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战争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的热门命题，最著名的战争思想当推《战争论》。伟大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此深不以为然，“战争比国家、外交和谋略的出现早几千年，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基根看来，克劳塞维茨不仅是一位军事理论家，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实际上，《战争史》并不像《激战时刻》那样是一部讲述战争历史故事的书，它更像是一部战争思想史。全书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开篇，作者颇有创见地将《战争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从某种意义上，如果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这四部巨著确实构建了主导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体系。 在心理学家看来，战争是人最重要的一个非物质的情结。弗洛伊德认为，人之所以喜欢打仗，是因为“人的内心深处有对仇恨和破坏的渴望”。 但在社会学家看来，战争是因为人口过剩，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战争起到了控制人口的作用。人类没有肉食动物的天敌，只有战争才能把人口密度控制在饥荒水平线以下。 把战争的动机因此可归结为争夺稀少的资源，比如女人、土地、水源、财富、权力等。这种说法确实得到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承认，中国历史之所以总是一治一乱的轮回，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通过战争来修正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 在中国传统农耕时代，战争与人口一直保持着微妙的互动关系。战争初期，往往以杀戮来消耗“多余”的人口，同时削减对方人口；到了战争后期，因为“丧众”而又转向掳掠人口，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将人口史与战争史相对照，就会发现，中国人口从公元2年（全面进入铁器时代）达到6000万的极限之后，直到明中叶的1500多年，一旦人口达到4000万以上，就预示着资源极限临近，战争的危险一触即发，然后战争杀戮使人口迅速降低到2000万左右，东汉末期甚至降至数百万。 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能圆满解释20世纪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因为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人类已经成功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基根指出，“过去两个世纪间，人类在改善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人们期待在基本上打败了疾病、匮乏和愚昧，并且减轻了体力劳动的艰辛后，能继续努力，最终也许能消灭战争。”这时或许有必要重新回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 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者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文明没有——也不可能制止战争，只会造出更先进的杀人方法。正如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中所言：“个人的野心、个人的恶意和个人的贪婪与战争的最终爆发并不相干。这一切灾难的祸根在于我们的科学家开始创造出一个钢与铁、化学和电力的新世界，而忘却了人类的头脑比谚语中的乌龟还要缓慢，比出名的树懒还要懒惰。”  赫胥黎曾说，知识分子是发现了比性更有意思的东西的人。有人因此指出，所谓文明人也就是发现了比战争更能带来满足感的东西的人。一个社会一旦达到了原始以上的文明水平，不愿打仗而宁肯做别的事情的人即随着经济资源的增加而增加，无论是种地还是制造，或者建筑、教书，以此获得与他人的交流。 在现代思想中，这种理想主义者认为，全球合作的商业贸易将取代征服战争，但实际上，现代经济本身就是从殖民战争开始的。商业不仅没有取代战争，反而与战争进一步融合，变成战争经济学——“战争成为国家的一种产业”。如果说大英帝国是从一场场海战中崛起，那么美国则崛起于两次世界大战。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屠戮的一个时代，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据估计约1亿8700万人，超过1913年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整个20世纪战争一直没有结束。二战后的“冷战”和恐怖镇压，完全符合霍布斯对战争的定义——战争“不仅是会战或攻击行为，还包括在某段时间范围内，想藉由战斗将彼此竞夺的意志表明得众所周知”。 被称为终极武器的原子弹的出现，同样没有消灭战争。在1945年8月9日之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死于核武器；自那以来因战争死亡的5000万人中，绝大多数是被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武器和小型弹药杀死的，那些弹药比同时期泛滥全球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干电池贵不了多少。 但基根也承认，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战争危险已经大大减小。