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书评笔记
    乔纳森
    国人治西学的整体水平与通盘成绩恐尚不足与西方学人一论短长，但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某一个别学者那里，却也取得了一些差堪自慰的成果。比如北京大学的黄春高教授，专研中世纪史及西欧封建制，他的《“封建主义的悖论”与中古西欧封建国家》、《有关封建主义研究的新动向——苏珊·雷诺兹的〈封土与封臣〉及其他》等文水准都高。他在《托马斯·N. 比森的权力理论综述》一文中说：“在现今已然成为热点的中世纪权力史研究者中，比森是成果最为丰富、特点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然而除了一些短小的评论和几篇辩论文章之外，在西方并没有全面系统论述比森权力史研究的文章。” 黄春高教授的这篇“综述”深入透彻，着实有高过西人的地方，我们能在中文里读到这么好的有关中世纪研究名家的综述，可说是中国学人偏得之幸。
    这位托马斯·N. 比森（Thomas N. Bisson）教授，曾师从中古史巨擘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而斯特雷耶则是哈佛大学中古史先驱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弟子，比森自1986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可谓承了太老师的衣钵，他现已退休，不过仍是中古史研究的一方重镇。一年多前，比森的新著《十二世纪的危机：权力、领主权与欧洲政府的起源》（The Crisi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ower, Lordship,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overnment，术语译法从黄春高教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论者多以为乃开中古史研究一时风气之大作。
    约略言之，此书乃比森向日观点的总结与扩展。其核心论题有以下几个：一，在1150年以前，欧洲各地的主要统治形式是领主权，它有别于政府，体现的是领主个人主观任性的方式，缺乏公共性与问责制；二，1160年以后，尽管领主权依然普遍存在，但政府的统治方式已露苗头，在世俗、教会两个领域内，旧的以暴力和不良的管理效果为特征的领主权面临“危机”，这就是比森所谓“十二世纪的危机”，而现代政治的新方式就源于这一“危机”；三，从领主权产生的客观效果看，比森强调这种权力的暴力性，强调中世纪人们承受的巨大的心灵与肉体的痛苦。比森的这些看法，实际上与中古史界的一般看法和前辈观点很不一样，比如他的师傅斯特雷耶的名著叫《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即是要在中世纪当中找到现代国家政治的根源，而依比森的观点，中世纪最普遍的领主权是与现代政治全然不同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那种“起源”。再比如他的太老师哈斯金斯的名著叫《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描绘的貌似一幅温文尔雅的图景，而比森的书取名《十二世纪的危机》且着重勾勒领主之暴戾邪恶，情怀与气韵迥乎不同了。2009年，比森在接受“中古学者”网站（http://www.medievalists.net）采访时明确地表示，哈斯金斯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遮蔽的东西不比它揭示的东西少”。事实上，要想了解《十二世纪的危机》一书的立意及要点，没有什么材料比这篇访谈更好了。
    《纽约书评》2010年6月24日号刊出罗伯特·巴特莱特（Robert Bartlett）给《十二世纪的危机》写的评论，题为《跋扈攘窃之领主》（Lords of 'Pride and lunder'）。罗伯特·巴特莱特亦为中古史名家，1986年起任芝加哥大学中古史教授，1992年以后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其《中世纪神判》一书已有中译本。按说同行评同行、名教授评名教授，该有些看头才对，然而，读了此篇，觉其铺垫稍多、拉扯过远，虽说为门外汉说法的用心值得感激，但似乎欠了那么一点学术批评的分量。相比之下，“历史评论”（Reviews in History）网站上那篇提奥·李奇斯（Theo Riches）依章节顺序细细分疏的书评还中肯合用一些。
    且看巴特莱特书评中的几处精华。首先，他指出《十二世纪的危机》承袭了比森1994年参与所谓“封建革命”（Feudal Revolution）论争时的主要主张，而且在书里就许多论点暗暗地与其他学者展开对话。巴特莱特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这本书是比森个人对那段历史的一种阐释，是专家大著，而非系统性的论文，更不是教科书，没有相当根底的读者可能根本读不懂。其次，巴特莱特指出，在比森看来，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欧洲是个暴力化的世界，但是巴特莱特提醒说，在没有哪怕一丁点可靠的统计数据的前提下，判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间暴力的相对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很必要的提示，不过，我想补充一句，即便缺少客观的标准，但对一个时代的状态、情势、氛围的整体认识，我们依然要听那些熟稔那段历史的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是如何判断的，尽管他们的认识可能仍未超出感性阶段，但其准确、其深刻未必逊于统计数据。继而，巴特莱特指出，在是否抛弃“封建”及“封建制”的概念这一问题上，比森的态度有些首鼠两端：一方面笔下仍出现“封建”的字眼儿，另一方面又明白地质疑其有效性和合理性。
    在我看来，巴特莱特提的最警辟的一点是，比森对“政治”这一词汇的使用非常小心，因为在他看来，中世纪领主权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巴特莱特反问说：是不是说彼时的政治与今日的政治不是同一种政治来得更清楚明白些呢？他说，这里面临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困境：要么说很久以前的权力关系根本不算是政治，要么承认它是政治，但前提是必须在中世纪的政治与现代的政治之间作明确区分。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字眼儿，而在于历史的真实境况如何，只有对这一境况的认识趋于一致，学者们才可能跳出“封建”、“政治”之类名词的迷障。而比森的认识能否成为中古学者的共识，尚有待于未来的观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