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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刊登了对席代岳先生的访谈，主题是他所翻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文末席先生提及大陆读者对他译著的意见，其宽容的气度令人感佩。此前，我在网络上随口发表了对此译本的诸多“牢骚话”，我原以为席先生正当壮年，现在才知道却是一位年逾七旬的长者，从人际交往的礼节上说，“牢骚话”显得太造次。不过，学问商榷原不受身份地位、辈分年纪的拘束。若不是以网络言词或读者心绪的交流方式而发言，而是抱持着平等、客观的论学态度，重新审视此译作，我还是愿意提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一些看法。 须知爱德华·吉本涉及的参考文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学术界已不是新鲜、前沿的东西。象Bury、Jones的晚期罗马史、Vasiliev的拜占庭史、Runciman的十字军史，都比此书更精细严谨，此外有关东西交通史、古典学术史、科技史等等内容，更有大量的新资料、新成果。目前国内专业人士不肯致力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译本，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吉本此书在西方仍有经久不衰之价值，成为文史学问之经典著作，原因在于其中处理繁琐历史现象的史学家之视野、洞察人类精神本质的哲学家之睿智以及文词华赡优雅的文学家之笔法，因而翻译此书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翻译来说，史家视野或许是最容易传达的特点，因为纲目结构很少会在全译本中走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史家视野不仅仅是排兵布阵，它也会渗入到细节的字句中去。纯粹的英文文词如何翻译得惟妙惟肖，却是我不敢妄加议论的，之前读到吕大年先生批评国内某节译本论基督教部分的文章，觉得他立的翻译标准很周全也很具体。我主要关注于其传译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席代岳先生的译笔往往不能达到历史著作的要求。这可能即是陆扬先生批评其与史学文字的严密性的隔膜，也可能还不算是。译文失真之处，随手翻来，立刻可以举出若干例子（据说出版简体字版时曾邀请国内学者校改译名，故而下面所引文字已和席先生原译本不尽相同，但我翻阅时读来问题仍比比皆是，所见不止以下这些）： 元老院还要奉承帕拉斯和那喀索斯。（卷一，页57注释4）易生歧义，以为元老院在敬奉两位神话人物，而原文作the senate paid court to a Pallas or a Narcissus，意谓去奉承“某位”帕拉斯或“某位”那喀索斯，这两个名称乃是男女幸臣的代称。 有关拜占庭对抗比提尼亚国王高卢人菲利普的战争，我们不相信真有其事，古代的作家，出生在这个壮丽的城市获得伟大的名声之前，就运用奉承和虚构的手法，写出这段历史。（卷二，页2注释2）原文为“With regard to the wars of the Byzantines against Philip, the Gauls, and the kings of Bithynia, we should trust none but the ancient writers who lived before the greatness of the Imperial city had excited a spirit of flattery and fiction”，此Philip系指古典晚期威胁希腊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亚历山大大帝之父），和高卢人没关系，和卑提尼亚诸王（其王国建立在亚历山大大帝身後）也没关系。继而所谓“我们不相信”者，也不是指这些战争。本句当译作“有关拜占庭人反抗腓力、高卢人和卑提尼亚诸王的历次战争，我们只会相信那些古代的作家，他们那时还没有帝都之宏大气象以激发逢迎和虚构的灵感”。 这位历史学家的叙述过于华丽和修饰，因而经常受到批评，这条河几乎把亚历山大给淹死，他有必要加以描述。（卷二，页299注释3）按照席先生删去引文注释的体例，这条注文所标的文献被省略不译，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即所删的Quintus Curtius之名，在正文并未出现，后半句，原文作“Yet it was almost the duty of the historian to describe a river, whose waters had nearly proved fatal to Alexander”，意思是说虽然对此史家夸饰之文词多有指摘，但描绘此河（Cydnus）几乎成为此人之本职（谓其著作虽多不当，唯此尚可取也）。