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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之鉴》林国荣著，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26.00元 《罗马史随想》林国荣著，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19.00元 2001年9月11日的偶然事件，以及其后美国在海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总让人不伦不类地想起培根在《论强国之道》中说过的话：“如果发动战争，必须在宪法和政策上有正当的根据。罗马人不断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但他们却从不以侵占领土作为战争理由。”林国荣的历史研究和政治书写在其后的三年时间内，伴随着“新罗马”构想的逐渐清晰一起成长。正在发生的历史作为思想的外部条件，对于林国荣来讲绝非可有可无。历史学家李维曾这样形容老加图说：“他的精神与体力都是那样优美博大，因此，无论他出身于什么家庭，都一定可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虽然林国荣的才情和智力丝毫不容置疑，但倘若他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个国度，他的写作肯定呈现出另一副模样。或许沉思“理念”的哲学家或者迷恋“天堂”的基督徒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但林国荣不属此列，他是那种宁愿与历史拥抱的人，因为只有历史才是人事和政治的领域。当然，风华绝代的历史女神更青睐塔西佗那样对人事洞察无疑的智慧之人。虽然塔西佗主要被看作一个文学大师，更乐意追求冲突和戏剧性而不是客观真理，但他仍是一个真正的、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林国荣的两本书似乎显示他在致力于此种目标，他在字里行间也的确像当年英国历史学家一样对伟大的帝国作家流露出倾慕之情。 马克斯·韦伯曾在20世纪初感叹：“回顾历史，像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说是绝无仅有。而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和伟大的发展机遇。”彼时，大英帝国尚留存在落日余晖中，丝毫预想不到昔日的殖民地会取代自己的历史地位，甚至可能取得更为巨大的荣耀。基佐曾告诉马修·阿诺德说，英国人和罗马人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统治民族。在亨利·詹姆斯1904年出版的《金碗》中，第一句话出自一个想象中的意大利人亚美利加、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之口，他说：“一个现代罗马人会在泰晤士河边，而不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找到他们在台伯河边留下的那个古代国家的真实影子。”就连20世纪伟大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也在1941年的一份私密文稿中写道：“是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值得并持续成为一个帝国民族。因为只有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才懂得为了值得成为一个行使帝国统治的民族，必须花上很长时间去学会帝国统治的技艺：施恩于被征服的人民，并摧毁高傲者。”而这门“帝国统治的技艺”正是罗马国父埃涅阿斯之父安奇塞斯的亡灵在地狱中给予他的嘱托。 林国荣的罗马史研究无疑是建立在对“帝国统治的技艺”洞察无疑的基础之上，而他的政论文几乎都是在为自己提出类似的问题：一个“新罗马”的崛起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就至少提供理解其作品的两条线索：历史的和现实的。但如果同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这两条线索就交织为一个网络：带着现实问题去阅读历史，并从历史中获取有助于解决当下问题的镜鉴。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历史和现实都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和透彻的体悟。举例来讲，《君主之鉴》中，要理解《为海战声辩》一文，必须对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海洋时代的军事战略以及当今中国国情尤其是复杂的政治局面都具有丰富而通透的认识；要理解《凭什么相信哲学家？》，就需对古今政治思想的流变具有“大历史”的视野，对现代政治的实质有着深刻的同情式理解，并对哲学和政治、哲人和政治家、沉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这些政治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对子”非常熟悉；要理解《和平的保卫者》，就必须知道“罗马和平”、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同名著作、和平与战争的关系、现代政治的诸多弊病……林国荣的政论文时常因为副标题而被误解为书评，但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针对某个人或某本书，而是针对历史和政治领域中的某种事情、某种现象。如果用一个词表达，他关注的就是真正的“政治”，展开来的主题包括战争、政治家、权力、国家、文明、教育、德行、自由、正义等等。 