“人是会思考的动物，他的思想指导着他捕猎的欲望和杀戮的能力。”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共识。根据战争史学家杜普伊的研究，从远古到现代，越来越先进的武器使人类的杀伤能力提高了2000倍。但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通过图表统计发现，进入现代以来，人类暴力大为减少，古代部落间的战争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有句名言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战争的产物，只是有的国家是战争结束的产物，有的国家是战争胜利的产物。 反过来，并不能说战争是国家的产物。在《战争史》一书中，基根将战争起源追溯到原始狩猎时代，从狩猎到战争无疑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对原始人来说，杀死猎物（动物）跟杀死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被杀死的人和猎物一样都是食物。基根从武器技术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发展对人类战争史进行了细致地梳理，指出弓箭、金属、马和火药等，均在人类历史上引发几次重大的战争革命。 要用一本书讲清楚整个人类战争史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对专注于此的基根来说，则做得驾轻就熟，尽管他为此耗费了40年心血。从历史的角度，基根对依靠战争改变人类文明版图的游牧文化有独到的分析。  虽然希腊方阵、罗马军团、十字军骑士团和马穆鲁克都曾纵横一时，但在整个前现代的世界，北方的游牧民族才是最可怕的战争主导者，“游牧民族身体上强壮、后勤上机动、文化上对流血司空见惯、道德上没有禁止杀生或奴役外人的宗教制约，对于他们来说，打仗有利可图。” 对阿提拉和成吉思汗来说，“他们打仗就是单纯地为了打仗，为了抢夺财物，为了战争的危险和刺激，也为了胜利所带来的动物性满足。”游牧民族不仅有战争的优势，“他们因为有保护畜群、防御猛兽的经验，所以保留了狩猎者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农耕人口中已经荡然无存，只有贵族除外。 在对牲畜的管理中，无论是聚拢成群、驱赶买卖、淘汰老病，还是宰杀吃肉，他们都完全不动感情，就事论事；通过对待牲畜，他们学会了如何威吓、包抄、合围，最后从容地杀死大群徒步的人，甚至是技差一筹的骑马的人。 原始的狩猎者对要猎取的动物有着同感共鸣的关系，对自己杀死的猎物怀着神秘的尊敬，他们与骑马民族的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骑马民族使用的主要武器复合弓本身就是用动物的筋骨做成的，对他们来说，从远距离射箭，与射杀的对象不仅在实际空间上拉开了距离，而且感情上无所挂碍；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本能。这种感情上的疏离是骑马民族犯下令定居者惊怖畏惧的残暴行为的根本原因。” 在《战争史》中，基根综合了诸多其他军事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有学者发现，蒙古人对世界战争文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欧洲战争的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始于东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归因于蒙古对俄罗斯人的个性和俄罗斯制度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农民的野蛮化，无视人的尊严，价值观扭曲，特别崇拜凶狠、霸道和狡诈。实际上，蒙古征服对中国的影响更加深远，元朝之后明清两代就完全继承了蒙古人的专制、野蛮与残暴，从而使中华古典文明从宋之后走向衰落和粗鄙化，尤以北方蒙古化为甚。 战争史本身自然要涉及到武器史和兵制史。根据基根的研究，人类战争形式经历了从有限到无限，有精英到大众，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早期的战争是贵族的武士（骑士）战争，逐步发展到雇佣兵战争，接下来是义务兵（民兵）制度和常备军。基根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思想有进一步的挖掘与延伸。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敏锐地发现，义务兵役制常常会推动选举权的扩大，对国家的认同也必然促进公民意识的增长。这种现代战争文化可以上推到雅典和罗马时代。  作为战争的主体，军人无疑是一个极其特殊群体。他们既是战争的发起者、主导者和参与者，也是战争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历史学家，基根承认“军人的价值观和技能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与日常的世界并存但不相属”。 与其说军人文化是一种男性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部落文化或行会文化，用中国的说法是江湖文化。基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军事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居主流地位，其形式多种多样，“所有军队其实都是一种奴役制度，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能掌握着武器，却没有自由。”现代社会通过战争摧毁了奴隶制，这不仅解放了平民，也解放了军人本身。对现代人来说，虽然面临的战争已经越来越少，但军人依然重要，甚至说不可或缺。基根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军人是文明的保卫者，而非文明的敌人，这是他们与古代军人的最大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