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作者简介 《法兰克人史》的作者是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他出生于公元538年。在中译本的序言中，戚国淦认为从格雷戈里的家族历史中曾出现多任主教可以判断出格雷戈里“家世之显赫及其与教会关系之密切”。 《法兰克人史》一书与格雷戈里的教会生涯息息相关，“公元563 年，格雷戈里任克莱蒙教区副主祭，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会生涯。公元573 年，在奥斯特拉西亚国王西吉贝尔特的护持下，受任为都尔主教， 在任二十一年，于公元594 年去世。” “《法兰克人史》的撰写时间，约开始于格雷戈里就任都尔主教之后的两年间，最后一章完成于他去世之年，前后历时近二十载。” “《法兰克人史》用拉丁文写成，留传下来有四种手抄本，到十六世纪印刷成书。” 这部著作的史料价值也非常高，“《萨利克法典》和《法兰克人史》通常被视为墨洛温王朝早期最重要的两部史料。” 2.篇章结构 《法兰克人史》全书共分为十卷，每卷之前设有目录，在目录中以数字作为编号，并且在编号之后还有题目，记载着每一个小节的内容提要。这种目录的设置对于翻查和检索信息来说十分重要，也使得整本书条理清晰。而在每一卷卷首格雷戈里使用的词汇也都不同，第一卷卷首为：“都尔主教乔治乌斯•弗洛伦提乌斯（或称格雷戈里）所著教会历史的第一卷，以基督的名义，自此开始”。 第二卷卷首为：“第二卷诸章自此开始”。 第三卷卷首为“第三卷诸章自此开始”。 第四卷卷首为“第四卷诸章自此开始”。 第五卷卷首为“第五卷幸运地自此开始。阿们”。 前五卷中，第三卷和第五卷卷首有序言。序言与正文的内容不同，正文记载事件或者描述状况，序言中则更多的出现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比如在第五卷的序言中格雷戈里认为需要维护和平，尤其是不要发生内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每卷中又分为小节，每个小节的长短不一，有时一个小节讲述一个独立的事件，有时几个小节共同讲述同一个事件。各个小节之间相对独立。也正因如此，想要概括《法兰克人史》的内容相对困难。 在第一卷里，格雷戈里从上帝创造世界开始写起，除了部分年份和小细节的错误，比如：第12页的第一个脚注中译者写道：“见《圣经•约伯记》，第42章，所记约伯年岁与本书有出入。” 大部分的故事与《圣经》的记载无异，第一卷的结尾是公元397年。第二卷则是关于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的记载，其中对克洛维着笔较多。第三卷的历史始于公元511年，从这一部分开始就有一部分是格雷戈里生活的年代了，记载更为丰富和充分，也更为生动。第三卷至第五卷主要记载了法兰克人的王国的统治，以及世俗的统治与教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法兰克在这个时期内皈依了基督教。这本书主要记述了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的历史，从克洛维带领三千将士皈依基督教开始，格雷戈里使用的历史解释框架以基督教为主。 格雷戈里的书写逐渐从基督教早期发展史过渡到高卢地区的历史，“在高卢，同样有许多人戴上了天国的珠宝，成为保卫基督名字的殉教者，他们受难的历史在我们中间一直虔诚地保存到现在。” “据说，他受到他的邪恶的母亲的怂恿，做出种种坏事以后，就象我刚才提到的那样，召集起阿勒曼尼人，蹂躏了整个的高卢，把所有在古代修建的建筑物从地基上统统推倒。来到克莱蒙的时候，他焚烧，破坏，并且整个摧毁了那座高卢人用自己的语言称之为瓦索•加拉太的神殿。” 这样的书写使得从创世到格雷戈里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过渡十分自然，同时也能够显示基督教世界历史的连贯性，虽然未必可信，但是格雷戈里的书写中这些事件都排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形成连贯的整体。 格雷戈里作为都尔地区的主教，其对都尔地区的叙述比重大，显示出了作者本身的倾向。 都尔人看见他们都已入睡的时候，就抬起了那具最圣洁的遗体，一些人把它从一个窗口递了出去，另外一些人从外边接过它来；然后他们把它放在一只船上，所有的人随着它沿维埃纳河顺流而下。他们刚一驶入卢瓦尔河的时候，就立即驶向都尔城，同时大声歌唱颂歌，大量吟诵圣诗。普瓦提埃人为他们的声音所惊醒，他们所希望保卫的宝物既已为人所夺，就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如果有人问起，自从加提亚努斯主教死后直到神圣的马丁的时候，中间何以只有利托里乌斯一位主教，那就应该让他知道，多年以来异教徒在反对我们，因此都尔城被剥夺掉教士的祝福仪式。