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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东侧兵马俑陪葬坑所出的数千件陶兵俑，其发髻按绾结方法不同可分为两类五种， 两类分别是圆髻和扁髻，圆髻又可分为单台圆髻、双台圆髻、三台圆髻三种；扁髻又可分 为六股宽辫形扁髻和不编成宽辫形的扁髻两种。梳理着圆髻的是袍俑(即轻装步兵俑)及一部 分铠甲俑，梳理着扁髻的是军吏俑、御手俑、骑兵俑以及一部分铠甲武士俑 。其中圆髻占绝大多数。圆髻具体的绾结方法是将部分或全部头发在头顶右侧(极个别的是左侧)、两髻及后颈上部四个位置拢成四股，头顶一股不编辫，其余三股再各 分三小股编成小辫，两髻的发辫向后牵伸，与反折上来的后颈上部的那条辫子在脑后一处或两处掺结，形成一条发辫，最后与头顶不编辫的那一股合起来挽髻，在头顶右侧(极个别的 在左侧)形成高耸的椎形发髻。所谓单台、双台、三台圆髻的名称，是根据编结后的辫梢在头顶缠绕匝数之不同而定的。秦俑圆髻与其他地区已出土并明确称为椎髻的发式形制大致相 似，细部却有明显差别，其他椎髻都是将头发全部收拢于头顶正中，用发带束扎成椎形，不编辫，发髻亦位于头顶正中，有的还加有束发器，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M13：2青铜贮贝 器上跣足、佩短剑的纳贡人②，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出土人形车辖的发 式等等。所以《秦始 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没有把这种发髻称为“椎髻”，而是称为“圆椎髻”，《秦始 皇陵兵马俑研究》更特别称这种发式为“圆髻”，这是较为慎审的态度。我们认为秦始皇兵 马俑中有这种发式的占绝对多数，应是秦人典型发式，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探讨这种发式，对其他发式暂不讨论。《史记·陆贾列传》：“尉佗  结箕倨见陆生”注服虔曰：(结)“今兵 士椎头结”，索隐：“谓为髻一撮似椎而结之”，根据这个描述，秦俑的这种发式当然可以 笼统地 称为椎髻，但它与已发现的其他椎髻又明显不同，应深入研究，揭示其内涵。为了讨论方便， 我们称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所见的椎髻为“秦俑椎髻”。现在就有限的资料，对秦俑椎髻 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抛砖引玉，希方家不吝指正。一、发髻起源的一般情况 一般来说，“结发系图腾意识的表达。”③《史记·吴太伯世家》： “文身断发”，集解 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之子，故不见伤害。”北美印第安龟氏族 的人，头顶前后左右梳着许多小辫，活像一只乌龟趴在头上。人努力模仿图腾形象装饰自己的身体，其原因是“由于原始思维尚不能把意象性内容与其形式划分开来，原始人总是用图 腾形象直接表示血缘的同一性。试看他们的发式、服饰、纹身和图案，无不以其图腾形象为模型，为了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图腾的样子，他们甚至不惜改变其口、唇、鼻、耳朵、头型 的自然形状，以表示对图腾血缘的认同，并努力使个体同化于血缘共同体” ④。从文献上看，这个古老的做法流传了很长时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东夷)“被服容止，皆象 鸟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三国志·东夷 传》：“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 厌大 鱼水禽，稍后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陶榖《清异录》称：“世有十样佛：一僧，二尼，三老翁，四小儿，五优 伶，六角  ，七泅鱼汉，八打狐人 ，九秃疮，十酒秃。”这里所谓的“佛”实即秃头，“泅鱼汉”之所以为秃头，或许就是部 分地继承了吴越“断发纹身”的传统，避免在水中遭受大鱼水禽蛟龙之害。表达图腾意识并不局限于结发，但结发是表达图腾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却是勿庸置疑的。随着时间推移，原来以某些装饰为图腾标志的“象征”意义会缩减以至消失，其形式却会遗留 下来，正如上引《三国志·东夷传》所说倭人的纹身“稍后以为饰”。这些装饰形式或者仅仅具有装饰的意义，或者还保留着原始的内涵，形成某个民族的特征，成为民族识别的重要 依 据，如《战国策·赵策》：“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  冠秫缝，大 吴之国也。”又如《淮南子·齐俗训》：“三苗 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  ”。《左传》昭公十七年吴楚之战时，吴军“使长鬣者三人”冒充楚军混入楚营，显然，吴 国军人与楚国军人的装束是不一样的。