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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走出疑古时代》在学术上是比较严谨的（前面所谈炎黄“五帝”、“两河流域”说、昌意颛顼大禹居处四川或生于四川等问题除外），有些用语还很讲究，如说“不少种考古文化都有非常精美的玉器……”，其中“不少种”就是很有用心的一个提法。但是该书也有一些不严谨、比较随意的地方。关于含山玉版的线图，其左上角的圭形箭标画错了，本来应该是被短线分割为八小块但错成了十小块（70页），这是沿用了陈久金、张敬国先生论文中画错了的线图，而李学勤先生是很早就见过该玉版照片（69页）不应该错的。他又说：“我们在研究大汶口文化陶器时，曾指出良渚文化玉器符号有些和大汶口陶器符号是一样的，如‘炅’、‘封’和五峰的‘山’等”（64页）。所谓“五峰的‘山’”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和认识，同类符号中仅有个别象而多数都不是。关于含山玉版线图问题及“五峰山”理解与原器不合问题，笔者已有专文指出和讨论[48]，这里不再重复。图案和符号模画、认读与原器不合，必然导致理解和认识出现问题，所以李先生对含山玉版和大汶口文化所谓“五峰山”等符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法国吉斯拉藏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图案，李先生将其拆成几部分分别解释但是又没有综合，又将其中的三层平台图形说成是“平顶五峰的山”等（66页）都很牵强、随意，不能说切合原意。关于含山玉版，他没有证据否定陈久金、张敬国先生的研究，就说玉版蕴含的思想没有汉代铜镜、日晷上的规矩纹“丰富先进”（74页），武断而且轻率；他把玉版中心的八角星纹释为“巫”字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相同相类的八角星纹见于多种史前文化并一直延续至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中，不能通释就不能说是吻合原意的），认可八角星纹与史前织机有关又释其为“巫”字，认为“含有很深刻的意义”（74—75页）二者也是矛盾的。他释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一件玉璧上的图形也是采取拆散、凑合的方法，释鸟站三层平台上为“岛”字，将平台侧面中央的圆纹与平台下托住平台的弯月形凑合成“炅”字（61页），均属牵强附会。又释吴县澄湖良渚文化陶罐上的符号为“五对巫所使用的钺”也是孤立的，而且将八角星纹释为“巫”是没证据的（74—75页）。此外，该书说“山东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有小件铜器和铜渣”（117页）意思含混，“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不知是指龙山一个遗址还是指龙山文化的多个遗址。说良渚玉琮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2页）是不当的，因为它是外圆内方。 《走出疑古时代》还存在一些遣词造句方面的不当。如初版《自序》说“放在您们面前的这本小书”，“您们”是一种错误的用法。说“当时的人们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14页），“当时的人们”宜改为“当时的人”。说“怎么能享有那样隆崇的地位呢”（31页），“隆崇”是个生造词。说“凌家滩玉版上面的圆纹，任何人一看之下，都会联想到八卦”（72页）是不当的，“任何人”说得很绝对，李先生并没有做统计、调查。说“夏商周三代是遥远的过去，但它们不是博物馆的陈列品”（41页）有问题，“夏商周三代”不是物品。“从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和‘传疑时代’的某些部族里的可能有相当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130页），这话费解，也是病句，“文化类型”不是“某些部族里的”而是考古学家现在划分的。说“黄帝的后裔相当众多”（131页）有累赘之病，“相当”与“众”用一即可。说“逐步把古史传说的奥蕴揭露出来”（135页），“奥蕴”是一个生造词。“这样的传说表明，以中原地区的这几个王朝，虽然互相更代，仍有着血缘以及文化的联系”（136页），其中“以”字多余，属滥用，“互相更代”不当，虞、夏、商、周等朝代只能是代代相继，不可能“互相更代”。说“最近我在一篇拙文中提到”（136页）有累赘之嫌，“拙文”即谦称“我的文章”。《多彩的古代地区文化》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有较多语词及表达方面的问题，让人怀疑不是李学勤先生的手笔。如说“自史前时代，即有许多人民部族在这片大好河山上活动生息”（115页），其中“人民部族”用得生硬、别扭，“许多人民”也有累赘之病。说“使齐的地区特点更形突出”（116页），“更形”是一生造词。说“好多历史、考古界学者”（116页）不如说“历史、考古界好多学者”。说“是指今山东省一带地区的古文化，和一般说的齐文化有相近似之处”（116页），“山东省一带地区”和“相近似”都有累赘之病。说“还有大汶口文化，刚发现时也被认为龙山文化”（116页），其中“认为”易发生歧义，或改为“认作”或改为“认为是”。说“尚有待深入研究”（116页）有累赘之嫌，“尚”、“有”用一即可。说“很可能就是甲骨文之类商代文字的前身”（116页）不当，甲骨文不等于商代文字，二者内涵、外延均不一样。“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一说也出于这部分（117页），前已指出。说“只有分别详细研究各个地区，才能真正把握古史的消息”（117页），“消息”用语不当。说“山东一带地区，在夏代史上即有关键意义”（117页），“一带”与“地区”用一即可，“即有关键意义”其中“即”字多余。遣词造句问题虽然对学术观点的表述没有较大的影响，但《走出疑古时代》已成为很多大学的教材，所以也需要指出，以便修订。 五 由于李学勤先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和传说时代古史体系都没有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涉及史前史或传说时代之炎黄、“五帝”、“两河流域”说、昌意颛顼大禹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乏善可陈，当然《走出疑古时代》也就还没能走出“疑古”。 由于“走出疑古时代”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号，李先生在获得很大影响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甚至有些批评不那么符合实际。如有人说“李先生自己始终没有否定‘疑古’的‘进步意义’，但这种所谓的‘进步意义’，只局限于‘反封建’、‘解放思想’的思想史意义，同时对‘疑古’在学术史上的‘局限’、‘不足’和所谓‘副作用’也始终多予强调”[49]，或者说李先生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就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50]。其实，李学勤先生对疑古派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说，古史辨派的进步作用可概括为下述三点：“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传统观念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的内容万古不变，为了维护经书的尊严，就要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点。现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且存在许多问题，这有助于冲破网络，促进学术的发展。