译文将“it was almost the duty”翻作“有必要”，等于掩盖了吉本对该史家的评价。 马菲对哥特人的偏颇行为有浮夸不实的记载，他有意大利贵族的身分当然会痛恨这些蛮族。身为平民的穆拉托里屈服于哥特人的压力。（卷四，页10注释2）Muratori是17世纪的学者，他如何会屈服于古代的蛮族？看原文是Maffei exaggerates the injustice of the Goths, whom he hated as an Italian noble. The plebeian Muratori crouches under their oppression. “出身贫寒的穆拉托里”屈从的是意大利贵族们的意见（对哥特人的仇视）。 希腊人不谙军旅之事，骄傲的哥特人把这个称呼当成藐视之辞。（卷四，页148）原文作the unwarlike appellation of Greeks was imposed as a term of reproach by the haughty Goths，应是傲慢的哥特人将不谙军事作为藐视之词加于希腊人身上。 （希波克拉底）他非常喜欢用七这个数字，像是每年两个星期，或是七百天等等。（卷四，页245注释2）two weeks of years是14年的意思。同注中“希腊人用十四岁还有更不便说出口的原因”，这是道学家的口气，而吉本原文只是引述了伪造的普鲁塔克著作，περὶ ἣν ὁ σπερματικὸς κινεῖται ὀρρός，意即“因其人生出精液来了”，今天看来也没啥不便说出口的。 西美昂并非别号而是指怪物。（卷五，页360注释3）此句原文作Simeon was not τίτος but κῆτος，τίτος大概是指罗马人名中常见的Titus，κῆτος指海上的巨兽，两者字形相近。显然吉本在此校正了文献上一句文字。译出时需附带原文及说明。 俄罗斯的大公爵或称台吉也可以称为沙皇。（卷五，页384）原文是the great duke, or chagan, or czar, of the Russians，“台吉”者，为古时蒙古贵族的称号，和Chagan似无关系，元史中涉及此名，译作“察罕”（察罕汗即白汗）；czar此处亦不宜按惯例译作沙皇，而当是“凯撒”。这两个名称分别涉及东方、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大公爵的称呼。 此外，将Proconsul译作“前执政官”、小亚细亚等于“亚洲”、为Josephus画蛇添足为“希腊历史学家”（原文仅作“an ancient historian”）、把Warburtonian school之school“学派”理解为“学院”、将prebyter译作“新入会者”，都是对原文知识背景了解不深所致。而Marcus Antoninus宜按习惯译作马可·奥勒留，而不是马可·安东尼（Antonius与Antoninus不是一个姓），Joseph de Guignes历来中文名叫作“德经”，而不是什么“德吉涅斯”，Cosmas的绰号Indicopleustes不是“印度航海家”而是“曾至印度的航海家”，Aelian有时并不是“伊利安人”，而是位历史学家，the Bélisaire of Marmontel应是马尔蒙特尔的历史小说《贝利萨留》，不是《马尔蒙特尔的贝利萨尔》，Shahnameh不是纳米哈沙王的传记，而宜直接译作《列王纪》，拉封丹所提及的Pilpay寓言书，即毗湿奴舍里曼的《五卷书》，译作“皮尔佩”也略显得隔了一层，印度传入欧洲的chess，便是国际象棋了，亦不必使用“弈棋”这样含糊不清的字眼儿。短短前後几页间，John Damascenus有时作大马士革的约翰，有时却译成约翰·达马森提努斯（其俗名Mansur被译成曼提尔）；Paulus Diaconus宜翻作“助祭（或用书中惯用的‘祭辅’）”保罗；Charles le Simple译作“糊涂”查理比“单纯”查理好些；Jove作为神名，一般改译作宙斯或朱庇特，不宜译成约伯。 还有些名称涉及中西交通，在古代汉籍中出现过，宜用古名，如奥勒留所属之朝代，或可译作“安敦”。Oxus作阿姆河便不如“乌浒水”，Jaxartes作锡尔河便不如“药杀河”，Geougen一名不能译作“哲欧根”，而是中国古籍里的“柔然”。Chozars译成“卡（科）扎尔斯人”，须知此处指的是Khazars，即哈扎尔人或卡扎尔人，至于说中国人将他们称为Kosa，译成“吐蕃”不确，应对译作《新唐书》里的“可萨”；书中复将Turfan（吐鲁番）亦译作吐蕃。Cathay对应的是“契丹”不是“震旦”，缅甸古都Pegu，古史作“白古”或“摆古”，“勃固”是今名。也有弄巧成拙的（不晓得是译者还是校者的错），Cochin译作“交趾”就变成了越南，而吉本原文指的是印度西南滨海曾建立王国的科钦。 译笔伤及史书著作连贯流畅的，问题在于译文不合乎汉语文法的习惯，比如有不少被动句而缺少“被”字，读来就很别扭。还有几例典型的病句： 我们没有办法订出精确的温度标准，去衡量那些生长在希腊或亚细亚温暖地区的演说者，他们的感觉或说法。（卷一，页175） 阿米阿努斯这位服务军旅的历史学家，正在波斯人准备用船在底格里斯河上构筑桥梁之时，派遣前去观察对方军队的动静。（卷二，页99） 一种羞辱的允许和需要的限制，应用在舞女的身上。