除此而外，关于发髻起源的其他说法都显得虚泛不实，如《事物纪原》称“燧人始为髻。” 不能令人信服。在古人的观念中，身体上的任何部分都是与生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吕 氏春秋·顺民篇》：“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 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史记·鲁周 公世家》：“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剪其蚤，沈之于河以祝于神。”商汤、周公剪掉头发和指甲，用以表示自己真正的生命，他们在祈祷时把这些东西献与上帝，就表示把自己 献与上帝，表达对上帝的恭敬与虔诚。所以人身体上像指甲、头发这类在今天看来无关紧要的部分，在那时是与整个生命等值的，不能随便伤害，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损 伤他人头发要被处以刑罚，其立法根据是否仅仅因为某人伤害了他人的仪表，会不会还包含别的因素?这个问题已不得而知，但迟至清代人们对“栉余之发”还细心收藏，避免遭到伤 害，这表明在古人的心目中头发不仅是一个仪表的问题，还包含一定的迷信思想。王夫之《姜 斋集·杂物赞》“发积”条：“糊纸做钟馗状，髯而执简，空其后，挂壁间，以纳栉余之发 。”钟馗是降鬼的神，能禁鬼辟邪，发积做成钟馗的形象，是要避免恶鬼通过伤害人的“栉 余之发”来伤害人，而现在一些地方，仍有把龀齿扔到房顶上以防别人践踏的习俗。这些做法都有其原始思维的内容，这里不便过多讨论，要言之就是从很早的时期起，除非某种特 殊观念的影响(如“断发文身”、“凿齿”、“长颅”等)很多民族都有意保持身体的自然状态，也不轻易丢弃生命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某些死亡的组织，蓄发几乎是共有的习俗，这就为 发髻的形成提供了物质的基础。或许他们不以对头发的整治来表达图腾崇拜观念，但为了便于行动，也需要把很长的头发绾结、束扎起来，就会形成发髻，这也是发髻起源的一个方面 ，即出于实用目的而去绾髻。 出于表达图腾崇拜观念和实用目的是形成发髻的两个根本原因，但发髻存在的时间既久，在具体的环境中也会衍化出其他的形式与蕴义，如秦始皇时宫中有“望仙髻”“凌云髻”， 就 可能与求仙有关；再如《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元嘉年间，大将军梁冀家妇女的发髻作“ 堕马髻”，被认为是与“愁眉、啼妆、折腰步、龋齿笑”一同预兆灭族之祸的“服妖”。另 外，发式作为表现人的仪表美的重要方面，也会受到某一时期流行审美趣味的强烈影响。 二、秦俑椎髻中文化因素的分析 关于秦俑椎髻的研究向无定论。袁仲一先生认为“发髻之绾于头顶的右侧，当与秦尚右的习俗有关”，他推测髻的偏右“好像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习俗”⑤。斯维 至先生认为秦俑椎髻当是受到羌人的影响⑥，沈从文对秦俑椎髻形式 之奇特望而兴叹：“最特别的是一般步兵，发髻多向上耸而略偏右(有的或偏左)，编结之复杂到不可思议。”⑦林剑鸣则说：“秦 俑发髻分为三辫或六辫，可能与秦代数尚六有关。”⑧但秦代数尚六 并不是一个被广泛推行的制度，是否将“数尚六”贯彻在发式上也是尚难确定的问题。 以上几种认识有的是初步的推测，有的则存而不论，我们不妨引入图腾文化的概念作一些有益的探讨。但秦俑椎髻出现的时代毕竟已属高度发达的文明时期，它可能保持着图腾文化的 一些内涵和形式，也可能由于长期的变迁，原来的那些内涵与形式会消失殆尽或变化得面目全非，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⑨、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的战国青铜嵌错壶，其中很多人物形象都有山字形犄角 发式[10]，它的轮廓极似鸟在飞翔时的姿态。按有此类图像的 遗物属春秋末战国初这一时期，目前尚不能确定它们描绘的究竟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生活，抑或是某一地区的工匠描绘当地情况，产品随后扩散到各地，但属于戎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记载：“戎，其为人，人首三角。”新疆巴尔鲁克山简巴尔达湖山 坡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均有此类形象[11]，这种发式应是 戎人图腾制度时期的遗制，这是保持不变的一例；又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早期地层出现束发的骨笄，到晚期地层则几乎不见，良渚文化时期遗址同样也没有发现束发之笄，据此推测 ，我国东南地区早先束发施笄为多，晚后断发大盛[12]。这是 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例。 图腾文化概言之就是人对图腾物多方面的刻意模仿来表达图腾与自己之间的某种关系(亲子 的、食物的或婚姻的等)。