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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美]杰里·本特利、赫布·齐格勒著 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这本厚重的大书，150多万字，粗略地把它通读一下都得花几天的时间。不过，这也不算什么，一部通史性的世界历史著作，从远古写到今，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同族群，以及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妥当，写出这样的部头也是客观的要求。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曾写过10卷本的《世界通史》；我国学者吴于廑、齐世荣也曾主编过6卷本的《世界史》，可见，一部世界通史性的著作，如果不是有意要写成“通论”、“导论”式的简明世界史，就得照上百万字这样的分量来写。 让人新奇的是，这部包含了上下几十万年、遍及地球每个地方的人类历史的鸿篇巨制的作者只有两个人：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杰里·本特利和赫布·齐格勒。大部头的世界通史著作往往由多人分别撰写，甚至要由数十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所长，把各个方面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充分地展现出来。不足之处在于各人的写作风格各异、观点不尽相同，总撰时协调起来有难度。而对读者来说，出自众人之手的书，读起来有凑合的感觉就在所难免了。作者越少，越能保证书的体例、写作风格和观点的统一，本特利和齐格勒两人合作的《新全球史》比之于有更多人集体完成的其他通史著作，很好地体现了体例、观点的统一，加上这本书鲜明的叙事风格，读起来确实令人爽快。然而，在广泛吸收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方面，《新全球史》并不因为作者少而显出欠缺，关于妇女史、性别史、生态史、疾病瘟疫史、家庭史、人口史等领域的新成果在书中均能得到适当的体现。生态、疾病、人口迁徙等涉及全球影响的主题自不必说，像妇女和性别方面的内容，在书中几乎经常出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妇女史和性别史在西方史学研究中已取得了广泛而卓越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处处注意到了新成果的应用。 不过，对很多中国的世界史学人来说，兴趣可能更多地落在本特利和齐格勒两位作者对世界历史的体系把握上。 编撰一部世界史，总是在一定的世界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不管编撰者是否提出他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看法，也不论他是否对他的心目中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作过明确的阐述，当他设想世界史的体例、构建框架、确定重点并对内容进行选择和取舍时，客观上他是在落实着他的世界历史观，这是一种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根本性的看法，通过一部世界史著作，作者起码要告诉读者：什么是世界历史?为什么要编写世界史?世界历史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动力来自何处?新编的世界史著作与以往的世界史著作有什么差别?等等。任何一部世界史著作都会或多或少地对这些问题有所交待。 《新全球史》的内容很丰富，但本特利和齐格勒在这本书中关于他们对世界历史体系的阐述并不多，读者如果想充分地了解他们的世界历史观和他们对世界史体系的看法，可能要在慢慢地品读这本厚重的《新全球史》的过程中，从字里行间去琢磨了。不过，作者在简短的“前言”中对该书的视角、主题和结构的阐述仍是一目了然。 根据作者的表述，这本书是“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俗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处在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有责任告诉大家，人类是如何从过去的分散状态发展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的。撰写全球史，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根据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历史经验，需要从全球的视角和观点来重新看待人类的历史。因此，全球史观是全球化时代理解世界历史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关于这一点，我在阅读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有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部分内容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提出，全球规模的战争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进攻，1931年日本攻占中国东北是“修正主义国家”(指德、日、意三国)扩张和侵略的第一步，中国是“第一个体验第二次世界大残酷的国家”。这一观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两个国家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而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因此就大为提高。这一评价的依据，主要不在于人们习惯上所认识到的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的重要性，而在于《新全球史》的作者从全球视角看到，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原因在于：部分受到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协议的想法的驱使，同时也是由于全球规模的经济萧条的压迫。 也正是由于全球视角，《新全球史》所展现的世界历史进程比以往的世界史著作增加了，确切地说，是充实和加强了世界各地在历史上交往方面的内容。以前的世界史著作并不缺少有关文明交流方面的内容，只是人们并没有有意地去发掘和强调交往的历史，而且是把世界各地的横向的交往和联系的过程从属于世界历史的纵向的和历时性的进程。这样，关于全球不同地区之间交往、联系的内容在以往的世界史著作中就没有取得突出的地位。而现在，《新全球史》弥补、充实并扩大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帝国扩张战争、远距离贸易、农作物的传播、生产技术、宗教、文化的传播，乃至疾病的传染，都被看成是历史上人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几种主要形式，而恐怖活动的扩散也使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化世界的一个持久的特征。在《新全球史》里，“传统”(Traditions)与“交流”(Encounters)构成世界历史的两个主题。这本书的“新”，根据作者的说法，首先就体现在：通过这两个重要的主题把全球史观带到了世界史的研究中；它追溯了世界各文明的历史发展，同时也系统地考察了不同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本特利、齐格勒把“传统”和“交流”这两个主题看成《新全球史》的两个亮点之一，是相比于其他著作而言的。的确，在其他著作中关于“交流”方面的内容都不及《新全球史》来得充分和突出。不过，本特利、齐格勒似乎是长于历史的叙述而短于理论的阐述，至少在《新全球史》这本书中对“传统”和“交流”之间的关系没有说清楚。