那个时期的基督教徒只能秘密地在暗中举行宗教仪式。如果有人被异教徒发现为基督教徒，他们不是遭受鞭挞，就是被刀剑砍掉脑袋。 书中各卷的篇幅比重不同。年代越近的章节篇幅越大，而实际上越往后的章节记述的年代越短。在此列举详细的统计： 卷数 记载的年代 年数 页数 1 从创世至公元397年 5596 37 2 自公元397年至511年 114 61 3 自公元511年至547年 36 39 4 自公元547年至575年 28 61 5 自公元575年至580年 5 77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格雷戈里对人物的话语记载得很充分，在历史事件中穿插了大量的对话，有的事件甚至是以对话为线索发展行文的。虽然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未必能保证客观和真实，但在实际效果上，生动的对话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读者，也利于本书的流传。 3.编年史顺序与纪年法 格雷戈里把自己写作《法兰克人史》的初衷归因于高卢地区整体的文学水平低下，“当前，在高卢的城市里，当人们对文字的运用每况愈下，不，更确切地说是已告终竭的时候，那里已找不到一个在层次分明的写作艺术方面训练有素的学者，来把发生过的事情以散文或韵文的形式描绘出来。” 而他本身作为一个掌握着写作历史的技艺的人，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历史写作。事实证明，格雷戈里有着高超的历史写作方法。 格雷戈里采取按照时间顺序的方式书写历史。“通过对于前人的编年史或历史的摘录，从而清楚地说明，自从开始有世界以来，所经历的岁月已有多久，这对于那些当世界末日临近时感到心惊胆战的人，是会有好处的。” 虽然依据格雷戈里的基督教信仰，圣徒们和灾难不应该混在一起，但是“我将进一步把圣徒们的奇迹般的事业和人们的灾难按照时间顺序兼收并蓄地加以叙述。我认为，假使我把受福的人们的快乐生活夹杂在不幸的人们的悲惨遭遇中间来叙述，读者将不致认为这是毫无道理，因为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粗心大意，而是遵循了事件发生的过程。” 格雷戈里之前已经有不少编年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书写历史，因而把国王和殉道者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我们因之也以这种方式从事编撰，以便对世纪的顺序和迄至今日的年代计算易于看到全貌。” 为了保证既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记载，又能够使得关于同一个人的事件能够给读者留下连贯的印象，格雷戈里使用了伏笔的方式，给读者一个预告，也略微弥补了编年记事方式的零碎感的不足。比如：“他是怎么死的，我将在下文里叙述。” 而且为了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格雷戈里还使用插叙：“关于渡海的事，既然有许多作家作了不少的记述，我认为在这卷书中插入一些有关他们渡越的地点和渡越的方式的叙述，是适宜的。”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格雷戈里在叙述中使用倒叙来铺垫人物先前的经历。“我认为我最好是稍微详细地讲一讲有关他的发迹经过。” 同样为了读者的理解，格雷戈里在叙述一位人物的时候会在之前介绍该人物的早期发展和故乡的状况。“因为我必须讲一讲安达尔西乌斯之死，那么最好还是先说一说他的家世和他的故乡情况。”而这种对于故乡情况的介绍，在格雷戈里看来，其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但是客观这些叙述无疑为日后的历史学人了解5-6世纪的法国的状况提供了资料，也使得他的历史书写具有一些新文化史的色彩。 在公元纪年法尚未出现的年代，历史书写中的时间观念和纪念方式值得注意。格雷戈里的叙事中很少明确说明某个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往往是在卷首或卷尾交代整卷的时间范围。而他使用的使用是依据关键性事件开始推算的纪念方式。“关于以何种方式来计算世界的年代，凯撒里亚主教尤塞比乌斯和耶罗姆神父所著的编年史都作了明确的训示，他们把所有的年代都按照顺序排列出来。奥罗西乌斯在这些问题上也做了极其勤奋的探索，他把从创世以来直到他那个时代之间的年代，排成了完整的系列。维克托里乌斯在确定复活节的日期时，又把这项工作重新做了一遍。因此，在轮到我的时候，我愿意遵循上述作家的前例；倘蒙上帝施以助力，我愿把全部的年代一直推算到今天。