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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 希腊为什么会被世人传颂？为什么直到今天一提起西方文明的源头，我们还要“言必称希腊罗马”？希腊给到底后世留下了怎样的“遗产”？看完《希腊的遗产》，我们也许就能从中找出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新版的《希腊的遗产》由芬利主编出版，这本书汇集了当时古典学界各个领域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然能显示出它的价值所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本书也应该算是一本学术论文集，虽然本书是由众多学者合力完成的，但每一章内容都能做到深入浅出，除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之外，每章最后都附有Future Reading，方便对该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本书既可以作为普通读者的入门读物，又能为研究古希腊的学者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在此之前，1921年也曾出版过由理查德•利文斯爵士主编的《希腊的遗产》一书，正如本书的前言所说，出版新编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值得去尝试另外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的张强教授总负责，唐均、赵沛林、宋继杰和瞿波翻译了其中的部分章节。 芬利（M.I. Finley ，1912-1986）是西方现代古史派的领军人物，更是当代西方古典学界的一代宗师，由于他的左派背景，导致其在中国的影响也十分巨大。1912年，芬利出生于纽约。他15岁时从锡拉丘兹(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毕业，并在他转向研究古代历史之前，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为公共法硕士。在30岁时，芬利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城市学院，他对于社会学方面的古代世界产生兴趣，这是部分受到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1952年，当他正在Rutgers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任教时，芬利被召唤到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委员会询问他是否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调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到年底，他被学校理事们意见一致的投票开除。由于在美国无法找到工作，芬利移居到英国，他在剑桥大学任教多年，促进了古典学教育从狭窄地强调哲学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他在1962年成为英国的国民，并于1979年被授以爵位。其主要著作有《古代经济》、《古代奴隶制度和现代意识形态》和《奥德修斯的世界》。 《希腊的遗产》全书共分为十六章，第一章《引论》和第二章《政治》由M.I.芬利执笔，第三张《政治理论》由谢菲尔德大学的R.I.温顿和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彼得•加恩西共同执笔，第四章《荷马与史诗》由沃里克大学的K.W.格兰斯登执笔，第五章《抒情诗及其他》由伦敦贝德福得学院的A.M.戴维斯执笔，第六章《戏剧》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T.G.罗森迈尔执笔，第七章《历史与传记》由芝加哥大学的阿纳尔多•莫米格里亚诺执笔，第八章《教育与修辞》由巴黎索邦大学H.-I.马鲁执笔，第九章《哲学》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伯纳德•威廉姆斯执笔，第十章《科学与数学》由剑桥学院的G.E.R.劳埃德执笔，第十一章《神话》由伦敦贝德福得学院的S.G.彭布罗克执笔，第十二章《希腊文化与犹太人》由芝加哥大学的A.D.莫米格里亚诺执笔 ，第十三章《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由达尔豪西大学的A.H.阿姆斯特朗执笔，第十四章《建筑与城市规划》和第十五章《形象艺术》由高陶德艺术学院的彼得•基德森执笔，第十六章《希腊的传统》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R.R.博尔加执笔。全书围绕着“遗产”这一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种“动态”的探讨，在这里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里庇德斯和希波克拉底，也有康德、尼采、莎士比亚和笛卡儿，因为，在编者看来，“遗产蕴涵着价值观；它永远具有选择性，也就是说，也有对非遗产的扬弃，也有不断的改变、修正及歪曲。本书大部分内容所包括的即是对这些变化及扬弃的论述。” ——这便是作者写作这样一本书的目的。 一、制度与理论 芬利在《引论》开篇便提出：“何谓希腊？何谓希腊人？”，可以说整个引论便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从语言、宗教、政治的角度进行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 1.政治上言之，整个希腊从未出现过任何一种中央集权。 2.希腊人的这种民族认同感从未阻遏他们去征战、去奴役其他希腊人，亦未阻遏他们为此而役使异邦雇佣军。