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寓言家克雷洛夫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有许多哗哗流过的小溪，溪水的声音是悦耳的，惟一的缘故就在这里：它没有多少水量。”克雷洛夫借小溪讽喻那些虚张声势、好为人师的肤浅之人。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不过读了贝内特的《英国庄园生活》后，其印象恰好与克雷洛夫笔下的小溪截然相反：犹如望不穿的湖水，清澈、深沉又平静；犹如一位有内涵、有风度的饱学之士，睿智、平实又快乐。讲者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周身散发着一种沉静之美，富于说服力和感召力。听者顿感风光旖旎，山阴道上美不胜收，不觉日已偏西。
    一读即被吸引，耳目一新；再读却疑惑丛生，越发要读下去。亨利·斯坦利·贝内特白描式的史学叙述手法，国内以前很少遇见，他对英国中世纪庄园描述中所展现的史实，使国人原先头脑中的西欧“农奴”、“农奴制”、“庄园法庭”、“黑暗的中世纪”等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该书颇重实据、颇重细节的史学风格，言之凿凿，贴情入理，让你难以拒绝和怀疑；可是那些来自教科书的概念化、标签化等充满判定语式的史学和史观，从小学开始就印在了脑海里，年深日久，一朝廓清又谈何容易？难道历史果真是这样的？！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的真实感受，它所引起的学理上、思绪上的波澜，甚至是一种震撼，久久不能平息，至今记忆犹新。
    贝内特的《英国庄园生活》一书初版于1937年，其后几乎每隔两三年即重印一次，到20世纪末叶已重印了十六次，表明该书经久不衰的学术魅力。当它首次出版发行时，对于西方学界也是一种创新，也有一种冲击，毫不溢美地说，该书是西方经济一社会史成功的先行作品之一。
    一
    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在英国，“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这杆大旗一直飘扬到20世纪20年代，实用性与功利性成为当时英国史学的主要特色。在19世纪席卷欧洲的批判史学运动中，英国的史学革命姗姗来迟，直到19世纪晚期，批判史学才从制度史与经济史起步，出现了斯塔布斯（W Stubbs，1825—1901）、格林（J．R. Green，1837—1883）、罗杰斯、西博姆、维诺格拉道夫、梅特兰（F．W，Maitland，1850—1906）等一批卓越的制度史家或经济史学家，开创了一代新风。同时，随着浪漫主义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探究民族精神及其成因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从而推动了历史档案尤其是中世纪资料的整理工作，出现了诸如《卷帙丛书》（Roll Series）这样大型的中世纪资料汇编，这不仅为制度史与经济史提供了坚实的档案史料基础，也为开展中世纪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可能。
    到20世纪初，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日渐独立。在托尼、利普森、克拉潘、哈蒙德夫妇、阿什利和波斯坦等一批学者的推动下，经济史这一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逐渐成为英国史学中的一门显学，各大学相继开设经济史课程或专业。1926年，英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不久创办会刊《经济史评论》。其中，托尼开创的经济、社会与宗教综合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标志了经济史研究的未来走向，故史家对他的评价颇高，认为“托尼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经济史领域的探索”①。制度史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与具体，其研究内容由各种“自由观念”、“宪政原则”转为普通法、习惯法等与普通人及乡村相关的各种制度安排等。这两股动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世纪乡村生活与内部结构的研究。
    与此同时，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大争论仍然在日耳曼派与罗马派之间进行。这一关于封建制度形成的争议也影响了英国的经济史家与制度史家的视野与主题。庄园制与领主制因而成为当时历史学家们激扬文字的焦点。1883年弗雷德里克·西博姆发表《英国乡村共同体》（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断言：英国有史以来，许多农村都是“在领主统治下的农奴村社”，从来都未曾有过自由。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农奴庄园在英国仍有足够的力量毒害日耳曼自由村舍。稍后在一系列论文中，他进一步论证，敞田制来源于领主制，而领主制又源于罗马庄园②。因此之故，他与阿什利成了英国史学家中罗马派的代言人。维诺格拉道夫与梅特兰通过对农奴制的法律方面的研究，反驳了西博姆等人的观点。维氏在《英国农奴制》、《庄园的发展》、《11世纪的英国社会》等著作中，认为早期英国的自由村社是农业的，是源于日耳曼的，而不是政治的、由罗马组织的村社。诺曼封建制度以及诺曼征服后的混乱改变了一些自由土地所有者的状况。11世纪是英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一时期，凯尔特、撒克逊、丹麦与诺曼诸因素融为一体，构成了英国独特的封建社会③。梅特兰的《爱德华一世以前的英国法律史》、《末日审判书及其他》等书，从法律史的角度进一步认为，在诺曼征服前，英国并不存在统一的农奴庄园制，但有若干种占有土地的类型和许多自由农民。11世纪时，“庄园是一所要缴税的房子，即一个税收单位，主要的并不是一个农村或一个乡村共同体，而是一定土地及其占有者应缴纳一笔总税的地方”。所以，“庄园”既不是指农奴制，也不指管辖范围，而是政府定出的一个税收单位，农村与庄园并不等同，一般都是没有领主的农村④。