这一工作纵或以亚当作为开始，我也会更加欣悦地去完成它。” 格雷戈里使用的纪年法在第四卷的末尾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从创世到洪水二千二百四十二年。从洪水到亚伯拉罕九百四十二年。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四百六十二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四百八十年。从建造圣殿到圣殿荒芜和耶路撒冷众民流落巴比伦三百九十年。从耶路撒冷众民流落巴比伦到我主耶稣受难六百六十八年。从我主耶稣受难到圣马丁逝世四百十二年。从圣马丁逝世到克洛维国王去世一百十二年。从克洛维国王去世到提乌德贝尔特去世三十七年。从提乌德贝尔特去世到西吉贝尔特去世二十九年。总数是五千七百七十四年。” 格雷戈里使用具体的关键性事件作为纪念的起点，从事件之后开始计算，而且同时使用多个关键性的事件作为起点，使得纪念更为精准，可以与诸多其他事件进行参照。同时纪念中选择的关键性事件大多与《圣经》中的事件有关，又证明了《法兰克人史》一书的基督教色彩。 4.基督教色彩 格雷戈里作为都尔主教，其本身对基督教的信仰必然十分坚定。他在本书开篇之处就写道：“在打算把国王同敌对的人民、殉教者同异教徒、教会同异端之间的战争记录下来的时候，我愿意首先表明我自己的信仰，以便不论谁读这本书，都不致对我信奉天主教这一点有所怀疑。” 而5-6世纪的高卢地区已经大面积信仰基督教，格雷戈里使用基督教观点书写历史也是情理之中。 在格雷戈里的基督教解释框架中，对信仰的虔诚是至高的品质。格雷戈里在描述一位少女时写道：“她非常富有，按照世俗等级，她以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元老家族而超越流俗；但是她具有比所有这些东西更为高贵的特点：她具有坚强的对天主教的信仰，无可指摘地侍奉全能的上帝。” 格雷戈里显然认为基督教信仰是比世俗社会中的高贵品质更为高贵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重视基督教的价值观。关于克洛提尔德王后的描述是另一个鲜明的例子：“克洛提尔德王后的表现是如此之高尚虔诚，因此她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她孜孜不倦地施舍济贫，在守夜的时候彻夜祈祷；在贞操和一切美德方面，她显示出一尘不染。她向教堂、修道院和其他神圣场所赠送生活福利所必需的土地，她分赠土地时是如此地慷慨和热心，以致当时人们认为她不大象一位王后，而更象上帝的一个特有的，专心诚意而永无休止地事奉他的侍女。不论是她的诸子的国王地位，也不论是财富或野心，都没有把她引向毁灭，而是她的谦虚把她带到美德的境地。” 对信仰的虔诚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认为好的行为不属于世俗世界，所以克洛提尔德不像是王后，认为好的行为属于教会，所以格雷戈里认为克洛提尔德更像是上帝的侍女。 格雷戈里的书写中还明显地呈现出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信仰虔诚者就能够获得好的结局；相反，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仰正确的三位一体的教派的人，往往无法善终。“如蒙许可，我愿意花少许时间将信奉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基督教徒所取得的成功，和力求分裂它的人所遭到的灾难作一比较。” 格雷戈里写到了不信仰者的厄运：“这个人和他的名字倒是恰好相称，因为他在一切嗜欲方面都贪暴到极点。据说，某一次他指责马丁和马尔提亚尔两位申信者，说他们没有给王室领地留下一点儿值钱的东西。但是，猛然间，他中了这两位申信者的威力，变得耳聋口哑，疯癫而死。” 信徒因为信仰而具有威力。另一个例子是：蛮族试图闯入藏有圣马丁的遗物的拉特修道院，有一人试图阻止蛮族。“猛然间，船偏向一边，他们人人都被握在手中对准着自己的矛头刺中，大家都被自己的长矛戳穿，丧了性命。只有一个曾经谴责过他们并且曾经试图拦阻他们犯罪的人安然无恙。要是有任何人以为这是出于偶然的话，那么就请他想一想有罪的人是很多的，而免于罹难的却是那个清白无辜的人。” 维护基督教信仰的人与试图破坏的人的结局是截然相反的。而且，上帝本人也会实行报复。“虽然前任各位主教都曾长期遵守妇女不得进入教堂住所的规 定，苏珊娜和她的侍女们却自由地进入圣徒们曾经在里面睡觉的住室。这一切行径终于激怒了上帝，上帝就对普里斯库斯一家进行报复。” 格雷戈里还把上帝实行的报复行为解释为一种对异端的警告：“异端信仰者就据此攻击我们，质问何以《圣经》把上帝描绘成怒火暴发。因此，应该叫他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并不是象世人那样地发怒，因为他之所以震怒，乃是为了以畏惧来警告；他之所以驱逐，乃是为了召回；他之所以发怒，乃是为了我们可以改过自新。” 