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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从事学术研究者，不外乎缘起两条途径：一曰家学渊源，一曰师友助益。我出自世代务农的家庭，且早年失怙，家道衰落，艰难困苦，难以言表；步入社会以后，生性质朴，拙于逢世，方枘圆凿，屡经坎坷。若非前辈先生惜其才而悯其遇，则断不能涉足学术藩篱，遑论著书立说?是以书稿杀青，首先要感谢在我求学的各个时期于学业和生活上给予我教诲和关心的前辈师长!惟是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在我四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后记中已经述及，这里再回忆我早年际遇的几位前辈先生的师恩，以志饮水思源之意。 任怀先生，系我在河北省定兴县北城学校读初中时的数学老师。我上学是在“文革”后期，虽然学校从形式上已经能够维持全日制教学，但是仍然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极不正常。当时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小学被压缩成五年制，初中和高中分别被压缩成二年制。短短的两年初中时间本来就不够用，加之初二年级时担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因故辞职，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语文教师，学习生活极其混乱。我正值少不更事的年龄，又没有班主任约束，终日贪图游玩，不思学业。任老师看在眼里，非常着急，和我进行了一次耐心细致的谈心，指出我的家境贫寒，没有社会关系可以依赖，只能依靠自身奋斗，认真学习，否则没有出路和前途。这次谈话对我震动很大，从此玩心收敛，始知向学。 侯铁咸先生，系我在河北省定兴县姚村中学读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我升入高中不久，侯老师大学毕业分配来姚村中学工作，接任我们的历史课程。他当时比学生也大不了几岁，但却具有崇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不仅给文科班系统地讲授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且还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全身心地辅导我们准备迎接高考。不料临近高考之前的一个月，我因学习劳累过度而病倒，只能在家休养。侯老师担心我无法参加高考，心急如焚，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一次次到我家看望，鼓励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念，并为我提供各种考前信息。后来我病情减轻，边打针边坚持参加完考试。假如我错过这次高考机会，以我的家庭状况，是没有条件允许复读的。在侯老师的关心下，我终于没有留下终生的遗憾!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又根据我的兴趣和考试成绩，具体指导我选择历史学专业。可以说，侯老师是引导我走上历史研究之路的第一个领路人。 翟增先生，系我在河北省定兴县姚村中学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翟老师国学功底深厚，尤其擅长讲授古文。我对古代汉语产生兴趣，以致后来研究古代历史没有语言障碍，追根溯源，就是得益于他的启蒙。后来我天南地北求学，寒暑假时要在县城下火车转道回家，时常住在翟老师家里。我还经常给他写信讨论一些问题，得到不少教益。记得有一次和翟老师讨论高中语文课本上《曹刿论战》中“公与之乘”的解读问题，这句话出自《左传》鲁庄公十年，自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训为“共乘兵车”之后，历代注家均释“与”为连词，释“乘”为动词，解作“鲁庄公和曹刿共同乘坐一辆战车作战”。我认为这种解释虽然词义、语法没有不妥，但却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客观时势：其一，齐鲁长勺之战发生在春秋前期，当时社会贵贱等级森严，鲁庄公不可能与布衣曹刿共同乘坐一辆车；其二，春秋时的兵车只能乘坐三人，射士(或主帅)居中，御者居左驾车，戎右执兵护卫，不可能再有曹刿的位置。于是我把“与”释为动词，同“予”，意为“给予”；“乘”释为名词，《左传》鲁僖公二年杜预注“四马曰乘”，即用四匹马拉的战车称为“乘”。“公与之乘”为双宾语结构，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鲁庄公给予曹刿一辆兵车随同作战”。根据有二：一是《左传》中经常使用这种双宾语结构的句式，如庄公二十一年《传》：“郑伯亭王于阙西辟，乐备，王与之武公之略。”意为“周惠王把郑武公失去的疆土又封给郑厉公”。又曰：“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蚌，王与之酒泉。”意为“周惠王把酒泉之地赏予虢公”。又曰：“虢公请器，王予之爵。”意为“周惠王赐予虢公饮酒爵器”等等；二是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孟子》、《史记》中可以找到佐证。《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这里只能解释成“滕文公给予许行一所居处”，而不能解释为“滕文公和许行一起居住”。《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同样只能解释为“鲁国国君给予南宫敬叔一辆车”，而不能解释为“鲁国国君与南宫敬叔一起乘车赴周”。翟老师回信，严肃指出做学问不能轻易标新立异，喜好引申歧义而与前贤辩难!我后来在习史过程中，始终遵循翟老师的教诲，尽量朝着实事求是与立论征实的方向努力。 范冠印先生，系我在姚村中学与河北师范学院学习时的老师。范老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在那个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年代，他因家庭成分偏高而被分配到河北省定兴县幼儿师范学校。