    在这里，双方争论的核心事实上是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农民是像西博姆与阿什利所说的那样开始是受奴役，而后才上升到自由地位呢，还是从原先的自由地位下降为农奴呢?亦即是农民的地位与法律身份问题。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以及出于对单纯从法律角度来探讨农奴制或农奴身份的不满，以文献学起家的贝内特教授才骑马闯入了中世纪庄园这一领域，他运用他那广博的文献学知识，以白描的文学叙述手法来描述庄园农民的生活实际。在《英国庄园生活》一书中，他开篇即言：“本书旨在梅特兰与维诺格拉道夫研究的基础上再稍前进一步。这两位学者，身为法学家与哲学家，自然强调法律与抽象的观念。他们力图透过差异性来寻找共同性，却常常为了构建理论而不得不无视事实。他们总是问，‘这个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这当然是二个重要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农民身份的讨论已堆积起大量的垃圾。由于他们的开拓性工作，其中许多已得到清理，对此我们无限感谢。然而，他们在这一基本问题上的偏见，必然使他们仅仅局限于法律方面的考虑，而常常将明显的经济差异弃而不论。他们自然知道，一个只有几英亩土地的自由人，与一个拥有30英亩以上的不自由人相比，除身份外，其他方面都要更糟。但总体而言，他们研究上的偏差使他们只注重一个人法律上的自由，而忽视了他在经济上可能是一个农奴的实际。”（见作者序）显然，贝内特并非不问身份，而是通过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看身份。或者说，他既关注村民所谓的法定身份，更关注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反对从法律概念到法律概念，阉割鲜活的历史，从而竖起挑战概念化、标签化历史的大旗。
    二
    亨利·斯坦利·贝内特（Henry Stanley Bennett）生于1889年1月15日，去世于1972年6月6日，享年八十三岁。在他获得公认的学术成就与隆盛的声誉之前，他走过了极其艰难与漫长的拼搏之路。事实上，他在晚年写的自传中，称自己的一生是“卑贱者之旅”。他的一生的确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这种成功不是靠偶然与幸运，而是靠十足的实干与苦干。⑤
    贝内特出生于萨塞克斯郡的黑斯廷斯一个小书商家庭，是四个孩子中的长子。由于受到父亲的熏陶，六七岁时已养成了广泛阅读的习惯，这为他打开了通向未知世界的大门。他也喜欢音乐，能够弹钢琴，演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曲子，这一爱好保持到中年。他的父亲是个相当杰出的甲虫学家，经常带着他徒步或骑自行车去野外采集标本，并游览过萨塞克斯的贵族林园、庄园与中世纪城堡。这些培养了他对乡村和骑车周游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中年时期，他经常与同事骑车浏览乡村，考察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物与古迹。“有半个多世纪，剑桥大学最为熟悉的一道风景线就是，斯坦利头戴毡帽，骑在他那高高的旧式自行车上，悠闲地来回穿梭于特伦斯公园（Park Terrace）与伊曼纽尔学院之间。”
    中学毕业后，他打算成为中学教师，故于1907年进入切尔西的圣马可学院（St．Mark's College，Chelsea）学习两年，以获得教师资格证。在这里，他受到英国文学讲师里德先生（A. W．Reed）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文学”。1908年毕业时，他尽管有一流的学术资质，却不是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经过一番周折，经里德的推荐，才在圣马可学院中学谋到一个临时教职。不久，转而任教于大主教圣殿中学（Archbishop Temple's School，Lambeth）。在此期间，他觉得教书不是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攻读一个学位”的念头，并在伦敦国王学院夜大注册，攻读英国文学的学位；同时也参与了一些社会救济工作。
    一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1917年6月11日在法国的一次战斗中，他因伤而被送回英国截掉右腿。养伤期间，他从《时代周刊》上欣闻剑桥大学将设立英语文学荣誉学士学位，备受鼓舞。1918年4月因伤退役后，用了数月来熟悉假肢，并取得了国王学院夜大的毕业证，于10月进入了剑桥伊·曼纽尔学院学习。不久，他结识了稍后成为他良师益友的波拉德（Alfred Pollard）、查威克（H．M．Chadwick）、弗贝斯（Mansfield Forbes）等名家。但对他的剑桥生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著名的中世纪学者库尔顿（G．G．Coulton）教授，正是库尔顿把他带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他曾说：“库尔顿是剑桥恩赐给我的梦寐以求的无价之宝”。
