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轴心时代”的人性中看中西文化
(12-12-11 11:38)
雅斯贝斯（1883-1969），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认为：公元前八至三世纪，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地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他们对人类自身进行反省，其精神的潜力得以充分展开，为人类历史带来了一次突破性进展，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刘家和先生更是称这一时代人类进行的自身的系统的反省为人类精神觉醒！ 那么，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人们是否达到精神觉醒呢？刘先生认为有三方面：（1）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2）人类经过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3）人类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进而又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己的精神的自觉。那么，我们就从这三个层次分别剖析中西文化在这些层面上的差异。 首先，看人类在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上。 不可否认，原始人制造工具，并不是出于改造自然地目的，而是出于适应、依赖甚至畏惧自然地心境，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自然的改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并未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个体，更深层次上讲，原始人并没有把自己在主客体的关系中抽象思辨出来的能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宗教信仰应运而生了！ 图腾是一个当时原始部落普遍存在的事物，也是当时那个年代信仰的萌芽。从当今考古发现看，西方地区只要发现有原始人遗迹的地方，就会有图腾，其中大部分遗迹也都与信仰或某种宗教形式有关。到了轴心时代，更有金字塔、神庙等宏伟建筑，西方人以“神”的名义建造，是当时西方人对“神”的力量的崇拜。但这种不自觉的行为，却凸显了人类的创造。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却很少出现，不管是半坡遗址还是河姆渡遗址，大部分为实物。即便是在轴心时代，类似西方这种大规模的祭拜建筑几乎没有。 这也彰显了以农牧文明为主的中国与西方在这一方面的差异：中国更讲究“现世”的生活而缺乏对于自然和人性的思考。这种宗教性质的礼拜一开始在中国就不像西方那样受重视，从而造成了后世对宗教的忽视和短浅，也必然导致对人性本身反省的忽视和短浅！ 其次，人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省。 原始人心目中的“人”并非是全体的人类，而仅是局限于他们这个部落，在原始人心目中，其他部落的原始人与动植物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其他动植物更加邪恶，这并不是一种“狭隘的集团主义”，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爱国性”。 在轴心时代，随着国家出现，人类的外部界限发生了质的改变。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被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或城邦所代替。随着血缘关系的削弱或解体，人们一方面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失去过去曾有的天然依托，一方面又欣喜的发现自己开始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自由。一个人的存在的价值，开始也必须由自己来决定。 面对这种变化，以大陆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面对即将和已经失去的依托，千方百计的阻止这一过程，用血缘宗法去重建这一依托，而不去关注个体的真正自由。而以海洋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则勇于面对个体的真正自由。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述了中国在商周之际实现了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的转变。但在实质上却造成了王权“大宗”的强大和地域集团的对立，是地缘组织成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反观西方，地缘组织的形成带来的是文化、经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随之而来的却是王权的“制衡”和公民权利的强大，从而使得民主和自由早早地就烙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固步自封的中国文化一起步就是有缺陷的。 最后一点，我们从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的层面上去看。“轴心时代”，在古印度，佛教逐渐成为主流的宗教。他宣扬“佛陀”是高于“神”的，其实是最大的神。它在形式上宣扬人靠自己的觉醒来救自己，这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彻底觉醒。但在内容上，它又宣扬把一切看透，看成虚幻，实际上是一种人生虚无主义，否定了现实的生活，从而对现实生活没有意义，也必将人们引向对人生的否定。 而古希腊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开始怀疑“神”，但却无法解释因未能掌握认识的规律所产生的东西，从而不得不承认“神”的存在倾向于宇宙论或自然哲学。他们把人放在社会中去研究，既肯定人的自然属性，又研究人的社会特性，剖析了人类本性的两大对立面。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在本性上是一种城邦（政治、社会）动物”。 而与印度恰巧相反，在中国则更加重视“现世”。不管是孔孟的“礼”、“仁”，还是墨子的“兼爱”，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他们之间的不同认为是阶级立场的不同，但不可否认，他们仍然未对“人性”进行本质上的研究，也并未提出关于“人性”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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