如果从理论上来要求，本特利、齐格勒还真的该认真参考一下吴于廑关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尽管《新全球史》所指的“传统”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的组织、维持和衰落”，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与“纵向发展”相似的过程。《新全球史》所指的“交流”，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是多种文化交融的过程。“交流”的过程与历史的“横向联系”似乎更相近。所以，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来参照，我认为，这一亮点的光辉主要局限在对历史过程的叙述的范围内，从理论上来看，不及吴于廑对世界历史的总体阐述。当然，吴于廑和齐世荣共同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从内容叙述上看，尤其是关于历史的“横向发展”的叙述，远不及《新全球史》的“交流”来得丰满和生动。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 《新全球史》把世界历史划分为7个时代，作者认为，这是该书的另一个亮点。前已讲到，本特利和齐格勒并没有就“传统”与“交流”这两个主题的关系作专门的阐述，但根据他们对世界历史时代的划分，可以看到，他们对“交流”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他们主要是依据“交流”来划分世界历史进程的各阶段的，“交流”比单个社会的独特经历更加重要，7个时代更多反映的是“在多种文化交流中所有社会的共同经历。这7个时代与把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形式有着紧密的关系”。 世界历史的七分法的确很新颖，根据“交流”的状况来划分时代，与作者所主张的全球史观相一致。但问题在于这一做法很可能会夸大历史上的“交流”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从原先各地方分散的、相互孤立和隔绝的状态，逐渐地发展为联系越来越密切并终成为全球化状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越是往古代追溯，“交流”便越是稀少，与“传统”(即个体社会的组织、维持和衰落)相比，“交流”的历史分量就越轻。即使我们承认，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早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就已经通过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了，我们也应当对这种交流给相关民族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持审慎的评价。比如古代城市的产生是在农业生产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粮食剩余多到足以养活一大批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活动并聚居于一个地方的人群时才有可能，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达史上的一个重要象征。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起源最早，但在世界很多地方，城市文明是在农业生产出现数千年之后才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从古代几个文明地区看，城市起源的时间先后，差别很大。但是，不论世界各地城市起源的时差有多大，人们一直没有发现某些较晚出现的古代城市文明是在另一些较早出现的城市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证据。古代世界各地的城市文明都是独立出现的。当然，说古代城市文明的出现并没有受到各地之间的交流的影响，并不表示那个时代各地之间的相互交流不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那时已存在各地间的交流，这些交流的影响也不大，个别社会自身发展(即“传统”)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古代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主要是地方性的，比如汉代汉民族与其他相邻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远距离的、跨越更大的文化圈的交往，比如汉代与西域的关系，虽然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对汉民族文化圈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能超乎汉民族自身的传统因素，以及汉民族与相邻少数民族之间的地方性交流，对西域各少数民族也如是。因此，肯定“世界各民族从人类历史之初就开始彼此之间的交流了”是一回事，而评价这种交流的意义，尤其是当“交流”相比于“传统”时，必须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带着全球化时代所发生的密切的文化交流使我们产生的强烈感受，去理解历史上的，尤其是古代各民族、各文明间的交流，容易夸大这些交流的意义。本特利和齐格勒根据“交流”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很可能已经夸大了横向联系的意义。刘新成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批评全球史观“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应该是上述意思的另一种说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全球史》应该向读者交代清楚。《新全球史》的作者说，当代的全球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全球性的互动和全球性问题绝不是世界历史的新特点，世界各地间的相互交流自古就有。同时，他们还承认，“当代的全球化的确比早期的跨文化互动更为剧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当今的全球化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交流所演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吗?或者说，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密切的交往只不过是人类的交往倾向借助于当代的交通、通信技术在程度上和数量上的扩大?全球化的历史有多长也有不同的说法，是5000年，还是500年，抑或只是二三十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世界性交往的不同性质和引起这些交往的内在机制的认识。张骞通西域、黑死病的传播和蔓延、郑和下西洋、地理大发现、殖民活动等等，在全球交往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但仅仅把它们看成是全球交往的大事，无助于我们分清它们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性质、对历史所产生的不同后果。在全球交往史上，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资产者无限制地积累财富的欲望，使全球联系成为必要，使全球越来越密切的交往成为可能，而且最终使全球一体变成现实，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全球交往区别于以往一切世代的交流。在严格的意义上，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全球性交往与此前的历史上发生过的全球交流不可混为一谈。本特利和齐格勒注意到“当代的全球化的确比早期的跨文化互动更为剧烈”，但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他们应该告诉读者当代的全球化与以前的全球交流的差别，并阐释其原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