    当时，剑桥大学的英语学院（English School）刚刚建立，英国文学的教学开设在“中世纪和近代语言”这一总标题下。为了使英国文学有一个历史背景，该院决定把每一时期的文学与其所产生时代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库尔顿教授应邀编写一本中世纪著作节选，并在1918年冠以《从诺曼征服到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的社会生活》之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此书成功的推动，他又策划了一套名为“剑桥中世纪生活与思想研究”(Cambridge Studies in Medieval Life and Thought)的丛书，其第一卷为马格丽特·迪恩斯利的《罗拉德派圣经》，出版于1920年。当时贝内特正在伊曼纽尔学院撰写学士学位论文。库尔顿对他的能力非常欣赏，相信他尽管学术刚刚起步，却一定能够写出一本足可与艾琳·鲍尔、迪恩斯利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媲美的学术专著，故直接邀他写丛书中的一本，并建议他运用《帕斯顿书信集》为主要史料来写。该文献是一部大部头的信件汇编，写于15世纪，揭示诺福克郡一个乡绅家庭的生活与命运。贝内特运用了这些材料及同时期的其他材料，写出了一部名为《帕斯顿家族及其时代的英格兰》(1921)的著作，与史学名家艾琳·鲍尔的《中世纪英国的修女院》一起列入“剑桥研究丛书”出版。
    贝内特不负所望，他的书是一部杰作，对于一个没有经过中世纪史专门训练的人而言，更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书如其名，为我们描绘了帕斯顿家族及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英格兰的大量情况。贝内特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信件，事实上每一页都或援引或参考。同时他也力图展现全方位的信息，诸如法律、教育、宗教、家庭生活等，以揭示帕斯顿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整体状况，此书成为研究15世纪乡绅生活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五十年后仍在不断再版，表明了其持久不消的魅力。该书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他也成为剑桥大学最后一个通过一篇研究论文而不是考试来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的人。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该书有其自身的局限。它论述的是15世纪，且限于一郡的某一特定区域，其描绘的主题也是一个中等乡村家庭的生活与思想。因此，贝内特不久就开始了新的学术之旅，这次研究的是更早时期亦即1150——1400年间英格兰农民的生活。在发表《14世纪的庄头与庄园》⑥等论文的基础上，尽十二年之功，写成了《英国庄园生活》这一名著。在这个领域，梅特兰、维诺格拉道夫等著名学者虽然对中世纪的法律与管理以及庄园制度的运作等作了相当多的研究，却从未有人关注过庄园农民的日常生活。关于这本书的目的，他曾写道：“对于那些散布于乡村小木屋中成千上万的英国村民，我们对其法律地位已有的了解要远胜于对其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认识。这是极不相称的，本书将努力弥补这一不足。”(见作者序)
    贝内特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与文献学，尤其是历史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他对文学感兴趣，但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将其视为揭示人们生活与思想的一种方式。所以，除了研究历史，他的主要精力是文学与文献学，这是他在剑桥漫长而繁忙的一生中的主要事业。他在剑桥的演讲与教学也主要是围绕中世纪文学、乔叟以及莎士比亚来进行的。他发表过《乔叟与15世纪》(1947年出版，为《牛津英国文学史》的第二卷第一部分)、《从乔叟到卡克斯顿时代的英格兰》(1928) 等文学方面的专著，选编过14世纪诗人高尔(Gower)的《爱情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的节选本(1927)，编辑了《马洛戏剧集》(第三卷，1931)，撰写有《马耳他犹太人与巴黎大恐慌》(1931)等书。其中，《乔叟与15世纪》是他最成功的一本书，多次重印。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对15世纪的听众与作品的记录，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它的论断或许因文学研究的前进而被质疑，但其资料则具有永久的价值。
    当然，三卷本的《英国的图书与读者》无疑是他文献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也被认为是他最好的著作，三卷分别为：《1475—1557年英国的图书与读者》(1952年，1969年修订版)、《1558—1603年英国的图书与读者》(1965年)，以及《1603—1640年英国的图书与读者》(1970年)。其主题是考察图书生产——从书的策划到读者购买——的全过程，认为这个过程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推动，如印刷要求，资助人的推动，印刷商的嗜好、兴趣与眼界，以及普通人的需要与希望，从而以一种富于启发性的方式把作者、印刷者与读者带到活生生的过去。该书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印刷术启用后两百年间英国出版的书籍、时人的阅读取向，以及当时的学术文化等，对文学史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英国庄园生活》。
    对于贝内特的学术著作与风格，他的同事布雷韦尔(D．S. Brewer)曾作了如下精当的评价：
    贝内特的学术著作可划分为两类，首先，也是早期的，是描述型的社会史；第二类是文学史的文献学方面。第二类还包括一系列论述15、16世纪图书生产的文章，以及一些论述这些世纪的文学与出版史的重要书籍。他的社会史是一个文学家的社会史，而非历史学家的社会史：重具体特殊而非概括；重叙述而非分析；根据常识与自己的经验广泛阅读各种信息，对个人生活满怀人文关怀。其众多文献学方面的著作也一样，旨在探究书籍对人们的不同影响，其兴趣在于各种各样的学术文化潮流，而非具有剑桥风格的那种精妙而尖刻的文学“批评”。总体而言，他的社会史兼有一个人文学者的思想与知识，而他的文学史又兼有那种重视书籍传播与影响的社会兴趣。但两者在普遍的人文关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⑦
