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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逐步占领中国学术思想领域。郭沫若率先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史，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紧跟而上，发表大量论著，基本确立了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在追溯这一思想传统时，杨东莼（1900—1979）先生似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郭沫若等大师面前，杨先生也许不那么高大，但他们的抱负是完全一致的。像郭沫若等人一样，杨先生一生活跃于学术政治两个领域。“五四”前后，杨在北京大学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3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参加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12月，他东渡日本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1930年冬回国从事文教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后又与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发起组织救国会。1949年后，他成为文化教育界和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人。也像郭沫若等人一样，杨先生一面翻译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清理中国学术思想史，写出了像《中国学术史讲话》、《本国文化史大纲》等著作。 ( http://www.tecn.cn ) 比较而言，杨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翻译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1884年这样概括摩尔根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2-113页）马克思曾准备以唯物史观来说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曾对此书作了详细摘要，并加了许多重要评注。1884年恩格斯秉承马克思遗愿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借助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唯物史观，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一是提出人类社会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理论；二是分析氏族制度的解体、私有制和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这一过程是通过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而逐步实现的；三是论述了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过程，概括和总结了国家起源的三种基本形式（即雅典国家、罗马国家、德意志国家），揭示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本质和历史必然性；四是提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把文明时代再分为奴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封建社会）和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形态，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文明方面的贡献；五是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恩格斯承接摩尔根的话题，认为文明时代最突出的标志是阶级的对抗与社会的分裂。无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文明，都是建筑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都是奴役制的文明，因而总是在持续不断的对抗性矛盾中发展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严重弊病：“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应该”怎样呢？恩格斯在书的最后，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最后的一段话：“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和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分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古代社会》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45页，下引此书，均据此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01—203页）摩尔根以疑问的语气结束了全书，恩格斯则明确指出文明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 http://www.tecn.cn ) 恩格斯借用摩尔根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以历史唯物主义语言重述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论证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但是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也是以唯物史观研究早期历史的学术著作。因此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学术思想具有示范性意义。不但郭沫若根据中国的材料写出它的续篇，杨东莼先生更把摩尔根的原著翻译进来。一些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人类学家将《古代社会》的叙述框架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研究上，从民族志案例中发现了依据血亲－姻亲制度的原理组合起来的诸种“前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列；一些宣传唯物史观的史家更注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接着“原始社会史”，追溯中国文明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矛盾”阶段化演变的线索，用“五阶段”论划分中国历史，为中国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主要依据。 ( http://www.tecn.cn ) “五阶段”论的内在动机是居今释古，以古证今，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合理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鼓舞的中国革命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基础，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而卒能成功，原因之一，恰恰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绝对化、先验化，以社会主义为历史的必然。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江亢虎就把唯物史观与必然性联系起来：“吾人夙信历史唯物论，一切现象皆循因果相生之定律，而所谓当然者，乃皆不得不然。”（江亢虎：《社会主义学说》（1914年），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01页。）李大钊1923年就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它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到来的。