄之中的秦代科技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丰富了秦国陵寝制度的研究内容。 三、K9901的试掘 1999年3—4月，始皇陵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园东南部内外城垣间勘探时，发现一座面积近800平方米的陪葬坑。该坑位于临潼区秦陵村下陈组村庄北部。随后于5月5日—6月初在其中部进行了小规模的科学试掘，基本摸清了该陪葬坑的形制、结构，并出土了一批令人欣喜和震惊的珍贵文物，这是继距其北侧40米处的“K9801”之后又一重大考古新发现。编号为“K9901”。 通过钻探，我们对K9901范围、形制和结构有了一定的认识。K9901平面形制呈中间向北伸出的“凸”字形。坑体东西狭长，东西两端各有一条斜坡门道；坑主体部分北部西段向北凸出，宽4.2、长24.5米；坑内有两道东西向隔墙，由南至北分别编号为Q1和Q2；Q1、Q2将坑内分为三条过洞，由南至北分别编号为G1、G2、和G3；坑体边缘有1.6米宽的夯土二层台。坑东西全长70米，坑主体部分南北最宽处宽16、较窄处宽12.5米，坑体总长41米，连同门道总面积达800平方米，西门道长22米，大端宽10.5、小端宽6.5米；东门道已探明部分长7米，宽4.5米；Q1长31米，宽1.2米，Q2长14米，宽1米；Q1、Q2高均为2.4米，夯层厚约6厘米；G1宽3.3米，G2宽4.7米，G3宽3.1米。坑口距地表深约1.6米。 我们在K9901中部扁西处布下一条横跨坑体的2.517米的南北向探沟，通过试掘，我们发现K9901为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由棚木、隔墙、铺地木、芦席和坑底夯层等组成；棚木和铺地木均为长条方木，在G1的南墙即南二层台壁面上发现一个近方形小洞，宽18厘米、高20厘米、进深35厘米，洞内有楔形木炭断节，用途不详。坑内已被焚烧坍塌。坑内木料基本被烧成炭灰，坑内填满红烧土，大部分为过洞顶部坍塌土，也有一部分为隔墙倒塌土。 此次试掘除在G1内未发现遗物外，在G2棚木顶部发现一件青铜巨鼎，一段铜扁条，铺地木上有4只青铜马蹄、1段石马缰、1件陶俑手臂、陶盆残片、1件铜镞、1件铁矛、1件鼓形石质文物；在G3底部出土12件彩绘陶俑个体的局部和一段未烧毁、未腐朽的铺地木，经 鉴定材质为云杉。另外在填土中还发现一些石铠甲甲片和铜镞、彩绘陶俑残片等物。面积2.5×17=42.5平方米。 青铜鼎出土于棚木层之上，保存完整无损，出土时表面布满绿色铜锈，鼎内发现有3枚铜镞，鼎口沿上挂着一节长32厘米、宽1.8厘米、厚0.3厘米的铜扁条。此鼎为子母口，原来应该配有鼎盖，但在本次试掘中未发现；鼎体为双耳三足直肩环底形，耳部、肩部、腹有繁缛精美的纹饰；鼎底部外侧有一周圈足形环棱。鼎耳为方形，布满了“S”形纹、绞索纹和谷芽纹等，耳高22厘米、宽18.5厘米、厚4.8厘米；口部微敛，方唇，唇厚2.4厘米。肩部较竖直，外部布满精美纹饰，其中以交替蟠虬纹为主纹饰，另以绞索纹、“S”纹、谷芽纹等填充；肩部与腹部交界处有一周半圆弧凸棱，宽1.6厘米，棱表面饰有三角形蝉纹。腹部也以交替蟠虬纹为主；三只鼎腿均为短粗壮的兽足形，腿根部均为变形鹰面纹，酷似猫头鹰，双目圆睁，口中衔着一块状物。鼎内无纹饰，此鼎双耳间宽度为94厘米、口径64厘米、通高59.5厘米、腹外径75厘米，重212公斤，是目前为止所知的最大的秦鼎。从其出土位置和鼎本身的气势、风格、工艺分析，应该是秦王朝的宗庙重器。 在G2底部发现4只青铜马蹄，比真马蹄略小，中空，内有木炭残迹，应是木马铜蹄，被焚烧后仅留下四只马蹄，在马蹄西侧发现一些用铜丝和方形小石块联缀的石马缰构件，同处还有陶俑的一些残片，包括手臂、头等部位，可能是牵马俑。 非常值得欣喜的是，在G3内发现了布满过洞底部的内涵丰富新颖的彩绘陶俑，出土时虽已倒塌碎裂，但每件陶俑个体仍大体可辨，共发现12尊陶俑个体。这些陶俑均为彩绘俑，现场 观察到俑面部和身体肌肤裸露部分均为浅粉红色。