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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内拉美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林被甸先生和中年学者董经胜撰写的《拉丁美洲史》已于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继1973年李春辉先生撰写的《拉丁美洲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之后，国内又一本分量厚重、水平较高的拉美通史著作。该书共12章，56万余字，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5万年到21世纪初，内容从美洲文明的起源一直讲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反全球化运动。通读全书，令人耳目一新，掩卷体悟，我们感到该书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 分期列国，写作框架新 在以往的拉美史著作中，体例安排上大体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分上下篇，上篇综述整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下篇分述各国的历史发展，如李春辉先生的《拉丁美洲史稿》，其优点是有点有面，地区国别兼顾，但篇幅太长（三卷），不够简明。另一种是按历史阶段综合叙述地区发展，不分国别，如中文译著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写的《简明拉丁美洲史》，这种体例叙事主线清晰，简明，但难以反映出国别历史的多样性。而本书则采用了一种新的体例，即按不同历史时期将地区性综述与代表性国家相结合的方法，每个重大历史期都兼顾了地区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力求吸收前两种方法的优点，而避免其缺陷。从作者写成的著作看，应该说基本达到了这种效果。 二 现代化理论统领，写作视角新 两位作者是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成员，他们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及所指导的硕士、博士论文多以现代化为选题，通过这些研究，他们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拉美历史的主线、发展进程以及某些重大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论上的铺垫。因此，在撰写本书时，他们运用了一种现代化的新视角。这体现在作者对拉美史的分期中，例如，以往的拉美史著作中，多采用世界通史的一般分期方法，把独立以来的发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划分的界限，如《拉丁美洲史稿》就采取这种分期方式。本书作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对拉丁美洲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并非是拉美近百年历史发展呈现重大阶段性的决定性因素。”“拉美建国以来200年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拉美国家追求实现本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因此，除了古代时期（从公元前2000年至 15世纪末）和殖民统治时期（15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之外，作者把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几次重大转折（独立运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债务危机），作为独立以来历史发展分期的重要根据，由此，把独立之后的拉美史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1，拉美国家的早期发展时期（19世纪初至20 世纪初）；2，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时期（20 世纪30至 80 年代）；3，80 年代后的调整改革时期。其中第一大时期又以19世纪中叶（政治稳定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的启动）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大时期以20世纪60年代初 （进口替代工业化简易阶段结束和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建立）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同时，作者的现代化新视角还体现在他们在对拉美史的具体叙述和分析中。如书中对民众主义和威权主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把它们作为拉美20世纪中期现代化两亇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视为拉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对于拉美结构主义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不是采取简单否定或肯定的态度，而是看作拉美国家追求自主性现代化道路的一次重要探索。作者对拉美历史的各个时期，力求从经济、政治、社会不同的层面，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拉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现代化的进步与艰难。 三 长期积累，厚积薄发，运用资料新 撰写一部与时俱进、简明扼要的新版拉美史是作者师生几代人的长期心愿。改革开放之初，李春辉先生曾约作者的老师罗荣渠先生合作修订或新写一部拉美史，但罗先生认为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国内所能利用的资料很少。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向罗先生约稿，但这时恰逢罗先生的研究方向转向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课题，拉美史的撰写不得不暂被搁置。