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的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李大钊：《圣西门的历史观》（1923年8月），《史学要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规律论革命是执行历史的选择。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演进阶段，以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类型划分为标志。历史上不同的社会阶段因其内在矛盾而导致没落并培育了下一个阶段的萌芽，从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到中世纪、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模式，而且是一种末日审判的宗教。人类千百年的跋涉最终会抵达光辉的顶点。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而最终到来的是无阶级社会，到那时再也没有那些扭曲的意识形态来破坏真善美的意象，人人享受的物质丰裕将迎来真正的自由。‘共产主义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本人的乌托邦主义昭然若揭。”“‘历史站在我们一边’的信念对于任何运动都是一种强大的动力。”（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必然”的逻辑与“绝对”的信仰，是革命的真正动力。“必然”意味着势有固然，终将如此；“绝对”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东西，对“绝对”的体认内化为人生的“信仰”，是革命者诞生的标志。黄克诚晚年这样回忆1925年入党时的体验：“我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从此，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此志不移。”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9页。）方志敏在其最困难的时候，也坚信：“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然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 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某个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页。）坚毅的革命者一定是坚定的“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相对论者则很可能是叛徒。1933年，黄药眠被捕，已经投降的原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就这样劝黄投降：“马克思当年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资本主义，这也不过是长远的理想罢了。能够作为我们直接奋斗的目标吗？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梦呓。”（黄药眠：《动荡：我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前仆后继，愈挫愈奋，这就是绝对信仰的力量，这就是革命成功之本。但在革命成功之后，它则可能是灾难的根源之一。在礼平的小说《晚霞消逝的时候》中，楚轩吾对他的女儿南珊说的：“现在有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已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假如你也抱定了某种理想或信念，而这将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命运，那么你会不会在是旦掌握了力量的时候，就把它强加到并不信服的人头上呢？我曾亲眼看到许多青年学生这样懵懵懂懂地卷到邪恶的斗争中去了。”（礼平：《晚霞消逝的时候》，北京：《十月》1981年第1期。） ( http://www.tecn.cn ) 因此，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对摩尔根可以有另一种读法，这就是不把过去视为今天的酝酿和准备，而是看看过去有什么今天所缺乏的价值。摩尔根一方面分析了仍然存在于19世纪“少数民族”中的各种“亲属制度”，辨析了各大文明的政治－法权制度中“亲属制度”的遗留，另一方面也研究了政治社会的演进发展。“人民力求摆脱他们自远古以来即生存于其中的氏族社会，而转入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这是进入文明领域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第176页）地域与财产是“政治社会”的前提。氏族社会建立在人身关系的组织上，它通过个人与氏族、部落的关系进行治理，政治社会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域关系来体现的。人际关系从血亲-姻亲关系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进入超越血亲-姻亲关系体系的地缘组织-管理。与此同时，“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第179页）“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的转变是在古希腊完成的，在《古代社会》第8-10章中，摩尔根详细分析了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过程。希腊部落的全部以往经验都是氏族的，随着都市生活用品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积累于都邑之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社会需要臻于复杂，希腊部落开始超越这种原始的政治方式而走向一种政治制度。从瑟秀斯把各部落在统一的领土范围内合并成一个民族，经梭伦立法以财产划分阶级，最后到克莱斯瑟尼斯创立乡区、乡部和联邦的三级地区组织体系，希腊人经过反复的尝试，终于建立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政治社会”的本意，是以军队的管理方式来造就一个超越“氏族社会”一盘散沙面貌的“民族”（nation）。这种统一的“民族”的出现，需要民众的参与，这就是保持传统的“氏族社会”的某些因素特别是民主选举领袖的制度的必要性。摩尔根根据他调查过的易洛魁人氏族制度的经验，分析“氏族民主制度”的特征，说明“政治社会”既是人类脱离蒙昧、野蛮的“血亲社会”的成就，又是对这些社会中“民主制度基因”的继承，如“平等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根本原理，也都是从氏族社会继承下来的。”（第273页）雅典的“政治社会”，是在包括我们祖宗在内的人类祖先的“氏族民主制度”基础上演化出来的，是与“氏族社会”相对的、在历史时间上“先进于氏族社会”的社会形态。尽管摩尔根认为人们“可以接受和赞成他们所喜爱的任何形式的政府，无论其为帝制政府还是君主政府。”（第273页）但他更愿意为雅典民主政治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颂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乃为最卓越、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一支人，而已在前一个文化阶段中所萌芽的观念，已被他们绞尽一切脑汁予以组织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以民主精神组成的国家。”（第206页）“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经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第222页） ( http://www.tecn.cn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根对希腊-罗马“政治社会”建立过程的研究，可能是我们重读该书的另一个要点。无疑的，在摩尔根之后的一百多年中，无论是对早期历史还是对希腊政治，学术界都有了更多的新论和异议，但对于长期以“五阶段”的模式阅读《古代社会》、长期浸淫于历史必然性的中国读者来说，摩尔根的民主政治论和人类文明发展偶然性的观点仍有特殊价值，它提示我们对现代中国“史观派”的政治与学术进行新的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