后来定兴幼师一度解散，又辗转到姚村中学。当时中学不开设音乐课程，他只好改行教语文、俄语等课程，曾经给我讲过一学期的语文课。然而他并未消极度日，而是在干好学校分配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二胡专业，不顾某些人的冷嘲热讽，抓紧一切时间巩固专业技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经过“文革”的摧残，我国高等院校大多缺乏教师，人才青黄不接。1980年秋天，范老师被调到河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工作，终于回归本行。他在指导本科生的过程中，不仅在二胡演奏技艺上精益求精，而且在音乐教育理论方面潜心探索，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论丈，力争最大限度地弥补过去的损失。我当时在历史系学习，虽然和他不在一个系，但因中学师生关系，时常过从请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范老师身上学到了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刻苦精神。另外，范老师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我很多关照，尤其是在我备考硕士研究生阶段，有很长时间是住在范老师那里，给我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宁的学习环境。当时他条件也很艰苦，家属远在山东，只身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居住在一个十几平米的狭小房间，还要给学习二胡的学生上课，再加上我的搅扰，困难可想而知!正是这种清苦的经历，结下了我们师生多年的情谊，对于我来说，更是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贺达先生，系我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时的老师。我于1980年9月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时，学校还在河北宣化，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阅览宣读书还是比较方便。我当时对秦汉史比较感兴趣，想把将来的研究方向确定在这一领域，便集中力量阅读秦汉史方面的书籍。史记》读完了，《汉书》刚刚读到一半，便因1981年夏天迁入石家庄新校址而中断。当时学校边基建边上课，图书馆与资料室的图书除一些最基本的常见书以外，绝大多数都打包封存。秦汉史可供利用的材料本来就极少，况且又不能借阅，学习秦汉史的设想只能化为泡影了。就在这时，贺老师给我们讲授辽宋夏金元史，在讲述史学界研究动态时，鉴于当时的宋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尚处于薄弱环节，他建议将来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学在宋史领域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于是我便转到学习宋史上来，经常向贺老师请教有关宋代历史知识。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选题分别是宋代军事与宋代经济问题，都是在贺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我考硕士研究生，选择宋史专业，也与贺老师的引导和教育有直接关系。 封汉幸先生，系我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时的老师。封老师研究中国现代史，除给我们讲授现代历史以外，并在后两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在读大学的过程中，庆幸有一个很好的班集体，非常感谢历史系八O级一班全体师生，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84年春天我通过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笔试考试后，学校要求赴兰州面试。当时往返火车票价只有60元，而我却囊中羞涩，一筹莫展。封老师得知消息以后，从全班同学的班费之中拿出40元，班干部雍兰利和李艳洁同学每人自己又拿出10元，资助我成行。今天我之所以能够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是与封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分不开的，在我的研究成果里面，无疑也包含着他们的功绩! 以上提到的几位先生，仅仅是众多教授过我的老师中的代表，其他先生恕我不能一一胪列。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令我惭愧的是，对于前辈先生的教诲之恩，我无以为报，愧对古人!如今我也坐拥皋比，忝列教师之席，只有以前辈先生提携后学为榜样，把他们的精神继承发扬下去，才能无愧师职，庶几学术薪火相传。 最后，我还要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以及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克非先生是我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时高我两级的学长，道德文章，令我景仰。离开兰州近20年，我们虽然极少见面，但他始终关心我的情况，让我无比感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尽人皆知，克非先生和兰州大学出版社得知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以后，慨然允诺纳入出版计划，才使拙著得以面世。凡此，一并致以谢忱！ 2004年7月1日记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