但是，直到罗先生1996年去世之前不久还向作者提起尚有一部拉美史有待完成。2004年人民出版社向作者约稿，林被甸先生很珍惜这第三次机会，一口应承下来。之所以如此，除有了前述现代化理论的铺垫之外，在资料和合作者两个方面也时机成熟。在资料准备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拉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拉美史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对拉美历史上重要问题的认识水平在不断提高，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得以问世。同时，国外拉美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特别是近10年出版了几部多卷本的拉美史，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11卷本的《剑桥拉美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9卷本《拉丁美洲通史》和6卷本的《加勒比通史》，其中《剑桥拉美史》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可以说，这些国内外的学术成果以及日益开放的互联网使本书的撰写具备了充分有利的资料条件。另外，林被甸先生的合作伙伴董经胜副教授，拉美史专业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从教多年，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近几年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他2005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拉美中心访学一年，接触和了解了国际拉美史学界的最新学术动态和有关资料。因此，这本书的完成是一个理论、资料和力量长期酝酿和积累的结果。在资料运用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作者引用和参考了39 种中文著作，66 种英文西班牙文著作和53 篇英文西班牙文论文。这本书是在广泛参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运用资料新的特点。 四 博采众长，学术见解新 如前所述，该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二部拉美通史著作，离第一部拉美通史最后的成书时间（《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1993年出版）已近20年，因此，该书是近年来拉美史学界和作者本人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在对拉美史具体内容的叙述和分析过程中，不断展现出一些新的学术见解。 在第一章“古代美洲”部分，关于“印第安人的由来”问题，作者的观点与《史稿》中的观点一致，即认为美洲土著居民的祖先并非源自本土，而是来自亚洲。但与前不同的是，本书除了从比较人类学的角度论证外，还利用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资料来证明这一观点，不仅提供了科学依据，使之更具说服力，而且反映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史稿》中，特奥蒂瓦坎文明被说成属于托尔特克文明（《史稿》第27页），本文作者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并加以分别叙述。在这一章中，作者指出，公元前7000年，美洲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农业；公元前4000年，印第安人成功栽培了玉米；公元前1000年以前，印第安人已有了集约生产方式的农业，并出现了早期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该章中编制了一个“古代美洲与古代中国历史年代对照表”，将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6世纪来古代美洲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年代相对比，使读者从比较之中对美洲文明进化的程度有了更准确的把握和认识。 在该章中，作者对拉美三大文明做了重点介绍。关于玛雅文明，作者否定了玛雅人耕作方式完全停留在刀耕火种原始农业阶段的流行观点，认为在前古典时期，玛雅聚落中心就修建起了规模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玛雅人在实行粗放型农业的同时，已经采取了集约的生产方式。对以往不甚明了的玛雅政治组织形式，作者指出，玛雅地区一般都经历了从酋邦到国家的发展，一个城市往往就是一个国家，但一个势力强大的城邦会由几个不同等次的城镇所组成。对玛雅文明消失之原因，作者指出：“学界倾向于认为，玛雅文明的衰落不是一时一地的局部现象，而是人口过剩、干旱、内部多重因素造成生态恶化、经济整体衰退的结果。”（第16页）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政治组织形式，作者既不同意一些西方史学家所认为的类似欧洲“封建王国”的观点，也不同意摩尔根军事民主制部落联盟的观点，而认为它是一个以神权政治为特征的专制国家。（第32页）作者在对印加帝国的“有序治理”进行叙述之后，认为它是一个“政治统一、经济一体和文化趋同的强大帝国。”（第40页）作者高度概括了这三大文明之间的不同特点：“玛雅充分表现了美洲人的智慧，在文字、数学、天文历法和建筑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称奇；阿兹特克崇尚武功，以此建立起一个军事强国；而印加则凭借其管理才能在安第斯高原创建了古代美洲的大帝国。”（第13页） 在第二章“发现与征服”中，作者增加了“15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一节，对收复失地运动、西、葡国家的形成做了交代，从而使读者对“发现和征服”是伊比利亚半岛中世纪历史在新大陆的延续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关于巴西“将军辖区”制度的建立，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封建的大授地制度，作者在此将旧译“将军辖区”改译为“都督辖区”，一方面承认它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指出：“这种制度不同于中世纪古典的封建制度，国王至少在理论上规定，限制和调节每个受赏者的权力，受赏的辖区被指望发展帝国贸易，而不是建立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这样，封建主义就与商业资本主义融合起来。”