然而，在‘赫拉斯’这一抽象概念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实在，一种堪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实在相比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 3.在宗教方面，除了少数几个对民众毫无影响的思想家外（诸如柏拉图与伊壁鸠鲁），希腊人所缺少的是一套系统规范出来的信条，一种教义和信仰。 4. 无论在希腊人相互间的态度上还是在希腊人与蛮夷的关系上，人们从未合乎逻辑地或严格地、全面地或个别地得出实质性的结论。“我们都是赫拉斯人，我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却是一种被普遍接收——若未经思考——的信念，大多数是下意识地而非有意识地为人们所坚持，同时也是我们一直讨论的那种一致性的实质。 5.希腊人所使用的poleis意指所有城邦，并未考虑其差别，因为就广为接受的思想意识而言，所有自治城邦，或大或小，或城或乡，或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均为“koinonia”，一种确切意义上的“共同体”。 在概括了希腊人的复杂而又矛盾的个性之后，芬利试图通过区分希腊人与蛮族来深化我们的认识，接着，他用“共同体”的概念使我们认识了生活在城邦中希腊人，随后他又将视线转向组成“共同体”的内部。在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多数人”和“少数人”形成了“世俗文化”和“高雅文化”。在芬利看来，“遗产实质上是个高雅文化的问题，是观念与价值对哲学与科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文化与艺术的影响与左右，所有这些问题在精英的圈子里提出并发展。” 最后芬利还界定了构成希腊遗产的大部分文化产生的时代——古风和古典时代在，我看来，他所说的“希腊的遗产”是文化性的、时间性的而非制度性的、空间性的。通观《引论》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便是希腊人都生活在城邦这个“共同体”之中，城邦是希腊最基本的制度，它主宰了希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章《政治》，芬利探讨了希腊政治留下怎样的遗产。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戏剧与史学所揭示的正是政治如何“最终主宰”希腊文化。我很赞同芬利 “政治史始于希腊”的观点 ，以“城邦（polis）”为词根的“政治（政治学一词希腊语为πολιτική，英语为politics，德语为politiek，法语为la politique，意大利语为politica）”一词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希腊的政治管理是“世俗化”的，这样的社会运行而不至于分崩离析，绝对需要广泛的一致性，需要一种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以及共同体成员依照某些传统法则生活、接受立法权威决定并只有通过公开辩论、达成共识而再行改变的真正意愿；一言蔽之，须接受希腊文人赞不绝口的“法治”。 对于雅典的直接民主制，投票权首先意味着在立法和司法机构投票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在选举时的权利。如芬利所说，“遗产”的概念只有着眼于政治发生的环境而非政治本身时才有意义，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与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环境不一样，更与中世纪和近代的民族国家迥然不同，正如我们今天决不可能实行希腊那种直接民主制，希腊的城邦在当时也不能发展出当今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所以，迄今为止，希腊政治制度的影响范围有限，仅仅存在于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的公社（尤其在意大利）这样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而希腊的政治理论却仍使我们受益良多。制度本身不是“遗产”，对于制度的思考才是真正的“遗产”，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吧。 第三章《政治理论》由温顿和加恩西合写，这章的主要内容可以算是对希腊政治理论的发展史而进行的论述。作者首先界定了希腊政治理论的特性——“希腊人政治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一内在反思倾向的抽象化：希腊人的政治理论核心是对城邦本质的反思，作为一种自觉的智力活动，它截然不同于特定政治问题的讨论，而且是在更为普遍的层面上进行的。” 接下来，作者分别介绍并分析被认为是最早真正的城邦理论家——智者与苏格拉底（尽管苏格拉底很可能不愿意自己和智者混为一谈，在他看来收取学费的智者的行为与卖淫类似，而他一向不耻于此），因为他们都在试图理解“抽象意义上的城邦”时，用了与众不同的处事方式。也许是探讨苏格拉底的著述太多了，作者将笔墨更多地放在了剖析智者上。他们把智者的政治理论描述为一种尝试，即界定、分析希腊众多城邦的共同点并阐明其中显著差异的尝试。其焦点便是城邦——被视为从遍布于希腊世界众多自治城邦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这些城邦在其制度方面表现出诸多的差异，但其基本框架同属一类而有别于其他社会。而智者所遇到的敌视，可以理解为是对背离传统的一种反应。