格雷戈里还把基督教和高卢联系在一起，认为高卢是信仰基督教的土地，因此是被上帝眷顾的土地。“在那时候，我们的黎明也到来了，它以新的光芒照彻了整个高卢。我这句话的意思指的是最神圣的马丁这时开始在高卢布道，他用许多奇迹向众人宣示上帝之子基督本身就是真正的上帝，并将异教徒的疑惑拨向一旁。”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格雷戈里的基督教历史解释框架。 除以上的因果报应的例子之外，格雷戈里记载了大量的神迹，比如神圣的高尔在担任主教期间，“他夜以继日地求告上帝，请求在他有生之日不要见到他的群众罹此灾难。” 克莱蒙事实上也免于疾病。格雷戈里说：“我认为，上帝有鉴于这位牧人的德行，保全了他的羊群，而不让他看到羊群遭受吞噬，这实在是恩惠不浅。” 5.对信仰的讨论 在格雷戈里生活的高卢，5-6世纪是充满基督教信仰的时代，他的叙述中体现了大量与信仰相关的内容。这个时期的信仰与世俗相互交织。信仰成为克洛维进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潜心遵守教义、教规。“他还让人杀死了许多其他的国王，也杀死了一些他疑心会篡夺他的国家的近支亲属，他以这种方式把他的统治扩展到高卢全境。” 君主的恶劣行为还不止于使用暴力方式杀死亲属来争夺领土，格雷戈里对君主的贪图美色之行为也刻画得入木三分。 现在我要讲讲洛塔尔娶他妻子的姊妹是怎么一回事。他已经和英贡德结了婚，并且对她倾心喜爱，英贡德向他建议道： “我的主人对于他的侍女已经做了他乐意的事情，让她跟他同床；现在，为了使我所领受的恩惠完满无缺，请我的主人听一听他的仆人的建议。我恳求他施恩，为他的仆人，也就是我的姊妹，选择一个能干而有钱的丈夫，使我不致于因她而降低身分，反而抬高身分，这样，我就可以更忠心地服侍您。”国王的生性是最贪图美色的，听罢之后，他就开始对阿蕾贡德起了心，他前往她所在的那块领地，和她结婚。她属于他以后，他又回到英贡德的身边，对她说道：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你取得你这甜蜜的人所求之于我的恩惠，我曾经去物色家赀富有，才智高超，可以把他婚配给你的姊妹的人，可是我发现谁也不如我。因此告诉你吧，我已经娶她为妻了，我相信这不会使你不愉快。” 而依据基督教的教规，洛塔尔只能娶一个妻子，而不是更多。这样看来，国王们虽然信仰了基督教，却没有真正地遵守教规，信仰成为了维护统治和个人私欲的工具。 除了国王使用信仰获得世俗的权利之外，能够施行奇迹的人也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利，信仰未必是单纯的信仰，而成为谋求权利的媒介。“当他人已半死，躺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他端来了一碗水，好让他喝。他把水碗接了过去，这时，当地的法官匆忙赶到，他从奥斯特拉皮乌斯的手里把碗抢走，把水泼在地上。他这一来，上帝和神圣主教的谴罚立即接踵而至。因为就在当天，干这件事情的法官发起烧来，半夜就病死了，他不可能活到第二天的同一时刻——就是他在那位圣徒的教堂里从避难者手中把水碗抢过来摔碎的那个时刻。这桩奇迹发生之后，大家都给奥斯特拉皮乌斯送来了大量他所需要的东西。洛塔尔回到国里以后，对奥斯特拉皮乌斯非常器重。” 格雷戈里甚至认为成功应该通过上帝：“我本人相信，他的成功道路的障碍在于他不是通过上帝，而是通过凡人来设法达到这个尊荣的地位。” 显然，格雷戈里认为成功应该通过上帝，而不是通过俗世的努力。这更使得我们开始怀疑格雷戈里时代信仰的作用。 信仰的世界与俗世之间具有联系。“但是如果你们缺少一样东西：因为你们不保持和平，你们得不到上帝的恩宠。” 并不是仅仅信仰就可以得到救赎和好结局，还需要具有善行。没有和平则没有上帝的恩宠，这是一种把俗世中的行为和信仰相连接的说法。信仰与俗世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主教对市民的世俗生活有所干预。基督教对慷慨这种品质十分重视，这种观念也使得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对百姓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促进和改善： 曾经遭受过提乌德里克国王多次伤害的凡尔登主教德西德拉图斯，在经受了许多灾祸、损失、忧伤之后，按照上帝的意旨恢复自由，再次主管他的教区。但是他发现城里的居民特别贫困，为此心中难过，而且，由于提乌德里克的行径，他的私人财产尽遭剥夺，没有办法救助他们。他看出那位提乌德贝尔特国王善良仁慈，就派遣使者去见他。