（第66页）这一论断是新颖的。 在第三章“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第四章“殖民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中，作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介绍，重点阐明了西、葡美洲殖民模式的特点，即“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这是作者新创的一个说法。他们指出，该模式在移民的同时通过占有当地矿产、农业资源直接奴役土著，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以金银开采、大地产（大庄园、大种植园）制和贸易垄断制为三大支柱，并以王权和教权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统治为保证。它不同于葡萄牙在东方实行的商业型殖民地模式，也不同于后来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实行的移民垦殖型殖民地模式，而是在拉美地区特有的一种殖民模式，既有其特殊的残酷性，又有其相当的稳固性，使西、葡在美洲维持其殖民统治长达300年之久。在《史稿》中，委托监护制被翻译成“大授地制”，大庄园制度被认为是在1720年委托监护制被废除之后才建立的，作者纠正了这一观点，认为“美洲大陆的委托监护制，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制”。委托监护制是将印第安人委托给监护主，监护主有权向印第安人征收贡赋和征用劳役，同时负责土著皈依天主教。（第71页）“大庄园起源于殖民初期国王对征服者的土地授予，到16世纪中期以后快速兴起。”（第76页） 关于殖民地统治机构的描述，以往的著作强调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无所不包的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是属于一种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关等级制”。（《史稿》第75页）该书的作者则对殖民地政治构架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并指出，这种构架存在“表面上的中央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实际上的地方上大地产主有效的权威之间的矛盾”，（第109页）从而揭示了拉美独立战争和独立后政治生活复杂性的根源。在对“波旁改革”的论述中，作者倾注了比以前同类著作更多的笔墨，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改革的内容，指出它是一场宗主国被迫采取的“自救运动”，但“结果是促使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第131页）为独立运动埋下了伏笔。 在第五章“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中，作者有三个观点与前人不同。一是关于独立运动前夕拉美是否形成统一民族的问题。此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独立前夕“一个新的民族开始在拉美土地上出现了。”（《史稿》第163页）该书作者认为，由三种不同成分（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组成的殖民地居民并未通过融合而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土生白人自称为“美洲人”，但他们并不认同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拉美新的民族意识是在各国独立之后才逐步形成起来的。（第158页）二是指出18世纪末秘鲁爆发的图帕克•阿马鲁起义并非拉美独立运动的“先导”（第141页）。三是对独立战争的定性，此前主流观点认为独立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史稿》第155页）。该书作者认为，独立运动虽然创建了共和国，迈出了通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从而“揭开了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新篇章”（第158页），但是，“19世纪初的拉美，资本主义的因素相当薄弱。在各国独立的时候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资产阶级。独立运动是在土生白人地主的领导下进行的。”“独立运动基本上是一场土生白人与母国的分离运动。”（第159页） 在第六章“新兴国家的巩固”中，作者对考迪罗主义的论述有独到之处。一是作者对考迪罗本质特征的定位准确，指出：“庇护主-扈从的共同需要成为考迪罗主义的根本支柱”，“这种产生于个人忠诚、以庇护主的个人权威和雇农的依附为基础的原始的政治结构，被融合于整个国家体制中，形成为一个社会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中，整个社会所有人成为一个最高庇护主的扈从。（第165页）二是作者没有认为考迪罗存在的时间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是到19世纪70年代。此时，“拉美进入了一个出口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传统的考迪罗主义日益不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在一些较发达的国家，考迪罗被一种新的独裁者所取代”。（第166页）这一论断是符合拉美历史实际的。 在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一章中，作者分别对拉美国家早期民众主义（第309页）、经典民众主义（第330页）和新民众主义（第464页）产生的原因、阶级基础、表现形式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在以往同类著作中，一般只提到经典民众主义，而作者对民众主义的系统论述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增加了读者对拉美历史上这一特殊现象的深入了解。 