随后作者分别通过对《理想国》和《政治学》的比较，分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到希腊化时期，伴随着道德哲学的盛行，犬儒学派、怀疑论者、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斯多葛学派都彻底地背离了古典传统，因为他们并未以城邦为中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哲学——强调独立于外部环境的个体幸福以及美德的完美——从根本上是对幅员广大之国的建立及自由城邦终结的反应。” 二、文化和教育 从第四章《荷马与史诗》的标题上我们就能知道本章的大概内容。众所周知，荷马史诗是希腊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可能也只有希腊悲剧才能与之媲美。格兰斯登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从文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可以说，作者对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评价是中肯的。在我看来，赫西俄德的《神谱》是系统化的谱系，而多于史诗，不过作者对他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第五章《抒情诗及其他》中戴维斯认为“古希腊诗歌艺术几乎包含了所有已知的诗歌种类，自公元前8世纪直至当今，人们一直在依照这些种类或多或少地进行创作。” “希腊诗歌的伟大遗产的主要意义在于自身的存在而非影响”“希腊诗歌不仅追求美，而且追求智慧：意义并没有成为语言修饰或感情表达的牺牲品，合乎理性的判断始终存在着。”正是由于“大体上说，希腊诗歌中存在的一个核心内涵，就是对人类和人生中普遍而居于核心地位的事务的关注，对于离奇古怪的事务则全无兴趣，不论是诗人的气质还是诗人的主题都是如此，因为有一种对真理的关注限制了想象和辞采的过度旁骛。”所以，希腊诗歌的价值尺度是——“单纯”。希腊诗歌的特点：1.节拍甚于重音；2.没有韵脚；3.元音比例高于辅音；4.广阔的语法范畴；5.混合方言。随后，作者列举并分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 α.阿尔基洛科斯——一个鲜活的人格在自由而强烈地表达自己。 β.阿尔克曼——留下了最早的、真正的合唱抒情诗歌片段。 γ.萨福——将她自己的热烈情感和莱斯沃斯岛人对女性美的崇拜情结混在一起。 ε.阿拿克莱翁——旅游诗人的代表，也是写挽歌诗人中的最后一位。 ζ.西莫尼德斯——“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 η.品达——一个宗教意识相当浓厚的诗人，但又对世俗的成功及其意义兴致盎然。 θ.忒奥克里图斯——朴素的田园诗人的代表。 最后，作者用一句话为本章画上了句号，“的确，大部分希腊诗歌都亡佚了，它对现代欧洲文学的直接影响已经很小，但间接的影响却仍坚实地存在着，而且，保留下来的希腊诗歌本身就是一份遗产。” 第六章《戏剧》，罗森迈尔把本章分成了若干个小标题，它们分别是《遗产》、《意义》、《体裁的划分》、《体裁的混合》、《悲剧》、《简约》、《三一律》、《逼真》、《韵文和散文》、《合唱》、《音乐》、《对白》、《情节》、《正义》、《诸神和人》、《人物和行动》、《国王》以及《悲剧式的邪恶》合共十八个部分。作者的小标题已经系统地、高度地概括了本章的内容——难以逾越的顶峰——希腊戏剧。 第七章《历史与传记》共分为十一节，高度地概括了希腊史学的发展及其影响。在第一节中，具有“怀疑论”色彩的莫米格里亚诺即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态度，“严格说不应该使用‘遗产’一词，或确切地说，对希腊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第二节，作者介绍了希腊史学的历史渊源——希罗多德撰写了一部“集地理学与民族学于一体的游记（periodos）”，始创一派。“historia”一开始仅仅是意为“调查”的普通名词，而希罗多德则将其含义扩展为“通过人类学与制度研究来解释战争本身，阐述其结果”。第三节，作者围绕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分析了不同的历史写作风格。第四节，论述了其他学科对史学的影响，“哲学对史家的压力使其中一些人把史书写成了哲学小说”可谓一针见血。第五节，探讨历史学的叙述方式——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对立？第六节，色诺芬开创了希腊新的历史写作方式——传记体，作者对这种体裁评价颇高，从本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可能与其对犹太人和教会史的比较研究有关。 第七节，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民族史。第八节，希腊化时代——世界史，编年史研究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性的因素。第九节，对希腊化世界的影响，即使像犹太人的《圣经》史学这样强有力的模式也受到了希腊的影响，如《马卡比传》这部书所采用的技巧极为接近较通俗希腊史学中对奇迹及感人插叙滥用的技巧。第十节，在探讨对教会史学的影响，作者首先对基督徒进行了论述——“基督徒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而耶稣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开端。该民族产生于洗礼，亦即个人的选择。然而，它也是一个不朽（ab aeterno）的民族，其使命是分裂其他民族” 这个观点十分有趣，但也有一定道理。这种新的观念就需要一种新的史学著作，“永生”则是它们的主题。第十一节，最后，作者得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极其悲观的结论“史学的重要地位从未在希腊人中确立起来”。 在第八章《教育与修辞》开始，马鲁教授首先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公元前6世纪希腊教育的景象——公民精神的培养，军事训练，艺术、文学教育的侧重，以及心理教育的忽视。