那些使者带去了这样的信息：“您的仁慈已经名扬海外，传遍全球，说您甚至对那些无所求于您的人也要假以援助，因此我向您祈求，如果虔诚的您有多余的钱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话，就请您把它借给我们，以便我们得以使我们的居民重新过上昌盛的日子。等到一旦他们由于惨淡经营而赚得了其他城市能拿得出来的那样多的钱的时候，我们就把您的贷金连同法定利息一起奉还。”国王出于同情之心，借给他七千枚金币，他拿来分发给居民。他们也专心一意地各勤所业，因而富裕起来，直到今天，他们还很受人尊重。但是当主教提出还钱的时候，国王却回答道： “我不需要钱。由于你的妥善处置，那些贫穷受苦的人得到了救济，你要钱，我给钱，对我来说于心足矣。”他什么也不肯接受，因而使凡尔登的居民富足起来。 除此之外，信仰还有其他的积极作用。信仰使得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有所反思，客观上对于统治的维持有一定作用。但是打着上帝的旗号，也使得一些不合理的暴力行为获得了合法性，威胁了王国的治安和稳定。 这时法兰克人对帕尔特尼乌斯深为痛恨，因为他在先王在位时期把捐税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这时他们去追捕他。他看到自己的处境危险，离城脱逃。他急切地请求两个主教护送他到特里夫斯去，请求他们规劝愤怒的人民停止暴动。他还在途中的时候，一天夜里，他正躺在床上，梦中忽然大喊：“救命！救命！你们那些人哪！救救我吧！因为我简直要死了！”喊声所及之处的人都被他吵醒了，他们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道： “我所处死的朋友奥萨尼乌斯和我的妻子帕皮亚尼拉刚才正叫我去接受审判，他们说：‘来，作出回答，你必须在上帝面前针对我们为你自己进行辩解。’”因为几年以前，由于一时嫉火中烧，他杀死了清白的妻子和他的朋友。他们来到特里夫斯以后，两位主教顶不住人民反抗的怒吼，他们努力设法把他窝藏在教堂里，把他放在一只箱子里面，身上堆上法衣。人民一拥而入，搜遍了教堂的每个角落，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正在一阵狂乱之中离开教堂而去，这时，有一个人忽地疑心起来，他喊道： “看那边那只箱子，我们还没有在里面搜查过我们的敌人呢？”守护的人声言里面没有什么，只有教堂用的饰物，但是人们叫他交出钥匙，并且恫吓他说，若不是立即打开箱子，他们就要把箱子砸开了。于是锁开箱启，他们移开一些麻布服装以后，就在里面发现了他，他们高呼： “好啊！”把他拖了出来，并且喊道：“上帝已经把敌人交到我们手里了。”然后他们用拳头打他，用唾沫啐他；后来将他双手反缚，绑在一根柱子上，用石头把他砸死了。他是个饕餮之徒，他吃芦荟来促进消化，使自己早一点重开胃口，他随便放屁，对可能听见他放屁的人毫不在意。他的下场就是这样。 总之，在格雷戈里时代的高卢，信仰与俗世紧密相连，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6.历史书写的素材来源 在格雷戈里的行文中，不难发现众多他自己关于历史书写的思考。《法兰克人史》中前面的大部分时间是格雷戈里尚未出生的时间，从第三卷开始为格雷戈里能够亲历的时间。面对那些他出生之前发生的历史，格雷戈里主要采取使用口述或者以往的文献作为参考这两种方式。 格雷戈里选择从他人的口述中提取信息进行记述：“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关于这次渡海的记述是很多的，但是我所注意的是只把那些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安插在这卷书里，这些东西是我从有学问的人和曾经到过当地的人那里听来的。” “现在我愿意在这里叙述一下我从某些人士那里听到的关于小礼拜堂的故事。” 格雷戈里常常使用他人的口述作为历史写作的依据，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相信口述具有真实性——“虽然我的语言朴质无华，我却不能略掉我亲眼见到的，或者我从诚笃的人口中听到的事情而不加以叙述。” 格雷戈里还积极引用前人的著作：“耶罗姆的记载到此为止。此后发生的事情是奥罗西乌斯神父写的。” “现在，当我已经列举了这些事实并且按照先后顺序加以叙述以后，我认为，如果对于雷纳图斯•弗里格里杜斯的历史著作中关于上述那位埃提乌斯的记述避而不提，这将会是一个错误。” 中世纪时期的历史书写有很多虽然是照抄前人的作品，却不注明出处，相比而言，格雷戈里的方式非常具有现代学术规范的特点。如果遇到大段的内容需要引用，他则使用概括的方法引述：“尽管苏尔皮西乌斯•亚历山大 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对于他们记述甚详，可是瓦伦提努斯却没有指出他们的第一个国王，而是说他们追随着公爵。我要陈述一下他的说法。” 