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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喀琉斯的忿怒是我的主题，只因这惹祸招灾的一怒，使宙斯遂意如心，却带给阿开亚人那么许多的苦难，并且把许多豪杰的英灵送进哈得斯，留下他们的尸体作为野狗和飞禽的肉食品。诗歌女神啊，让我们从人间王阿伽门农和珀琉斯之子伟大的阿喀琉斯的决裂开始吧。是哪一位神使得他们争吵的？”（《伊里昂纪》一卷1行－7行，傅东华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历史》一1） 如何？传说中的“缪斯钟爱之人”和我们的“历史之父”在其著作的开头，都把冲突、“决裂”、“纷争”作为主题，这决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古希腊听众，在听了希罗多德的这段开场白之后，都明白他们下面将要听到的肯定是《荷马史诗》般宏大、庞杂的故事了。很有可能，在当时的希腊大众看来（听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和作为一个游吟诗人的荷马，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希罗多德自己可能也在有意无意间模仿那位已经和神话融为一体的老前辈。《历史》后面的许多细节将证实这一点。 《伊里昂纪》二卷讲到宙斯为了让阿伽门农蒙羞，故意用一个梦去鼓动他进攻特洛伊人，以便在战场上击败他。同样地，在《历史》七12以下，我们看到一个类似的梦降临到波斯王薛西斯头上，鼓动他去进行一场侵略希腊的战争，虽然其结局将是彻底的失败。没有理由相信薛西斯真地做过这样一个梦，但在当时的读者/听众心中，这种虚构却又是太熟悉了，（因为荷马早已讲过类似的故事嘛！）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去怀疑这梦是否真地存在。当然，在更年轻一辈的听众中，由于受“智者派”的影响，对此肯定是不满意的。修昔底德肯定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历史中怎么能有虚构的成分呢？这其实是所有民族刚开始研究历史时共有的情况。所谓“合乎情理的虚构”其实充斥着各种早期历史记录。不光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虽然是以“求真”为目的的，但也声明了他在处理各种演说词时“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用词句的一般意义；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谢德风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7页）中文史籍也不例外。开中国史学之先河的《史记》，里面就有不少太史公自己的创作。比如有名的“张良遇黄石公”、“霸王别姬”等场景，你能说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吗？最典型的例子是项羽在垓下被“十面埋伏”所困，突围出来，身边只剩二十八骑。这个时候项羽和他手下人说过些什么话，司马迁是如何知道的呢？要知道，这些人，包括项羽自己，最后全部战死了，当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做记录。不过我们在读《项羽本纪》这一段时，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这就是“合乎情理的虚构”的魅力，也是当时文史尚未完全分家的结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希罗多德的虚构也应该宽容一些。 回到主题：还是在《伊里昂纪》二卷中，有著名的介绍两军阵容的一长段诗句。因为希腊方面几乎全部是海军，所以这一部分又叫“船名表”。这一段按地域介绍各分舰队的文字，历来被认为是研究“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地区政治、地理情况的重要文献。同样地，在《历史》七61－七98，希罗多德用几乎同样的格式介绍了波斯军的组成――地域、装备、统帅。而这一段也被后来无数历史、地理研究者视为指南针。另外，在八43－八48，在决定性的萨拉米海战之前，他又为希腊联合舰队写了一张新的“船名表”，虽然要简短得多。 在《伊里昂纪》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介绍某位英雄时，附带会回溯他的祖先、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也是如此处理的，比如在温泉关牺牲的斯巴达王列奥尼达（见七204），比如波斯王薛西斯（见七11）。 《伊里昂纪》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争夺战死的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的朋友，被赫克托尔杀死）的遗体。《历史》七225同样写到斯巴达军和波斯军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混战了4次。也许这样的战斗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是4次呢？要知道，《伊里昂纪》十七卷中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也混战了4次。 《奥德修纪》的主题是奥德修斯的长途历险，历经磨难后返回家乡。而荷马对他旅途上那么多陌生、新奇的国家、民族、风俗的描写，又让我们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当然，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也是明显的。 