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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模博士惠寄！）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继1996年《埃及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之后，刘文鹏教授于今年又推出了他的力作《古代埃及史》，全书共12章，近60万字，是作者40余年研究埃及史的综合成果。纵览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编纂体例的创新。作者在保留马涅托王朝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埃及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规律即埃及史前时代和前王朝文化、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与分裂、埃及王国的发展与衰落、埃及的军事霸权与帝国的形成、埃及帝国的分裂、复兴与衰亡以及异族的长期征服与奴隶制的崩溃等六个历史时期来编纂，基本上突破了王朝体系的窠白，对埃及古史的整体理解有独到之处。 分期问题的突破。作者把埃及古代史的下限划到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即公元641年）。关于埃及古代史的下限，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划到波斯人征服为止，如J.H.Breasted的《埃及史》，有的学者划到希腊人征服为止，如N.Grimal的《古代埃及史》，等。而作者认为，不论是托勒密王朝，还是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仍然都是奴隶制的埃及文明，直到公元前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古埃及文明被伊斯兰文明所代替，埃及古代史才算完结，才算一部完整的古代埃及史，这确实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重点突出。作者给埃及古史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埃赫那吞的改革”以浓重的笔墨（整个第七章）。从古代埃及的发展历史来看，以祭司为代表的神权与以法老为代表的王权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成为古代埃及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正如《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序言所说：“神权政治，殆与埃及古史相终始”[1]。而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正是二者矛盾激化的产物，对这个事件的深入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埃及古史的特点。作者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结局、性质及影响都作了深刻地剖析，揭示出了18王朝中晚期王权与神权的尖锐矛盾与斗争。 撰述方法的多样化。如作者对每一王朝国王的世系演变作了详细的论述（自第1王朝始至托勒密王朝终），清晰地勾勒出近3000年埃及王朝历史（前3100年——30年）的国王更替与政治形势，成为读者了解与把握古代埃及纷繁复杂的各种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此外，作者还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其中插图64幅，表26个），并配以简洁的文字，与正文相得益彰，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同时还增加了可视性。 当然，该书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法老为代表的王权与以祭司为代表的神权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于埃及古史的终始，它是埃及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所提及。但除对新王国时代埃赫那吞王统治时期神权与王权的关系问题给以大量的笔墨外，而对其它各历史时期该问题的论述则并无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笔者以为，如果把各个历史阶段王权与祭司的关系问题单列出一节，详细论及（包括此一时期祭司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与王权势力的消长及其表现等），无疑会加深对埃及古史的了解与把握。 二、书中对某些概念的把握上，笔者以为不太准确，如对“僧侣”（即“祭司”）这一概念，有时直接称为“僧侣”，有时又称为“僧侣集团”，有些含糊。关于古代埃及是否存在过祭司这一阶层，学者们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周启迪认为，“大概要到古王国时期祭司才形成为全国性的奴隶主贵族中的一个阶层或集团，构成奴隶主贵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而J.H.布列斯特德认为：帝国统治时期，“随着神庙财富的增加，祭司变成了专业职位，不再仅是一个由俗人占有的象古王国、中王国时期那样的临时职位，祭司在数量上增大了，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很可能这个时期在阿拜多斯墓地所埋人的四分之一为祭司，所有的祭司团体联合在了一个巨大的祭司统治组织内，阿蒙的高级祭司是头，比其老对手赫利奥坡里斯和孟斐斯的地位都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3]；另据《古埃及百科全书》也说，“直到新王国，祭司才作为一个阶层出现”[4]。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埃及没有单独的祭司阶层”，“宗教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不可分”，“神庙机关几乎没什么权力独立于国王，专职祭司在新王国第一次显得广泛，但是，即使是这时，大部分祭司仍是兼职”[5]。笔者认为，如果把古代埃及的祭司看成是一个神职人员和丧葬人员的集合体，以职业划分，它就是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之内，有等级之差别，因之就有地位之高低，这个群体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不要把它说成是一个阶层或集团。这样理解是否会更好些？因为古代埃及史上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群体，而且在诸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 此外，书中还存在着一些校对方面的错误，如第131页正1行“习谷”应为“习俗”；第267页正2行“一返常态”应为“一反常态”，等。另如第556页，在叙述24王朝法老博克霍里斯改革时说，“他参照了梭伦的立法，针对埃及当时的高利贷和债务奴役的严重性，制定了……”，这里显然是一个错误，我们知道，梭伦改革在公元前6世纪初，而博克霍里斯统治在公元前8世纪末，故后者不可能参照前者的立法。 总之，尽管书中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暇不掩玉。它作为“我国唯一一部完整的、详细的古埃及史专著”，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刊于《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 [1] 摩勒著，刘麟生译，《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3-4页。 [2] 周启迪，《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141。 [3] J.H.布列斯特德《埃及史》（J.H.Breasted, A History of Egypt），New York, 1946,p.247。 [4] M.布森《古代埃及百科全书》（Margret Bunson,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New York, 1991,p.208。 [5] B.E.萨福尔编辑《古代埃及的神庙》（Temple of Ancient Egypt, edited by B.E.Shafer）, New York, 1997,p.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