格雷戈里善于引用他人的著作，而且对他人的记载并不是全盘接受引用，他有自己的看法和批判：“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尽管作者提到了其他部落和法兰克人的国王，可是当他谈到君士坦丁自立为僭主以后命令他的儿子从西班牙前来见他的时候，却这样写道……” 在这之后，格雷戈里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叙述因此显得既生动又有根据。 在《法兰克人史》的后半段，格雷戈里记述的是他自己生活着的年代。因为他所在的都尔教区地位重要，他能够亲历众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能够见到众多重要的人物。而且，因为格雷戈里的家世相对显赫，他的亲人也活跃在历史舞台之上。在《法兰克人史》中就有关于他的家人的记载：“这个人可耻地掠夺穷人，而我的弟弟则想救济这些穷人，因而我的弟弟成为撵他下台的参与者，以致招致了他的痛恨。” 其中还有一些事件由格雷戈里参与，并且起了重要的作用，格雷戈里对这些事件毫无讳言，还使用第一人称书写，所以有一部分的记述看起来更像是格雷戈里的日志。“希尔佩里克派使者到我这里来转达这样的命令： ‘你要把那个叛教者从圣马丁教堂里抛出去，你要是不照办，我就要把你的整片地方烧毁。’我写信回答说，要在基督教的时代去做一件甚至在异端的年代都不曾做过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格雷戈里甚至与墨洛维有过亲自会面。“墨洛维对他的父亲和继母大肆攻击，这些攻击有一部分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依我之见，以一个儿子而对外扬言这种事情，这在上帝眼里是不能接受的，从后来的事态看来，这点我看得很清楚。有一天，他请我去吃饭，我们正坐在一起，这时他迫切地恳求我给他读点什么，用以教导他的灵魂。”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格雷戈里给墨洛维提供灵魂上的教导，可见格雷戈里的身份和地位之高，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见到法兰克人中的杰出人物，他对自己的亲历的记载也更为可信。我认为这一段格雷戈里与国王斗智斗勇的片段是对亲历的记载中最为精彩的： 国王一见到我就说：“主教啊！你的本分是不受拘束地对人广施公道，看呀！我在你的手里却得不到公道，我倒是看见你在赞同不正当的行为，在你的身上实现了 ‘同类不相残’这句谚语。”对此我回答道：“国王啊！我们当中若是有任何人越出公正之道，您有权力加以纠正；但是如果您犯了罪，谁人可以谴责您呢？因为我们确实可以同您谈话，您要是愿意听，您就会听；可是您要是不愿意听，那么除了表明自己代表真正公道的那位上帝而外，谁会责备您呢？”他回答说 （因为拍他马屁的人已经煽起他对我的愤怒）： “别人都以公道待我，单单在你的身上我找不到公道。但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做，好让人们知道你的真实面目，让大家都十分清楚在你身上是没有公道可言的。我要召集都尔人民，我要对他们说：‘你们针对格雷戈里大喊大叫吧！说他缺乏公道，对任何人都不施行公道。’当他们按照我的吩咐喊叫之后，我就回答他们说： ‘我本人，一位国王，都不能在他的手下找到公道，你们这帮更渺小的人物又怎么能够找到呢？’”于是我说：“我要是不公道，您对此又知道点什么呢？只有上帝了解我的良心，我内心的秘密是对他公开的。要是人民由于您诽谤了我而针对我大喊大叫，装作吵吵嚷嚷，这对我是无所谓的，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这些事情是您搞出来的。因此，成为他们对之大声喊叫的目标的，不应该是我，倒应该是您。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说下去呢？您有法律，又有教规，您应该勤奋地加以探求；而且，要是您不遵守其中的训示，那您可要知道上帝的审判就悬在您的头上。”然后，他以为我没有看穿他的狡猾伎俩，好象是要跟我和解似的，他转向面前的一盘菜肴，说道： “这些菜是我为你准备的，这盘菜里只有鸡和一点豆子，别无他物。”但是我了解他巴结人的手法，我说： “我们吃东西应该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意旨，而不是为了拿这些山珍海味来取乐，从而使我们决不至于违反上帝的戒律。至于您这位指责别人不公道的人，自己应该带头保证奉守法律和教规，这样我们才相信您是遵循正道的。”于是他伸出右手，以全能的上帝宣誓，说他决不违犯法律和教规的教导。他宣誓之后，我接受了一些面包，甚至还在离开以前喝了点酒。 7.客观与评价之间的博弈 格雷戈里认为历史有取鉴的作用。“然而，前辈诸王由于分崩离析，结果遭到了敌人的杀戮，这种前车之鉴本是应该使他们恐惧的。” 