所有陶俑只穿着陶塑彩绘厚短裙，其他部位裸露，裙上绘有各种纹饰，其中以菱格纹为主，另有星象纹、谷芽纹、“S”纹等，由于火烧等原因，彩绘大部分脱落。彩绘下涂有一层黑色生漆作为底色。这些俑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呈双手卷衣状，有的一手插腰一手高举，双腿前弓后箭步状；有的呈半跪状等，它们均有方形或长方形脚踏板。现已修复起三尊形制各异的陶俑，分别为1、3、5号俑，这三尊俑的头部均残，但从足部到肩颈部保存较好。1号俑形体相对较瘦小，从脚到肩部高1.51米，肩宽39厘米，双腿正立，左手扼住右腕，双臂交叉于腹前，推测其高度约1.75米；在其左臂上部外侧发现竖排的戳划文字“咸阳亲”，应是作俑工匠的故里名和人名。3号俑形体高大健壮，姿态威武，胸部和双臂肌肉暴突，腹部大而微鼓，肚脐外露，裙带系于脐下。右臂向上高举，左臂贴身，左手大拇指插入腰带内侧，左腿前躬，右腿斜蹬，展现出一副彪悍猛士的雄姿和风采；从足部到肩部高度为1.71米，推测其总高度应不低于1.9米；双脚下各有一块长35厘米、宽19厘米、厚3.5厘米的陶质踏板，在右踏板距右脚踝外侧3厘米处刻有一“高”的刻划文字，约2厘米见方，可能为制俑者的姓氏。它与1号俑的戳划文字都反映了秦代官署责令工匠“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质量监督制度。5号俑在所有陶俑中形体最为高大魁伟，双脚正立于一方形陶踏板上，双手置于腹前，手中握着裙前的方形前搭，卷成半筒形。这块“前搭”可能是以皮革制成，上端与腰带相连。裙带前后均有一处带花；此俑双臂刚劲有力，胸肌发达，腹部和臀部向外明显突出，肚脐外露，短裙系于脐下，双腿显得特别粗壮有力，裸露的双脚肥大宽厚，长32厘米、宽12厘米；特别是其左臂与左肋处有一圆柱形物的痕迹，可能是长木柱一类东西的遗迹，此圆柱形物一直通到脚下，上至肩部以上；5号俑至肩部残高1.68米，推测总高度约2米左右；在5号俑裙下端有一圆柱形小洞，直径为4.5厘米，它和1号俑右肩部外侧发现的小洞相似，其作用可能都是为烧制陶俑时作排气用，从而避免内部气体膨胀所引起的俑体暴裂。 K9901的发现和试掘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欣喜的。首先，它丰富了陵园内陪葬坑的种类和形制，为研究秦始皇陵园的陵寝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其次，出土了一批内涵全新的珍贵文物。铜鼎是至今所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秦代铜鼎，是研究秦代礼仪制度、丧葬制度以及秦鼎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及青铜文化的重要资料，铜马蹄、石马缰和牵马俑为研究该陪葬坑的性质提供了有益的资料；特别是G3内所发现的姿态各异的半裸俑，神灵活现，场面活泼，可能反映的秦代“百戏”场面，与兵马俑所表现的军旅阵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研究秦王朝丰富的宫廷文化和我国先秦角抵俳优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同时又有极强的观赏性。 (注：始皇陵考古队是1998年11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共同组建的，主要负责秦始皇陵园范围的考古工作，由吴镇烽研究员任队长，吴永琪研究员任副队长。郭宝发、段清波、王望生、马明志、张颖岚、张卫星、周铁、马宇、刘江卫、夏寅、尚爱红等同志先后参加了发掘、修复保护工作，本文由段清波、马明志执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