前面提到希罗多德有插话的习惯，其实荷马也有这个习惯。这一点也不奇怪。和希罗多德不同，荷马是个真正的、职业的游吟诗人，他进行即席创作、改编内容、加进新的插叙、倒叙的机会比我们的“历史之父”要多得多。如果说希罗多德是个在“logos流”上随心所欲航行的舵手的话，那么他这门手艺无疑是从荷马那里学来的。而他的听众们，由于从小就在《荷马史诗》的影响下长大，自然也不会觉得这样的叙述方式有什么不舒服。 如果以上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希罗多德在模仿荷马的话，那么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语言本身。荷马的故乡，据最流行的说法，是在爱琴海东部、面对今天土耳其大陆的一个岛――开俄斯上。当时这里人说的是古希腊语的一种方言――爱奥尼亚方言。而希罗多德的家乡，正如本节开始引用的《历史》一1的声明那样，他是哈利卡那苏人。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海岸上，现名博德鲁姆。哈利卡那苏和开俄斯岛直线距离大约200公里。当时这里人使用的是古希腊语的另一种方言――多利斯方言。而且希罗多德在其书一142至一151介绍小亚细亚沿海的各个希腊城邦的时候，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爱奥尼亚方言和多利斯方言之间的区别，大致可以用汉语里广东话和上海话来类比。可问题是他偏偏没有用自己最熟悉的家乡话来写《历史》，而是用了爱奥尼亚方言，即荷马的语言来写它。这种舍近求远、避简就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行为，如果不用仿效来解释的话，就很奇怪了。后人所记的希罗多德的墓志铭是：“他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最优秀的。”看来，大家都似乎忘记了他本身不是爱奥尼亚人。 但是，仅靠仿效是写不出一部划时代、开风气的作品的。希罗多德确实模仿了荷马，但是《历史》仍然是他自己的创作。最明显的区别还是在文体上，荷马写的是有韵的诗，希罗多德写的是无韵的散文。不过最本质的区别还不在于此。 回到前面所引的那两段开场白。荷马以向“诗歌女神”提问作为全诗的开头。当时的听众很清楚：荷马后面的叙述本质上全是在转述神的回答。但希罗多德一上来就声明这是我的“研究成果”。注意：这成果是属于“我”的，是“我”在思考后得出的结论。神的痕迹荡然无存。同样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史诗”和“历史”的分水岭就在于：到底谁在主宰logos？是神？还是人？只有当人成为logos真正的掌握者之后，真正的“研究”才有可能开始。而“研究”，又是一个对于“历史”特别重要的概念。 可能有人不知道，“哈利卡那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中的“研究成果”四字，对应的希腊文就是historiês。而本书的题目historia和这个historiês，其实只是一个词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本书，其题目如果被翻译成《研究报告》，比翻译成《历史》更符合当时希腊人的理解。毕竟，是希罗多德自己开创了“历史”这门学问。如果在他之前，希腊人已经把historia理解为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历史”，那么历史学不就已经存在了么？“历史之父”还去开创什么？别以为这种问题好象很无聊。商务印书馆翻译过一套法国人写的《我知道什么》丛书，从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法国人就故意没有把希罗多德的这本书翻成les Histories――《历史》，而是翻成les Enquêtes――《研究报告》，或曰《考察报告》。 （各位不嫌麻烦的话，我可以稍微回顾一下historia的演变。当然，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完全跳过这段括号中的讨论。Historia最初的形式是histor，最初的意思是“仲裁”、“判断”。它在《荷马史诗》中就出现过。比如《伊里昂纪》十八卷502行，“双方都主张案子应该由公断人来决定”。再比如《伊里昂纪》二十三卷487行，“请阿伽门农王来做我们的公正人”。这里的“公断人”、“公正人”，词根都是histor。到了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第一位“查有此人”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在其长诗《工作与时日》也用了这个词。其793行：“这样的人最有深谋远虑”（张竹明、蒋平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深谋远虑”的词根也是histor。我们可以大致推想histor向historia的演变过程：从“仲裁”、“判断”到“公正的判断”，到“正确地辨别是非的能力”，到“深谋远虑”，然后到“理智地研究、考察”。接下来，它要接受全新的含义了。） 现在我们知道，在希罗多德之前，historia的意义是“研究”、“考察”。可能他自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可能他心中，这本书的题目就是《研究报告》的意思。但是他的这本《研究报告》却和以前众多类似题材的著作大有不同。 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从真空中诞生的。“历史之父”也有其前辈。他们就是所谓“记事散文家”（logographer）。他们是第一批走出荷马的阴影，要去探求事物真相的人们。