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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随着《“封建”考论》一书的问世，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据笔者统计，近三十名学者参与其中，发表论文和书评二十多篇，还先后召开两次学术会议，可谓近年来史学界罕见的一场大规模的学术争鸣。笔者在《“封建”考论》（以下简称《考论》）出版当年就看到该书，此后也一直关注相关讨论的进展。记得初读《考论》时，也以为此书乃该问题的“盖棺定论之作”。然而，2007年读到ersonName ProductID="李根蟠" w:st="on">李根蟠ersonName>先生的《“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 <“封建”考论>》一文，极受震动，对冯著转为半信半疑，也由衷体会到学术争鸣的必要性。至今，笔者心中对封建名实问题尚未有定见，只有些许浅陋的感想，愿献诸方家以求指正。 一、常识性批判的局限——评《“封建”考论》的论证思路 从表面上看，《“封建”考论》主要是在辨析“封建”这一概念，展现其在中国的流变过程，即探讨“封建”之名。但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封建”名实的争论表面上是对“封建”概念的不同理解，实质是承认不承认封建生产方式的普遍性、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正确性、承认不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存在的问题。否定论者否定的不是“封建”之“名”，而是“封建”之“实”。（李根蟠：《如何科学理解马列主义封建观——“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纪要》，《光明日报》2008年1月27日） 冯著之所以会招来如此大的非议，不仅是因为他对“封建”之实的论述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的传统观点相对立，其论述思路的缺陷也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原因。 《“封建”考论》在论述中采取了一种“常识性批判”的思路，即通过“识字”和文本考据来考察“封建”概念，澄清所谓常识，并进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去颠覆和否认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ersonName ProductID="杨念群" w:st="on">杨念群ersonName>先生对“常识性批判”这一现象有精辟阐述，指出“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识字’的常识性批评却具有了某种权力支配的意味,从而在强调其话语力量的同时, 有可能遮蔽乃至封杀极富创见之研究的申辩和伸张观点的权利”，“以乾嘉时期识字功夫聊以自慰的虚骄心态,变成了学术界长期拒斥或悬置西方研究成果的一付挡箭牌。”（杨念群：《“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读书》1999年第2期）。ersonName ProductID="冯" w:st="on">冯ersonName>先生如果只是单纯的“识字”，探究常识，也就罢了，可是他还要由名入实，去批判，乃至否定马列主义封建观，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论证方法，巧则巧矣，但却无法使对手心服口服。ersonName ProductID="冯天瑜" w:st="on">冯天瑜ersonName>先生在“封建”之名上的论证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如果他真有兴趣探讨社会形态的话，那么相较于“常识性批判”的思路，他更宜采取建筑于史实基础上的理论构建。如果仅仅是通过对“封建”古义、西义、今义和对马克思个别相关论述字面上的考察，就去推倒社会形态学说，否认“封建社会”的普遍存在，未免太轻率了。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真是误译、泛化，也不能由此轻易否认其背后丰厚的理论成果和赖以支撑的思想背景。 常识性批判本质是一种不对称的批判，即以常识上的辨析去颠覆思想上的建构，这种批判方式往往过于草率，以瑕掩玉，颇有投机取巧之嫌。常识性批判思路的局限，也对本次讨论的深入程度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其实，相较于“封建”之名而言“封建”之实才是更为紧要，也是学术界更为关心的问题。但由于《考论》对“封建”之实没有多少根基厚实的论述，也就难以激起对“封建”之实的深入思考，从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的“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发言记录看，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马列主义封建观、社会形态学说等相关问题既有结论的回溯、强调和澄清远多于创新。这不能不说是这次讨论的一大遗憾。 二、列宁的封建观是对“封建”概念的“泛化”吗？ 其实相较于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的问题来说，列宁的封建观对于《考论》的立论是更为关键性的。因为不管无论马克思封建原论究竟如何，列宁的封建观对中国马列主义封建观的确立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如果列宁的封建观错了，那么秦至清的中国就不能叫“封建社会”。笔者认为，《考论》立论的两个根基一在第十章（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一在第十七章（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列宁封建观是否是对“封建”概念“泛化”的问题是分析冯著的一把钥匙。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形成结论，只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考论》所说的“泛化”是贬义的，是指对概念内涵和外延不合理的变更和扩展。在此，笔者由于学力有限，不准备具体讨论对列宁的相关论述。问题关键在于即使马克思封建原论如ersonName ProductID="冯" w:st="on">冯ersonName>先生所说是对西欧历史实际的探讨，那么列宁的封建观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更和扩展就是不合理的吗？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实讨论至此，判断概念“封建”语义变化合理与否的标准已不是历史学的，而是语言学的问题了，即这种将词语固有概念“剔除”，赋予新内涵的做法合不合理。 我很疑惑语义学上是否会为语义的改变确立规则——查阅了多本语义学著作都未见到。我想语义学，更多的应是从语言学现象中总结规律，而非为语言运用立法。 我觉得《考论》的论证归结到最后大多都不再是历史学的问题，而是语言学、翻译学上的问题，它拟定的历史分期命名标准也是如此。这就显得他的论证过于技术性，含金量不高，无助于加深对相关有分量的问题的认识。当然，诚如冯先生所说，“名辩之学不可轻慢”，冯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考察概念“古今转换和中外对接”的精神，还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三、讨论的不足和展望 目前，关于“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已基本告一段落，回顾这场讨论，我觉得有几点不足： 一、回溯多，创新少，不够深入。上文已论及，此不详论。 二、对文本和理论的讨论多，从史实出发的论证少。笔者认为，之所以此次讨论会在马克思封建原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没有专门、详细和系统的论证过封建社会形态的普遍存在。我们与其在文本上争执（当然文本解读也是很重要的），不如更多的从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精神实质和史实出发，去研究一些切实的问题。如果只是拘泥于文本和理论的玄谈，很难增进对中国封建社会名实的认识。 三、争鸣不够充分。这次讨论中学术界召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2006年10月14日,《“封建”考论》暨“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一次是2007 年10月召开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基本都是一种声音，前者是对《“封建”考论》的肯定，后者是则是否定，没有面对面的争论。而且交锋基本只有一轮，没有对反驳的再反驳，李根蟠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没有看到对其直接的驳难。 对于今后“封建”问题的讨论，应该加强对中国秦至清社会和西方及世界其他地方封建社会共性的研究。虽然说，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历史特殊性的研究都将是历史学的主流，但是在已有特殊性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共性研究也不可偏废。唯有如此，才能期待在“封建”问题上真正拨开迷雾，取得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