（卷四，页49注释3） 同一颗彗星每五百七十五年就重访地球共七次之多。（卷四，页223） 琉卡特的巨岩是主教的岛屿和教区在南边的海岬。（卷五，页326注释1） （使臣）受到介绍特别在大会上陈述统治者面临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卷六，页3） 席先生自觉得文字洗练优雅达到了“寻章摘句”的地步，这种追求令人尊敬。但无论是“无籍籍名”还是“无名籍籍”，在各大辞书中都查不到，亦不见于主要的古籍中，如何称得上“雅”？还有一些情况属于看似雅而实际俗的，使用了传统中国文学的语言，实质上修辞效果却不好。比如以“红衣主教”译Cardinal Bishop，这个词是明清以降中国基督徒的叫法，严格来说应作“枢机主教”，因为13世纪以前这些神职人员并不一定身着红衣；以“子平之学”代称西方渊源久远的星象学Astrology也不合适，因徐子平乃中国近古说部里的民间传说人物；这是将西方古典的东西改成了中国500年内老百姓的叫法。钱锺书先生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定为化，这却不是跨国度的化，而是扭曲时空的“讹”了。书中总是将sceptre译作“令牌”，後者本该是中国道士的用具，却莫名其妙地成为罗马皇帝权杖的代称，直到卷六第62章，吉本解释说sceptre是一根长杖，然而译者坚持继续译作“令牌”。至于将暴君所养的猛兽之名译为“纯纯”（Innocence）和“小金”（Mica Aurea），形容Symachus文体时硬加入“有如七宝楼台”这样的套语，又有点恶俗的腔调了。 《访谈》中席先生说自己所增加的两千多条译注，“使得读者对书中重要的人名、地名、典章、掌故和重大事件的本末有进一步的认识”。其中大多译注的确精彩（比如认为Trinquemale是锡兰山，甚是，此即《岛夷志略》的“千里马”）。但是问题也很多：有的译注过于简易，因时代发展或媒体进步，读者素质普遍提高，显得不再有必要。有的译注属于个人经验和见解，如观好莱坞电影和比较清代皇室弟子读书情况，出现在这种经典著作里，体例上很不合适。还有的译注，投入精力的方向错了，造成南辕北辙，反而妨害阅读和理解，这类情况最应避免。比如卷一页213译注3，谓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一剧以Taurica为背景，显然有误，《美狄亚》一剧发生在科林斯的美狄亚与伊阿宋家宅中，若以美狄亚老家Colchis论，虽与Taurica同属黑海沿岸地区，但一在东南，一在东北，联系起来也很牵强的。吉本此处所言欧里庇德斯为Taurica所作之悲剧，当是指Iphigeneia in Tauris一出。伊菲歌尼亚为阿伽门农之女，她父亲出征特洛伊，欲以她为牺牲，她得到阿耳忒弥斯Artemis女神之助被送至此地，成为当地祭司，她弟弟奥瑞斯忒斯Orestes，及其友人皮拉德斯Pylades来此地，终于与她相认重逢并离开了荒蛮的Taurica。惟有如此解释，读者方能理解吉本原文中所谓“狄安娜（引者注，即阿耳忒弥斯）血腥的牺牲，奥瑞斯忒斯和皮拉德斯的到来，用美德和宗教对抗野蛮和凶残所赢得的胜利，全都有助于表明历史事实”这句话的含义。又如卷四第三十九章页23译注，谓“图利”即西塞罗（实际卷一即已出现此名），而在之後不过3、4页的地方，又将Tully翻成“塔利”，反而造成了混乱。再如卷四，页37“……这个可爱的塞浦路斯人，她的品德真是无愧于那个特殊岛屿，因爱神维纳斯的名字而享誉世界”，本来这里不加注释，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个特殊岛屿”当指塞浦路斯岛，但席先生在此的“译注”却说：“这个岛屿是指锡西拉（Cythera）……是神话中爱神维纳斯诞生之地”，这里涉及神话流传中的争议，即爱神生地历来有二说，一是锡西拉、一是塞浦路斯，译注认准前者，虽不算错，但至于此处，显然干扰了原文的本义。还有郑和下西洋的年代，被标作1045年，当是笔误。再看卷四，页165注释5的译注部分，在波斯史诗中人物Rostam之後说：“在前面的第三章有罗斯坦（Rustan），第二十三章有雷斯坦（Restan），都是波斯的传奇人物”，Rustan这个名字，吉本引的是法国人的游记，若是波斯人名，一下子倒是难判断是否即此Rostam，如何断定“都是”（意即不是一人）；至于Restan（卷二，页249，误作Restar），原文席先生翻译的清楚，明明是个地名，怎么就成了波斯传奇人物呢。还有象介绍希腊学者Agatharchides为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描绘罗马宴饮生活的讽刺作家Petronius称为神话剧作者，都教我们觉得有些可惜。 此前，对于我在网上发表的“牢骚话”，也有不少心胸宽阔的正人君子表示不齿：翻出全译本不容易，何必吹毛求疵。但是我想正因为这个全译本构想的确很伟大，所以我们才要去多多给予关注。有认真之译者，方有认真之读者，而有认真之读者，亦可进一步推助译者的认真。译书而躲避疑难者，读书而议论轻薄者，不足相与言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