前已列举我国古籍中所说人在衣服及身体整治方面对图腾的模仿 ， 而实际上在远古时期人与图腾的关系是一直被思考和体验着的，它的共时性的图腾分类逻辑系统以及在历时性中所产生的社会学变调涉及极其广泛的范围，为当时的人们构成一个精确 、完整的世界图式，笼罩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采录的一 幅插图甚至能在人与猫头鹰、狼等动物的面部特征中找到相似之处；另一幅插图则是鸟头人 身人物形象的两个活动场面，其一似为求婚，其二似为家庭生活[13] 。这提示我们 应该摒除一切现代文明的先入之见，以一种接受全新知识的虚心态度去理解和认知整体的、 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图腾文化丛。 形成秦俑椎髻的因素不超出上面已指出的范围。从图腾崇拜角度看，秦人远祖以玄鸟为图 腾，崇鸟的古代民族以东夷的表现最为显著，秦人是由东夷一支发展而来 [14]。东夷人分布于海岱地区、泰山南北及山东、江苏一带的济、淮之间， 太皞、少皞是东夷族两个著名的首领，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其后续文化为东夷文化系统，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受到东夷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都有崇鸟的痕迹。文献中关于东夷 族崇鸟更有翔实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自称少皞之后的剡子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有云师 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氏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 司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祝鸠氏，司徒也；  鸠氏，司马也； 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冠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 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这 则材料用后来的官制机械比附图腾制度，透露出东夷少皞部落曾十分强大、拥有以鸟图腾为 主的 数十个氏族等历史信息。从夏至周几次大的战争把东夷人分布范围大大地推广了，有的也可能迁居海上，如东夷的一支鸟夷，也称岛夷，李学勤认为“岛”字的初形即大汶口文化陶 尊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鸟在山上”刻画符号[15]，鸟立于山 上会意水中小片陆地 殊难理解，其造字本意应是以鸟为图腾的人(按图腾本义可称这样的人为鸟)生息在水中小片陆地上，地以族名，故称为岛，鸟岛叠韵，极可能是因为音变造成鸟夷、岛夷互称。古代崇 鸟的部族，多采用装饰头部的方法表达其信仰，古埃及人崇拜鹰，埃及Chephren王的画像便是神鹰荷鲁斯抓踞在头上的样子；我国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两件玉人头像 [16]，其发式是在头部两侧各有一个蝎尾形的发髻，有学者认 为它是“首之一型”，而首“谓 麻束发，一称椎髻” [17]，仔细观察其形象，却好像两只鸟分别抓踞于人的头两侧；商族 崇鸟，商代甲骨文四、 五期中多次提到其高祖王亥，亥字都是从鸟从亥，鸟叠于亥上[18]，其寓意与埃及Chephren王 画像有明显的一致性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羽人头部即有一鸟，发掘报告称这“是该地区远古土著先越民族 鸟图腾和鸟崇拜的一种遗俗和变异”。[19]《海槎余录》记载：“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必报。每会亲朋，各席地而坐。酣顾梁上弓矢，遂奋报仇之志……饮醉，鼓众复饮，相与叫号，作狗吠之声。辄二三夜。自云：本系 狗 种，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黎人“本系狗种”，“作狗吠之声”，“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 ”，生动地反映了图腾崇拜影响到人叫喊时的腔调，其背景是人说话时在语 音语调上对图腾对象的模仿。《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翳“佐舜调驯鸟兽”，伯翳子大廉 “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后汉书·蔡邕传》：“昔伯翳综声于鸟语。”注：“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与鸟语。”反映的是东夷人说话声调似鸟类的 鸣声，这也是刻意模仿的结果。