关于军人政权，作者有独到的研究。在第十二章中，作者在介绍国内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20世纪60、70年代官僚威权主义产生原因的看法。作者指出，“最根本的根源在于各社会阶级、集团围绕着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选择而展开的政治冲突”。在当时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拉美主要国家面临两种模式选择，“左派和社会下层主张，动员工人和农民实现结构性的变革，包括农业改革，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右派和保守的社会上层主张，实行经济稳定措施，压低工人收入。实行政治专制，排除社会下层的政治参与，稳定社会秩序。以此吸引外资，推进工业化。”结果，右翼势力和军人通过政变联合建立了威权主义体制，后一选择取得了胜利。（第387页）在第十三章中，作者就“民主化巩固时期的文武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完成“民主化进程”之后，军人仍然保持着很大的政治权力，其原因主要在于军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型的方式是由军人本身推动的，军人对转型设置了种种条件，这一特定的方式使得军人在交出政权后仍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和对政府的控制力。（第470页） 从第六章开始，作者兼顾地区与国别。除对地区历史的一般综述之外，重点抓住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四个国家加以剖析，并单设专章介绍和分析独立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历史进程。因此，作者对国别历史的阐述上也不乏新意之处。如第十章中的第五节，“1964-1985年的巴西军人政权”，第十一章中的第四节，“民族和解与社会公正，1990年以来的智利”等部分，写得都很精彩，此处不再赘述。 尽管该书优点很突出，但也不无缺憾之处，以笔者之陋见，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期作者能够在再版的时候加以修正和完善。 （1）从现代化的视角看，第六章之后的各章中，地区综述部分的内容安排不够全面。现代化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互动关系，每章中都应该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但该书大多数情况下只安排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内容，缺少社会内容的安排。如第七章“出口经济的繁荣与现代化的进步”，这一章的第一节本应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动三个方面交代一下该时期“现代化启动”的特征，但是，作者在讲经济的时候，缺少对该时期“经济自由主义”特点的概括，在讲社会的时候，缺少对城市化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分析，并且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间互动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 （2）在讲述20世纪历史的时候，缺少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尽管作者在讲19世纪历史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安排了国际关系的内容，但在第七章中，作者对国际关系的定位欠妥。作者将美国的“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及太平洋战争、查科战争都放在了第二节“出口经济繁荣时期的国际环境”中。由于该书是拉美地区史，太平洋战争和查科战争是发生在拉美国家内部之间的战争，因此将它们归为“国际环境”似不合适，如果将题目定为“出口经济繁荣时期的内外环境”则更为恰当。 （3）作者对20世纪60、70年代军人政变建立的官僚威权主义体制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并将“1940-1976年的墨西哥”一节归入“威权体制下的发展”一章，在这一节的分析论述中，如果在介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墨西哥的一党体制如何从民众主义体制转变为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做更进一步的论述，则将有助于读者深化对官僚威权主义多样性和墨西哥现代史的认识。 （4）第八章的标题“墨西哥革命与20世纪拉丁美洲的重大变革”，其重点讲述的是20世纪初拉美的政治和社会、墨西哥革命和早期民众主义，因此，标题中的“20世纪”应该是“20世纪初”。 （5）有些地方缺少画龙点睛之笔。如第二章“发现和征服”中，有两个问题似乎不应该回避，即为什么少数殖民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美洲大陆？怎样分析和评价这种征服带来的后果？作者在这一章的最后本应从理论方面加以升华，但读者未能看到这种点拨。 （6）一些有争议的关键数字，应该用注释表明其来源。如第120页中谈到西属美洲殖民地末期，大主教区增至10个，主教区增至38个，但在一本经典拉美通史著作中相应的数字是7个和35个 ；再如第123页谈到西属美洲殖民地末期共创办了26所大学，但通常讲是23所 。 总之，瑕不掩玉，《拉丁美洲史》是中国学者适应新形势需要撰写的又一本分量厚重、水平较高的拉美简明通史，其显著特点是博采众长，新意迭出，与时俱进、简明扼要。正如前任拉美史研究会会长洪国起先生所言：该书“既较好地展现出每一个时期历史的整体面貌，又使得有代表性的国家历史不断线”，“可说是在尝试地区史编写体例和内容上的创新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本书的出版必将会对拉美史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开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