也正因如此，从客观的历史中取鉴，才能获得真正的收获，所以格雷戈里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他认为写史应该秉持公正的态度。“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回想起萨卢斯特的一段话，这话是他用来反对诽谤历史家的人的，他说：‘看来，写史是一桩艰巨的工作；首先，因为你必须使你所用的辞句和事实相吻合；其次，因为大多数读者把你对于犯罪行为所可能给予的谴责都归之于心怀恶意和嫉妒。’但是我还是继续我的工作吧！” 然而，格雷戈里并没有因为强调客观性而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格雷戈里并不忌讳第一人称的“我”在文章中出现，而是勇敢地使用“我相信”这样的词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格雷戈里不再是他之前的那些编年史学家，摆脱了单纯地按照时间线索记录事件，在对事件的记述中加入了自己的评价和观点。而且在记述中并不回避人物与自己的关系：“这一次他们提名西尔维斯特，他和提特里库斯以及我本人都有亲戚关系，只是由于我弟弟的鼓动，他们才提他的。” 格雷戈里对人物有自己的评价。“克拉姆不肯让他这样做，我相信他是被上帝的力量所拦阻。” 格雷戈里在叙述中有自己的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当我叙述这些内战的情节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悲愤。” “当我叙述那些使法兰克人的种族及其统治如此令人痛心地逐渐衰落下去的种种内战时，我的内心是悲伤的。” 格雷戈里在书写中有详略之分，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因为他曾多次说起：“现在我言归正传。” 而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隐去了一些事件，虽然没有说谎，但是也损害了客观。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的后半部分的事件发生在他自己生活着的年代，其中甚至有不少事件是他本身亲历的。而这段历史中涉及了大量还在世的人，格雷戈里对这些人的处理非常谨慎，保留了他们的隐私。“现在我要叙述一下当时在某一所修道院里发生的一件事，虽然我不说出这个修道士的名字，因为他还在世，要是这本历史记载让他看到，我不愿意他因此而自负起来，从而贬低了自己。” 格雷戈里的书写中格雷戈里出于对个人声望的考虑，在叙述某些事件时虽然没有记录假话，却隐藏了部分事实，这实际上也属于另一种不客观的书写。“他干了许多坏事，这些坏事我在这里避而不谈，免得我看起来好象是个诽谤我的信徒兄弟的人似的，但是我却不愿意避而不谈他的死状。” 8.新文化史特点 格雷戈里的记述中重视王、朝代和政权的更迭：“但是，为了不致于使我们好象除了希伯来人之外对于其他各族都毫无所知似的，在这里要提一提其他的王国，谈一谈在以色列人的时代都有哪些王国，它们是什么样子。” 但是他也考虑读者的好恶，同时记载了当地的风俗和概况，这些描述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帮助很大，并不专注于大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记载，而是记录有新文化史的色彩。 我既然谈到过这位主教，我想，要是我在这里对他最喜欢居住的地方第戎略作插叙，这或许是读者所欢迎的。这是一处设防的地方，城墙非常坚固，坐落在一片美好的平原的当中。这里土地沃美，地力肥腴，只要犁过一遍，就能下种，接着是大丰收。南边是乌什河，鱼产特别丰饶。北边是另一条小一点的河流，这条河流穿过一座城门流入城内，从一座桥底下经过，又穿过另一座城门流出城外，它那股平缓的水流绕经全部防御工事。在这个城门的前面，水力推动磨轮，使它旋转奇速。四个城门正好朝向世界的四方，三十三座塔楼环城卫护。城墙的下面部分是由凿成四方形的石块砌起来的，这部分高二十尺，上面部分是由比较小的石头砌成的，整个高度达三十尺，厚十五尺。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叫做城市，我可说不上来。它的四周有极好的泉水。西边是非常肥沃的山地，山上遍布着葡萄树，它们供给当地居民一种白葡萄酒，其质量之名贵使得他们连夏龙出产的酒都看不上。古人说第戎是奥雷利安皇帝所建。 我之所以认为格雷戈里有新文化史的特点，还因为他曾集中记录了一个时期的死亡：“我还愿意记载一下那些在这一年被上帝召唤去的人的姓名和德操，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伟大的，是上帝所乐于接受的，由于他们具有美德，上帝把他们从我们的尘世上带走，安置在他的天堂里。