这些人的革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不用诗的语言，用散文。避开了格律的束缚之后，写作更自由了。这不简单是文体问题，而是标志着思想的解放。诸位有心的话想想“白话文运动”和文言文传统的关系就明白了。二、走出去。记事散文家们都是些游历极广的人，他们大量地记录下沿途所见、所闻的地理、风俗、传说。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绝对地影响了后世各类学科的希腊学者们。最初的记事散文家大约在希罗多德之前100年开始出现，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代表是米利都人赫卡泰乌（550？－476？ BC）。古希腊学术的另一座巅峰――哲学就创始于米利都，而赫卡泰乌可能就是哲学创始人泰勒斯的再传弟子（有点类似于孟子和孔子的关系）。他大概写过两本书，一本叫《大地旅行记》（Perêgêsis），记录了他游历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各地的见闻，重点在于各地的地理情况，后世因此称他是地理学的创始人。另一本叫《谱代记》（Genealogiai），在这里他收集了大量有关各地民族起源、城邦建立者的传说、神话。有趣的是，在古代，这本《谱代记》有时也被叫做《研究集》（Historiai）。这仍然是historia的含义尚停留在“研究”时的事。因为我们绝不能将赫卡泰乌的这本书称为《历史》，因为他的“研究”和希罗多德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 从现存《谱代记》的残篇来看，他毫不怀疑神话。从所谓“人类始祖”丢卡利翁造人的神话开始，接着叙述所谓各城邦创建者的传说。而希罗多德却没有这样做。在《历史》，或曰《研究报告》一1的声明之后，他先引用了两个传说来解释希腊人和异邦人是怎么起纠纷的，其中还提到了《荷马史诗》。但是，注意这个但是，他在一5马上就声明：“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如果说后面才是他真正确信的纠纷起因，那么前面两个传说算什么呢？希罗多德引用了传说，但又不相信它们。这就是他和赫卡泰乌不同的地方。他不仅仅是简单地copy下各地的传说、记录，还要用自己的思考、判断去分辨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有疑问的。要知道。对任何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分辨资料的可信度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是进行任何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事，甚至可以说这是历史学的基础。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历史之父”的尊号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仅此一见。全书中他还数次提到自己的这种态度。比如“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二99）、“我是按照我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二120）、“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是还有另外的原因”（七133）。遇到有问题的地方，他也强调说“然而我个人觉得不可索解”（四30）、“我说不确实了”（七152）。你很难想象赫卡泰乌会去怀疑他收集到的传说，更难想象荷马会怀疑“诗歌女神”的回答。从这个角度上看，希罗多德和荷马的差距又何其大啊！ 只是因为加入了个人的思考、判断，原来的含义泛泛的historia/“研究”终于有了全新的含义。作者必须要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取舍加进去，而不是像记事散文家们那样只是简单地收集、堆砌资料，毫不区分真假。只有这样，historia才能被称为“历史”。 还是可以和中国的史家传统联系起来。《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自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其《五帝本纪》中又说自己的写作原则是“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你能说司马迁只是单纯地收集资料，没有他个人的取舍吗？“史”和“史料”的区别从晚清的章学诚到国初的王国维，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不多重复。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只是由于希罗多德一人一书的贡献，一种标准被设定下来了，historia这个词从此便特指一种特殊的“研究”，一种特殊的学术。在他之后，那些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会演变的人，必须要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见解加进去，才能被称为historia了。就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的这些“研究”，才可以被100％放心地称为“历史”。 类似的例子，即由于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的贡献，一个词从原来的泛称变成一种特称，从原来的泛指名词变成专有名词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数学”，就完全得益于古希腊哲学中第二个兴起的大派系（第一个兴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米利都派”）――毕达哥拉斯派。