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蒋介石解决统治集团内部政治上的对手 蒋介石在军事上讨伐反蒋派的同时，在政治舞台上与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后起的少壮派，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兵权，但在国民党内外缺乏那种一呼百应的政治号召力，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不得不借重国民党元老们的威望以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他以胡汉民领衔，由胡汉民、张人杰、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胡汉民也想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建立西方议会式的政治体制。他的构想与蒋介石的政治思想是不一致的。蒋介石希望建立一个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他崇尚“军治”，以军治党，以军治政；而胡汉民则祟尚“党治”，以党权限军权，控政权，以党治国，军队党化。两人的分歧，实际上是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双方终于在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1931年2月28日以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为导火线，蒋胡两派形成尖锐对立。显然，蒋胡两派的矛盾，不单是权力的冲突，也具有明显的政见分歧。 而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也影响着一大批国民党人和汪系成员。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初期，虽然主席一职虚位以待汪精卫、谭延恺，但汪精卫自认为是孙中山事业的当然继承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1927手分共以后，在很长时期内与蒋介石处于争权夺利的状态。汪系亦没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只能依靠其他军事派系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 1931年胡、汪两大派终于走上联合反蒋的道路。他们联合其他派系，云集广州，掀起了另一次反蒋大浪潮，并准备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酝酿成立另一国民政府，逼蒋介石下台。但是，汪胡两人的反蒋目的并不一样。蒋介石针对粤方内部的不一致和混乱，首先采取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通过谈判，同意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由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然后采用釜底抽薪方法，逼孙科下台，改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拆散广州反蒋联盟。1931年初，形成了蒋汪合作的政治局面。 自1929年至1931年，蒋介石通过军事讨伐和政治较量，瓦解了国民党内部的主要反蒋派，实现了他的安内战略的第一步。 (三)蒋介石实行积极的反共政策 蒋介石安内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共产党，并且在剿共、抗日两面旗帜下，完成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控制。 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后，蒋介石采取坚决反共态度，对中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政策，企图将共产党彻底消灭，甚至连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要杀尽斩绝。这在《大溪档案》中蒋介石1931年指挥第三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电文，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8月16日蒋电赵观涛、卫立煌说：“务照昨电将黄陂、小布及附近大小村庄，全部烧毁勿遗，免多费兵力分防。” 8月21日，蒋电熊式辉说：“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焚三日，使匪恐怖不能立足，并请即令各部焚烧。” 8月24日蒋电令蔡廷锴、陈诚、赵观涛说：“此次进剿，大金竹附近凡匪化最深乡村，及我军不便常驻之处，与将欲移动他调之时，须将其附近村落焚毁净尽。所有粮秣搬运至集积地点，有余则亦烧毁之，万不可姑息，免贻匪患。如欲使匪恐怖，以断其回巢之路，并免我将士东西奔逐之劳，惟有此焚烧平毁之一法也”。(后又电令烧毁小布以西之南坑等地。) 8月27日蒋再急电卫立煌说：“该师由东韶荫山大金竹至招携间，所经过沿途大小村，务须洗烧净尽，勿稍遗留，免贻匪患为要。”[6] 由于蒋介石的残酷围剿，加上中共的错误军事指导，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击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从而自赣南、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调动中央部队及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地方军队，实施尾追堵截，企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一方面给中国工农红军以严重打击和杀伤，另一方面也将其军事势力伸入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至1935年蒋介石基本上达到目的，既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又控制了广大的西南诸省。对遥远的西北地区，因交通不通，鞭长莫及，加上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蒋介石也甚感棘手，故采取安抚政策，即由地方长官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国民政府的领导。蒋介石则立即封官、给钱，从而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为了建立稳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消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为此，自1929年至1935年推行了援外必先安内的政治战略，并通过实施基本上达到了政治目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关键是安内。在外敌入侵面前，国内的安定是重要的。也是反抗外敌的基本条件。但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内的安定和统一，是以增进国内团结来达到安定统一，还是采用消灭异己的手段获得安定统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分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通过协商谈判，消除分歧，增进共识，达到团结起来共同御敌的目的。可是，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对国内各种持有不同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的政党、反对派和异己力量．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坚决给予消灭或分化瓦解，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战略。它虽然在一段时期收到一定成效，但从长远观点看是失误的，它在政治上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二三十年代蒋介石能在政治上或军事行动上连连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蒋介石自1927年后即控制着中央政权，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这较其他派系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虽然经常被逼下野，但往往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权力，特别是军权一直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即使下野后也常常躲在幕后操纵实权。在南京政府建立初期，通过实施《训政纲领》，把政权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政治统治网络。尤其在农村，蒋介石依靠地主阶级，牢牢地控制基层政权，强化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这是其他派系做不到的。 第二，蒋介石有列强的支持。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一建立，蒋介石即抛弃了孙中山晚年所确定的联俄反帝的外交政策，采取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积极谋取西方列强的承认。蒋介石通过解决宁案、济案和重订新约运动，密切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而西方列强则通过蒋介石政权得以保住近代以来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并使该政权成为东亚地区反苏反共的前哨阵地。 第三，蒋介石控制着长江下游这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与其他派系相比较具有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基础。蒋介石从上台开始，即得到江浙地区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支持。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进行了较有成效的财政经济改革，发展了经济，增加了税收，扩大了财源，也为打内战筹措了可观的军费。蒋介石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四大金融支柱。蒋介石连续不断地进行内战，并不断地从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索取内战经费，前引《大溪档案》的材料，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没有较充足的军备来源，要想获得内战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也是其他派系不能比拟的。 第四，蒋介石控制着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强大的军事集团。蒋介石自担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逐步培植了一大批黄埔出身的军官和学生。这些人盲目接受蒋介石所宣扬的“黄埔精神”，即所谓“尽忠党国”、“精诚团结”、“矢志反共”、“不成功则成仁”等，也即是忠心耿地服从于蒋介石。《大溪挡案》中收录了十多封蒋介石在战争年代的紧张形势下写给陈诚的长信字里行间流露了蒋对陈的感情，以及对陈诚耐心细致的政治教诲．明显地看出蒋介石对陈诚的期望。 在多次国民党内战和反共战争中，形成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庞大的中央军，开创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蒋介石就以黄埔系为主力，打败了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并残酷地进攻中共所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还以黄埔系成员为骨干，组成中华民族复兴社，宣扬法西斯主义精神。以后，蒋介石逐步建成“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排除异己，残害革命志土，为统治政权服务。 当然，蒋介石的个人才能和善于运用各种统治手段和策略，也是他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大溪档案》的大量史料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在二三十年代所实施的军事政治战略，对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带来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特交文电专案整·济南惨案卷[Z]．蒋中正总统档案[z]．台北：“国史馆”收藏． [4]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 t51革命文献·对德外交卷[z]．蒋中正总统档案[Z]．台北：“国史馆”收藏‘ [6]蒋中正筹笔[z]．蒋中正总统档案[z]．台北：“国史馆”收藏． [7]罗家伦．革命文献：第21辑[Z]．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 ——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