《后汉书·度尚传》：“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宣城在今安徽，是东夷文化可能影响到的地区，此处“椎髻”与 “鸟语”并举，二者之间或许应有一定的相关性，它可能反映了同一图腾文化丛在语言和体貌装饰两个方面的特征，使用这一文化的人群既服椎髻，又“语声似鸟”。(当然，“椎髻 ”一词在汉代文献中已成了指称边远少数民族的成语，不一定有实质性内容，所以我们不坚持这则材料一定反映了“椎髻”与“鸟语”之间的肯定联系。)《后汉书·杜笃传》：“若 夫文身鼻饮缓耳(即垂耳)之主，椎结左衽鐻  (即穿耳物)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页，请为藩臣。”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或夷椎蛮语，口 食鼻饮；或雕面镂身，狼 裸种。”《文选·王 融〈曲水诗序〉》：“离身反踵之君， 首贯胸之长。” 这些都是描述不同民族在行为、自然或人为整治的体貌诸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文化特征。黎人每临战辄作狗吠之声，欲使祖先知而庇之，这反映出人在战争中托祖托神、如痴如迷 的狂热、无助状态。发髻也可以表达同样的意义，《左传》襄公四年：“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 ，鲁于是乎始 。”有理 由相信，鲁人在战败之后突然使用了一种罕 见的发式(以至于左氏误认为它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发式很可能是他们同宗同祖的认同标志，用这种发式正表现了他们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强烈复仇情绪。在《仪礼》中， 髻是居丧时必须使用的发式，或许是“周礼尽在 鲁”影响的结果，因为原来周公封于鲁时，鲁地的 居民是由迁去的周室贵族和本来就居住在这块地方的夷人构成的，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居丧必服 髻或许是土著文化渗入周文化的一个因素，反而被人们当做周礼使用了。宋镇豪在他 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已把石家河文化晚期玉人头像的发髻称为 髻，并认为 髻就是椎 髻，未知何据。在先秦文献中，“椎髻”一词从未出现，而“ 髻”却屡屡出现，“椎髻” 在汉代文献中始大量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一定包含着习俗和语言上的一个 大的变迁，我们推测：首先，秦俑椎髻作为秦代的典型发式，必然随着秦代大一统而得到推广，椎髻一词在汉代文献中的大量出现，是为了适应习俗上的这一变迁而 产生的语言变迁；其次，从形态学的角度看， 髻 与秦俑椎髻的编结方法相似，发髻在人体头部的位置也大体相近，差别只在发髻数目的不同， 髻是两个，秦俑椎髻是一个，秦俑椎髻或许是 髻的省减形式，或者二者是同一文化中的两种共存形式，它们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再次，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椎、 属同 源字[20]， 、 同音， 、椎同声叠韵， 三字之间音、义复杂纠结，最终使椎髻可以指称 髻，但在一 段时间内用字尚不稳定，“椎髻”有时也写作“ 髻”。椎髻用来指称有一个发髻的发式之后，一切与之相近 的发式都称为椎髻，使椎髻成为一个涵盖广泛的成语。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我们认为 髻与椎髻属于同一图腾文化丛，有着相同的文化内涵，东夷旧地的鲁国人有这种发式，受东夷文化影响的石家河文化也有这种发式，秦俑椎 髻要么是与 髻共生的一种发式，要么是 髻的流变。 斯维至先生认为秦俑椎髻是受到羌戎文化的影响，我们认为不太妥当。羌人的发式是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问题，沈从文列举了羌人两种可能的发式：一是甘肃广河出土马家窑文化半山 类型塑像的发式，两鬓角上部有两个角状突起，还有一条细细的发辫自额头上部起蜿蜒向下垂 过颈至肩，恰如一条游动着的蛇，“一般认为这可能是距今4000年前古羌人女巫或某种 宗教 偶像，”另一种是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彩陶瓶上的人头形器口，人头形象作短披发，这种 发式“在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广的古羌人地区有普遍性[21]。 这些都与秦俑椎髻绝 不相类。附带说明一下，斯维至先生论证过程中认为，宝鸡 国墓地所出饰三叉形发饰的女相铜人、銎形人头钺的发髻为椎髻，墓主颅骨上部也有三叉形发饰，以此来推断墓主的发式应 该和女相铜人、銎形人头钺的发髻一样，也是椎髻，而羌人的一般平民虽然平时“被发覆面 ”，但战时为了实用，需要绾成椎髻。宝鸡 国墓地的族属问题，高大伦先生已通过 对三星堆器物坑所出金杖上的“鱼凫”纹与“ 国”之“ ”字的内在关联 的剖析，确认其为古蜀族 无疑，与羌戎没有直接关系[22]。