培根在《论强国之道》中还说：“从根本上说，只有民气强悍英武，国势才能强盛不可侮。否则，尽管有强大的武备，也不过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罗马诗人维吉尔说过：‘狼并不介意它所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林国荣文笔中掩饰不住的尚武精神也是出自移风易俗的考量，就像马基雅维里在“腐败的现代”呼唤效法罗马人的德行一样，这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抨击中国人畜生性有余而兽性不足。因此，任何充满软弱和颓废气息的批评都不具有效力，只有在罗马帝国的伟大中看到其自身隐藏的局限，林国荣的政治书写的正当性才显得并非不可撼动。严格来讲，只有内政才属于政治哲学的领域，因为它事关美好生活方式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战争作为人类生活中最严酷同时也是最为充满偶性和变动的领域，即便是“政治的延伸”，也大可说已经超越了属人技艺的边界。属人技艺在战争中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抵达了毫无作为之境地，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第二卷论述罗马帝国的征服和扩张时，最初是为了凸显罗马人的德行可以战胜命运，但后来也不得不感叹，命运女神实在垂青罗马人！ “罗马性”即便被认为是一个超地域的概念，其实也只是罗马人的民族性。黑格尔认为，罗马作为“政治”的代名词已经代替古典悲剧里“命运”的地位，成为环境不可抵抗、个体不得不顺从的势力，其宗旨在于使个人在道德生活上都为国家牺牲，所以它窒息了一切生机，世界沉沦到哀怨之中。他补充道，只有在“精神”的“自然性”因为世界之心的破碎而产生的不快乐感情里，才能够产生基督教中超感官的、自由的“精神”！蒙森在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进行比较时说：“希腊神话中以人为主，罗马神话中以概念为主，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必然。”有理由谴责希腊人因为过于沉迷于科学与艺术的竞赛中而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他们可能永远无法体会罗马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罗马人为了自由坚决放弃个人意志，在对父命和国家的绝对服从中，个人可能得不到发展，最美好的人性的幼芽可能枯萎。哲学在斯巴达从来都是缺席的，因此斯巴达一方面被人作为德行的典型长久推崇，但另一方面，斯巴达在希腊的史诗和悲剧面前确实显露出低俗和浅陋的底色。难道因为萨宾人作为斯巴达人的后代，在早期罗马民族形成中把“斯巴达性”融入了“罗马性”之中？ 孟德斯鸠说：“凡世间万物者，都有一个终结。”托克维尔说：“人类劳作最经久的纪念物，还是最能再现人生苦难和空虚的坟墓。”帝国的自由统治最终无往不演变为专制统治，帝国在本性与时间上的双重有限性表明一个道理：“帝国式”统治注定是一场伟大的幻觉，不管其被辅以何等“自由”的技艺。正如不动声色的塔西佗教导我们的，在生长于“日尔曼森林”里并呈现为人类原始“本性”的“自由”面前，作为帝国统治的“技艺”的“自由”必将是没有血色和生机的诗性谎言。昔日的卡皮托林山作为帝国的心脏所剩的只是断壁残垣了，吉本就是坐在卡皮托林山上，耳听着朱庇特神庙中赤足修士们的晚祷声，眼中凝视着山上的废墟，构思出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1818年，卓越的诗人拜伦到了罗马，感叹道：“请看这昔日帝国的心脏，伟大已经逝去！” 然而，我们在跟邱吉尔一起无可奈何地目睹大英帝国的衰落之后，是否还需要承认小布什领导下的“新罗马”已经成为所有民族的“政治命运”呢？林国荣把《邱吉尔与小布什对比评传》置于《君主之鉴》最后一篇，是否具有什么深意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开国者们比如联邦党人是人类历史中绝对伟大的人物，他们在把美国从一个英属殖民地变为一个独立而光荣的民族时，一定不会忘记安奇塞斯的亡灵的训谕和西塞罗的政治智慧：“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或者单纯是出于愤怒，一个国家是不应该从事战争的。如果不通过战争我们就能够保护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子民，那么我们就应该保留和平。但是，如果没有战争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和自由，战争则成为必要。”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叹林国荣笔下的帝国和战争，但一如既往，我更为欣赏的是他对政治所做的韦伯式理解：“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乃是一门关于国家整体的艺术。”同时，在罗马的共和气魄和帝国风情之间，我想提请注意的是，罗马即便是一个“世界性”帝国也从未代表“世界”的全部，力图拯救“世界”的海德格尔说：“仅当我们变得能够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学习，我们才能希望超越技术性世界社会；我们才能希望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在中国古老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智慧中，不仅有“霸道”，更有“王道”。 刘晨光 2005-7-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