在他笔下的公元前5世纪，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出现，教育分成了两个流派——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和柏拉图的哲学，他们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马鲁教授似乎更加偏爱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而多于柏拉图的哲学（也可能是因为书中专门有一章论述哲学），在他看来，修辞学“专横地统治着古典教育和古典文学”，在随后的篇幅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剖析修辞学对希腊，乃至今天的影响。 一篇完整的修辞学论文有五个部分：创意、布局、演讲术、记忆法和行为。“随着人类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发展，教育艺术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古典教育的精神结出了硕果，并且还将如此。它的根本灵性具有永恒的价值，教育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因为文化的目标就是培养人，完整的人，而不只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不只是作为工业经济中的齿轮。” 三、思想 第九章《哲学》是本书十六章中篇幅最多的一章，同时也是最玄奥的一章。没错！西方当今各个流派的哲学都能在杰出的希腊哲学家那里找到他们的源头，“希腊留给西方哲学的遗产就是西方哲学本身”。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在读完这章之后，我发现“我唯一知道的便是我一无所知！”威廉姆斯将本章分为七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希腊人与哲学史》、《古典的哲学与哲学的古典》、《我们有什么》、《形而上学的诞生》、《现象与实在》、《认识与怀疑主义》、《论理学的探究》。正如作者所说，他并没有罗列一堆哲学家及其观点，而是概略地提出希腊哲学家关于存在、现象与实在，以及知识与怀疑论这两组问题的某些辩论。纵观整篇文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导了的大多数论述，作者引用了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芝在《学童中间》里写道的话，形象、生动地区分了两者的不同： 柏拉图认为自然不过是一团泡沫 在幽灵般客体的范例上戏弄； 更顽固的亚里士多德 在一位王中之王的屁股上笞鞭…… 而对于巴门尼德惊世骇俗的“存在”，我们时至今日仍然无法找到完美的答案，接着，希腊又要面对怀疑主义的诘难，即使当苏格拉底将人们视线转移到伦理学上时，问题却仍然摆在那里。对此我想再次引用作者在文章末尾所引用尼采的那句话来结束本章：“希腊人最伟大的特性之一是他们无力反思至善的东西。” 第十章《科学与数学》，对于科学和数学我只能算一个门外汉，并不敢妄加评论，而只是谈一谈跟人的一点体会。希腊科学 是古代西方科学的灯塔，指引着前行的方向。而作者认为“从现代观点来看，我们能够主张希腊科学的主要缺点既不在于它们所考察的主题，也不在于他们考察它们时所使用的方法，而在于科学工作在其中得以开展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框架，特别是没能力为科学的持续成长创造各种必要条件” 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强人所难，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想必，作者也是从根本上认为“古代科学从未完全将自身从哲学里解放出来”。 四、其他 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略 在第十六章《希腊的传统》中，博尔加阐述了希腊传统对其他不同文化的影响。罗马、早期基督教传统、中世纪早期的西部、拜占庭、中世纪阿拉伯文化、中世纪晚期的西部、文艺复兴、古典教育时代。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对于每一代人来说，希腊均有着不同的面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我们业已穷尽了其所有的变化形式” 五、不足和反思 我个人认为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书中“希腊”的遗产更多指的是“雅典”的遗产，大部分作者仍然未能摆脱“雅典中心论”的束缚；文中有些观点在今天来看已经不和时宜。除此之外，我也想指出一些翻译过程中的瑕疵，本书第一章《引论》（第12页）中写到“公元前413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口（时为其鼎盛期）约25万到27.5万……”，但众所周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到了公元前413年9月雅典海军已经在西西里远征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谈何鼎盛期！由于我没有看过英文原书，也难以判断是作者还是译者的失误。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作者的笔误，译者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来并加以注释，出现这种错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时间写错的可能性较大。此外，译者还犯了一个相当低级的错误，将封面和版权页上的主编写成了“F.I.芬利”，应该是“M.I.芬利”，出现这样的错漏难免使人觉得本书的译者过于粗心，而且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