除此而外我们还认为，成都 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的宴乐壶上人物形象的山字形犄角发式，前已说过它属于戎人的发式，而蜀与西北民族又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发式属于蜀人也未尝不可，它与 国墓地女相铜人的 三叉形发饰表示的意义是一致的，这是古蜀族与古 国之间又一个重要的共同文 化因素。但蜀族在商代中期以前的中心活动区域是川西平原，后来他们(或其中一支)北迁汉中，沿汉水、嘉陵江北上，到商末周初才在宝鸡一带定 居下来，形成古“ 国”，并很快被中原文 化同化，而在这一时期内，秦人起先主要活动于天水地区，春秋初翻过陇山，在渭之会的 陇县 、千阳、宝鸡一带发展。所以在发式上秦人受蜀影响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把目光放到黄河 中上游的西北地区，这里的古民族最可能影响到秦人的发式，但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发式虽颇为复杂，“有前额两鬓截作弧形断发而脑后作齐耳际断披发者，有束左右两总角者…… 个别聚落共同体抑或流行束发，以笄、梳相固，其笄施之头顶，笄尖朝前斜插，梳则别于后 脑。”而椎髻却很少见。种种迹象表明，秦俑椎髻很可能来自自身传统，秦俑椎髻或许自来 就有，它就是表示其鸟图腾崇拜的，秦俑椎髻绾结时将全部头发分作四股，三股编辫，收拢的辫梢与头顶一股合起来挽髻，髻是鸟头与鸟身，编辫的三股是鸟的双翅与后尾。这种猜测 或许并不准确，但以髻表现鸟的形象却极有可能，如果我们看了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 维》采录的“奥撒格和奥马哈族男孩的氏族发式”一图[23]， 恐怕不但不会怀疑发式能表示图腾物，而且要惊叹发式的表现力真是太丰富了。 秦俑椎髻位于头顶右侧(个别的是在左侧)是个罕见的现象，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仅四见，一是云南晋宁石寨山青铜贮贝器上的纺织妇女形象[24]，一是 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所出的青铜偏髻御手俑[25]，一是陕西 铜川枣庙秦墓出土的泥俑，[26]一是秦代玉人 [27]。文献资料只有一见，《皇清职贡图》：“琉球国人，多深目长鼻。男 服耕作，营海利。土人结髻于右，汉种结髻于中”[28]。石寨 山文化所见有着这种发髻偏右的人物形象只见于女性，未见绾髻前将头发编辫的痕迹，形制 与秦俑椎髻差别亦较大，可认为与秦俑椎髻无任何关系；三里墩西汉墓青铜御手桶的发髻与秦俑椎髻极为 相似，差别只在绾髻前头发不编辫，它或许与秦俑椎髻有一定关系，但时代靠后，可认为是受了秦代的影响。《皇清职贡图》所记载的“土人结髻于右”，如果这则记载真实可靠，那 倒是证明秦桶椎髻来自东夷传统的绝好材料，因为东夷的影响是可以达到琉球的。但考虑到 《皇清职贡图》时代既晚，而且于域外风土的有些记述也并不可靠，转录于此仅供参考。铜川枣庙泥俑与秦代玉人属于秦文化范围，它说明秦俑椎髻由来有自，是秦人的传统发式。 出于实用目的绾髻在秦俑椎髻形成中是否是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针锋相对 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秦俑的发髻“结构过繁，本人很难自理，并不适应军队的生活。”[29]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种结构的发式确比较稳固，不易 变形且能保持很长时间。”因而很适合军队生活[30]。我们的 看法是，古代“国容不入于军，军容不入于国”，军队会要求一种统一的发式，在不得随便 髡发的文化背景下，出于实战需要也会要求一种不易散乱的发式，但仅为头发不散乱这一目 的，可供选择的发式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确定这种发式，应该是传统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三、小结 秦俑椎髻的形制是非常独特的，它的独特性表现在发式绾结前须编辫和发髻位于头顶右侧 (个别的在左侧)。结合秦人历史考察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它不是出于实用目的有意为之，也 不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是来自秦人自身的传统，它与考古资料所见的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 化晚期玉人头像的发髻以及文献资料所记载的鲁国人的 髻有共生或渊源关系，是崇拜鸟的东夷人的图腾文化丛中的一个稳定因素，发辫与发髻结合，所表现的可能是鸟的形象。 注释：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227-228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之《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第131页，图三九C组第一人。 ③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第3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刘文英：《从原始思维看图腾之谜》，《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 ⑤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第232-235页，1990年版。 ⑥斯维至：《秦兵马俑所见的羌戎文化》，《文博》1994年第6期。 ⑦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第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⑧林剑鸣：《秦俑发式与阴阳五行》，《文博》1984年第3期。 ⑨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图版十九、二十。 [10]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11]李祥石、朱存世：《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第94页，图157组，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352、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列维·思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单 页插图3、4。这两页插图没有文字说明，但与该书第二章《图腾分类的逻辑》相关，意在说 明“文明的”思维与“野性的”思维遵循不同的逻辑进行分类，野性的思维主要以图腾来分类。 [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增订本。 [15]李学勤：《重新估价古代文明》，第3页，《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1985年2月出版。 [16]《中国文物精华》1992，图版57及“图版说明”，文物出版社，1992年3月第 一版；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彩版1-(Ⅰ)，文物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7]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352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8]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19]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第159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20]参阅王力：《同源字典》，第40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10月第1版。 [2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第6-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22]高大伦：《三星堆器物坑饰鱼凫纹金杖与NEF30国墓地“鸭首”形铜旄》，1997年10月12日《中国文物报》第3版。 [23]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第194页，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24]同注2，第135页，图四O之IV式女俑。 [25]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 [26]杜葆仁、呼林贵：《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27]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玉器》，图49，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28]转引自岑家梧：《图腾艺术史》第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影印本。 [29]王玉清：《秦俑的发髻》，《文博》1985年第4期。 [30]王玉龙、程学华：《秦始皇陵发现的俑发冠初论》，《文博》199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