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万物的和谐，以及万物背后的“数”的关系。只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太出色，而在他们之前完全没有人以这样的热情来研究“数”，而他们派系中最顶尖的研究者组成的小团体自称“mathematicos”，于是mathematicos就成了“数学”。要知道，这个词的原义也仅仅是“研究”而已。只是因为这些人的这种前无古人的“研究”成了一种标准，于是后来的人再想用这个词，就只能在这个标准下使用。后来的人再进行类似的研究，也都自觉地归之于这个词之下。在这个词下逐渐汇集起来的这种特殊的研究，也就是这门学问成长、发展的过程。 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是从学科名称的被确立开始算。那么希罗多德以自己的思考，为historia/“研究”赋予了这个新含义，建立起一门新学科，就意味着他和荷马之间有着决然的不同。无论我们在前面列举了多少他模仿荷马的地方，甚至他讲述的方式仍然和游吟诗人一样――在“logos流”上泛舟，但只要他确立了“理性”为自己的原则，那么以上所有的相似性就全然是表面的东西了。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和荷马之间的异，绝对地大于他们之间的同。 回顾这两人之间的异同，其实就是回顾“历史”是如何从“史诗”发展出来的。 然而，正如任何一位上小学一年纪的孩子不可能像大人那样熟练地计算一样，第一个尝试用“理性”来作为区分资料真伪之原则的希罗多德，他的尝试注定是不成熟的、有缺憾的，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自己对这个原则也没有贯彻始终。我们虽然在前面看到了他用自己的判断去摆脱传说和神话、去分辨真相，却也会时常读到这样的句子：“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二123）、“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七152）。看来，很多东西他确实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仍然不加区分地记了下来。看来，对于“理性”的原则，他并不视之为至高无上，并不要求自己随时遵从之。那些记事散文家们的态度在他身上仍然没有完全蜕尽。所以，后人对他的批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后来几乎所有的希腊－罗马历史学家都批评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不点名地批评过他；“一般人相信斯巴达王每人有两个表决权，而事实上他们每人只有一个表决权”（一卷1章，17页），这里就在暗指《历史》六57。针对他“听到什么就记什么”的声明，修昔底德也特别声明：“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一卷1章，17－18页）普鲁塔克曾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论希罗多德的恶毒》来大骂他。西赛罗，这位首次以“历史之父”来称呼他的学者，同时也称他是“谎言之父”。这些人，由于不再有希罗多德当初建立“历史”时手头毫无前车之鉴可以参考、完全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去摸索的经历，以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批评他，我是理解，但不完全赞同的。 另外，恰恰是由于希罗多德不加分辨、或者略加分辨地记录下的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广大区域内的各种传说和风俗，而这些资料虽然不能算是经过批判之后的历史，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这样就为后人重建当时各古老民族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提供了极难得的素材。再加上他游历的范围之广，可能只有公元后的地理学家鲍桑尼阿斯、斯特拉波等人能够相比，所以这些资料就更是弥足珍贵了。（在东方，游历之广度能和他相比的大概只有张骞一人。可惜张骞本人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记录，我们只能从《史记·大宛列传》中读到一点梗概，这确实是我们的不幸。）所以现在西方学术界给他新加了一个“人类学之父”的称号，也算不过分。 很遗憾，我对希罗多德的赞扬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下面的札记中我将用现在的历史学、地理学知识来重新评价《历史》。看看他到底有哪些事情是说对了，有哪些事情是说错了，还有哪些东西他自己甚至都还没弄明白就写了下来。很明显，下面的内容大多是批评他的，因为他弄对了的事情，我没有必要多说什么，大家去看他的书就行了。他弄错了的内容，以及他为什么会弄错，才是我感兴趣的。当然，我的这些重新评价绝对不是完整的，仅仅是我个人感兴趣的一些方面。而国内对于这本书的批判，应该说还是很不够的，是和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相称的。我写这些札记，只是想唤起大家对这本书的关注。这也就是我不顾自己学识浅薄，硬着头皮写它们的部分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