第二，古史辨派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和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对以《圣经》为代表的所有文献进行审查一样，为繁荣新的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三，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能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建立，并为中国人接受的根本原因……”[51]。李先生对疑古派的批评也有些道理，如说“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的冤假错案”[52]、“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219页）。疑古思潮可能也有些负作用，如李先生所说“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始于《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开端就是黄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黄二帝的关系。这样重要的记载，我们是不能忽略过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几十年来疑古思潮盛行的时期，炎黄二帝的事迹几乎被全部否定了，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屏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23页）。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那次学术发言的结尾，李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10页）。他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且我也认为他继承了王国维的治学思想和方法。王国维针对疑古的顾颉刚说过“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我认为李学勤先生也是这么个思路。 自“走出疑古时代”口号提出以来，学者斤斤于要不要“疑古”、该不该“疑古”以及什么“释古”、“考古”、“正古”、“信古”，近期更是讨论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其实这些都是玩的一些“空手道”：其一，“走出疑古时代”原本是一个口号，而口号亦近于广告，只在于引人注目，与实际、实在的东西各是一物。其二，讨论各方都是以空对空，或以有限的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为依据，企图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鹭鸶腿上劈精肉”，而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记录和承载着一万年以来以及一万年以远中国古人生活、历史、文化的巨量遗存、海量信息被置于这些讨论、争论和热闹之外。让人觉得：中国学者，真是幸福！ 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任何材料都要经过研究者的审核、判断，即使是当代发生的事物、材料；从这样的角度说“疑古”永远都走不出，“疑今”都走不出，也没有必要。自顾颉刚“疑古”以后至今，中国考古发掘出土巨量古代遗存、史前遗存，今日与顾颉刚先生当日，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时代。要疑古，你得把发掘出土的材料研究清楚了再说；不疑古，你也得把发掘出土的材料研究清楚了再说。总之，疑与不疑、信与不信，你都得用证据说话，都得把发掘出土的材料研究清楚了再说。“跛子打狗，只是坐在板凳上吼”那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对中国古史、对传说历史、对“三皇五帝”疑与不疑、信与不信是个伪问题。1920年代，顾颉刚疑古，李济、徐旭生等人就去找地下的材料。疑古没错，疑得对不对，那要把地下出土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之后才能判断。当年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顾颉刚也说“我们知道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53]，说明他们是很清醒的。古书、古史信与不信、伪与不伪，最终都要以东西、实物为证。现在东西找出来了、实物找出来了，好象读不懂，大家不去研究，却撇开那么多东西、实物去高谈阔论，打口水仗，真要把傅斯年、顾颉刚们气昏！ 附记：关于黄帝后裔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颛顼高阳等问题，笔者认为田昌五、许顺湛先生的思路和理解是正确的，而禹生四川石纽问题，杜金鹏先生说“四川地区的‘禹迹’并非指禹本人的遗迹，实际上恐怕不过是夏遗民迁入四川地区的一种历史反映而已”[54]是很有道理的。二里头文化、夏遗民进入成都平原促成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杜金鹏先生、孙华先生、江章华先生、向桃初先生等都有很好的论述[55]。现在可作如此判断：由于夏遗民进入川西，川内“禹迹”因此而生，进一步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颛顼高阳的祖先传说也一并带入四川，四川也因此有了相关的山水名称、圣迹。由于夏人主流离开了中原，后又经商代数百年、周代数百年，中原地区的禹迹及相关传说资料反而不那么彰显了，春秋战国时文献及后来蜀国文献便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川北盐亭还是嫘祖（黄帝之妻）“故里”，其相关传说的形成机制也应该在这一条线上，当为夏遗民或其他人进一步上推祖先而产生。所谓蜀、夏同源大约只能上溯到三星堆文化，实质上则是蜀有它的本土来源，由于夏遗民的到来，二者融会成了一个新的蜀文化，成为春秋战国时蜀文化的主源。 2007．9．5 注释： [1]夏鼎、王仲殊：《考古学》，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2]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总第五辑（1989年9月）。 [3]、[4]王先胜：《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象牙塔•国史探微网2004-04-2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g02/411.html。 [5]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释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 [6]王先胜：《汉代八卦洗（先天八卦图）真伪考辨》，中国先秦史网•王先胜文集2006-08-26，http://www.zgxqs.cn/article/2006/0826/article_971.html。 [7]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8]李零：《赶紧读书——读<张政烺文史论集>》，学术批评网•史学评论，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058&type=1002. [9]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中国先秦史网•王先胜文集http://www.zgxqs.cn/article/2006/0826/article_970.html. [10]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1]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1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13]王巍：《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构想》，《光明日报》2000年3月31日；王巍：《关于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期；李学勤《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期。 [14]、[35] 、[39]、[40]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5]王先胜：《背叛老师的弟子们》，《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1期。 [16]李学勤：《文明起源的科学考察》，《群言》2001年第12期。 [1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18]谢兴鹏：《禹生北川信有证》，《先秦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中州今古》2002年第4期、《史志天地》2002年合卷。谢兴鹏：《全国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先秦史网，http://www.zgxqs.cn/article/2007/0802/article_1321.html。 [19] 谢兴鹏：《全国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先秦史网，http://www.zgxqs.cn/article/2007/0802/article_1321.html。 [20]、[54]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21]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林向：《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成都平原的考古最新发现》，《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4期；林向：《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 [22]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 [23]、[24]、[25]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1944年出版。 [26]、[44]宋治民：《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 [27]、[41]陈剑：《茂县营盘山遗址群再现岷江上游五千年前辉煌》，《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22日。 [28]段渝、邹一清：《“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四川社会科学在线网站2004-12-21，http://www.sss.net.cn/ReadNews.asp?NewsID=113&BigClassID=9&SmallClassID=24&SpecialID=0&belong=sky。 [29]张传玺、杨济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2版。 [30]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50页、110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1]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53页、6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32]张传玺、杨济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1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2版。 [33]林向：《巴蜀考古论集》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34]、[42]王先胜：《“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象牙塔•国史探微网，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354.html。 [36]谢兴鹏：《大禹文化研究综述》，中国先秦史网，http://www.zgxqs.cn/dfwh/2007/0715/content_1296.htm。 [37]据《走出疑古时代》附录《本书所收论文出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发表于1991年；《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发表于1992年；《<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发表于1992年；《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发表于1993年；《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发表于1993年。 [3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文化》1992年第7期。 [43]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311—32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4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76—177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46]、[49]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文史哲》2006年第1期。 [4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487页，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第1版。 [48]王先胜：《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3期。 [50]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1]、[52]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5—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53]顾颉刚：《〈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缘起》，《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1期，1927年1月。 [54]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55]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杜金鹏：《封口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2003年1月第1版；江章华：《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巴蜀书社2002年4月版；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