其中有住在都尔附近的神圣的森诺克神父……” 在这之后格雷戈里又记载了三个人的死亡。而这些人都不是重要的大人物，格雷戈里对这种小人物的着墨使我认为他具有新文化史的特点。 格雷戈里还记录对节日的讨论，这些事情也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历史图景。“这一年发生了关于哪一天是复活节的问题。我们都尔的人，还有许多其他城市的人，在 5 月1 日前十四天 举行神圣的复活节庆祝仪式；别的城市的人，还有西班牙的城市的人，则在4 月1 日前十二天 举行庆祝仪式。虽然如此，据说，根据上帝的意旨现已堵塞了的西班牙的水泉在我们的复活节那天却充满了流水。” 读者因此对格雷戈里时代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理解。 格雷戈里还记录了天文现象。“其后，11 月艾兹日前三天的夜晚，当我们正在为神圣的马丁做节日夜祷时，出现了非常奇异的现象。我们看到一颗灿烂的明星在月亮的中央闪耀，在月亮的上下两方还有别的星辰，距离月亮都很近。环绕月亮有一道通常预示要下雨的晕圈。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象征什么。这一年，我们常常看到月色昏黯，圣诞节期之前，雷声响亮。此外，太阳周围还出现了流星，乡民也称之为太阳，这些流星同我所描写的在奥弗涅灾难来临之前所见到的一样。据称海水上涨，高出于平时的界限，还见到许多其他朕兆。” 这些天文现象虽然被作为是朕兆的记载，是出于格雷戈里的信仰，但是客观上这些记载为日后的天文学研究和事件年份的确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格雷戈里虽然是一位主教，他对世俗的经济生活也很关心。他曾对税的变化有记载：“这时，希尔佩里克国王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厘定沉重的新税额。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人 离开了他们的城市，撇下了自己的财产，到别的王国去了，他们认为迁往他乡比留下来甘冒这种受压迫的危险还要好些，因为已经制定法令：每个业主每半亩 土地要交纳一罐 酒。此外，对其他土地和农奴还要另行课税。这种税额是无法应付的。利摩日人民眼看自己将要背上一付多么沉重的担子，就在3 月1 日那天群聚而起，他们本来想要杀死奉命前来执行这项计划的收税人、国王的秘书官马尔克。若不是费雷奥卢斯主教搭救了他，使他摆脱临头大难的话，根本也不可能阻止他们。这群暴民把这个收税人的税册抓到手里，全部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国王对于这种情况极为震怒，他派遣身边的人员前往，通过这些人，使人民蒙受了重大损失，他们施行惩罚，把人民镇压下去，并且随意处以死刑。据说，国王派来的这些使者甚至诬告神父和修道院院长们曾在骚乱期间煽动人民焚毁税册，把他们绑在柱子上，让他们遭受各种酷刑。后来，对人民征课了更苛重的赋税。”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虽然我认为格雷戈里具有一定的新文化史的特点，但是格雷戈里依然是一位基督教史学家的代表，他的著作中虽然对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有所着墨，但是他主要记载的仍然是国王、王后、王子这些世俗社会中的大人物，以及主教和教士等这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对不知名的小人物的提及也往往是由于这些人恰巧与大人物的活动有关，在叙述的交织中必须提到，因此才得以在格雷戈里的历史中出现。 小结： 格雷戈里使用插叙、倒叙和伏笔等多种手法使得他的叙述生动多彩。而且在行文中，他多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进行探索，在客观性的基础上也体现了自己的评价和态度。作为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叙述依靠基督教历史解释框架，使用信仰和不信仰作为评价人物品质的标准。格雷戈里生活在6世纪的高卢，而不是现代，他使用的纪年方式是从关键性事件开始计算年份的方式，但是他的历史写作中确实具有一些新文化史的元素，这也是我认为的精彩之处。他观照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没有把目光狭隘地集中到政治事件中，他对墨洛温王朝的记载丰富而详细，所留下的记载为日后的历史学人研究中世纪历史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材料。读罢此书，感觉收获颇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