    贝内特为人平和而愉快，周身散发着一种沉静的快乐之美，富于朝气与感召力。这种亲和力是他能够成功管理一个学院与大学的秘诀。一生担任过多种职务：1943--1950年，任Council of the Senate的成员，1952—1964年担任剑桥大学出版公司（The Syndicates of the C. U. P）的主席；在英语学院，1947年晋升高级讲师（Reader），1951年任桑德斯文献学讲师，1952年始任系主任。在伊曼纽尔学院，1933年任研究员(Fellow)，后转为终身研究员。但其主要生涯是担任学院图书馆馆长，长达二十五年，直到七十岁退休。其影响也渐扩及剑桥之外：1956年当选英国学术院研究员，不久当选该院委员会副主席；1958—1960年担任文献学学会(Bibliographical Society)会长。后期曾作为访问教授多次访学芝加哥大学，并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三
    《英国庄园生活》是贝内特呕心沥血的精心之作，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始于1925年，直到1937年方交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库尔顿主编丛书中的又一卷。该书出版后即散发出永久的学术魅力，几乎每隔两三年即重印，到目前，已成为研究中世纪庄园农民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适应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而至今尚未结束的欧美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各家学说纷至沓来，从各个角度对过渡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学说对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新的探讨，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类似著作的广泛关注，并从一些较早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科斯敏斯基、波梁斯基、托尼、贝内特等人的著作一时洛阳纸贵，绝非空穴来风。贝内特的书适应了这一需要，它以1150——1400年为研究单位，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乡村生活的模式、季节的影响、时人关于田间劳作的知识状况、地租与劳役、农奴义务、庄园管理、日常生活、乡间娱乐、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封建法庭的运作、民众对社会结构的态度，以及谋生的种种行业等，从而勾画了英国庄园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立体型与全方位的景观，既奋力详尽描述个体农民的日常活动与生活，也竭力探讨他们生产生活的文化氛围与制度空间。作者的主旨虽然是回答封建社会的成因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但是他的研究在无形中却触及了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庄园制规定的人身依附性对个体农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障碍，但由于受到日耳曼自由传统与历史风雨中长期积累的制度性惯例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制度仍给个体农民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样，到了14世纪，英国庄园农民普遍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走上了“自由之路”。在后来的学者们看来，这一结论无疑暗示着：个体农民的财富积累是英国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农场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是英国产业革命最为深厚的渊源。
    其次，贝内特的书是建立在夯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的。中世纪英格兰农业史方面的资料，尽管十分丰富，但如何选择、利用与解释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文献记录尽管汗牛充栋，但它们并不有利于社会史家，尤其是那些研究1150—1400年间占英格兰总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文盲村夫的历史学家。”(见作者序)他甚至还说：“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与各大图书馆的中世纪文献记录既是社会史家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悲哀。”⑧不过，贝内特丰富的文献学知识，以及他对记载当时生活与日常活动的各种艰涩的文献资料、账簿与法庭案卷的了如指掌，为他提供了便利。尽管他没有过多地运用未刊史料，但却巧妙而自然地运用二手材料，系统地使用了已刊文献，包括当时的文学、遗嘱、地籍册、编年史、布道词与法律文献等，从中提炼出大量的史实，勾画了一幅长达二百五十余年的农民如何生活、行为与思考的令人信服的清晰画面。当然，这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无疑要归功于他的良师益友库尔顿教授。与库尔顿一样，在方法上他是通过大量的文献，一点一滴地收集信息，用来画出他希望绘出的画面。
    贴近生活，是该书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其深受读者喜欢的重要原因。贝内特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史家，他的书中很少提到政治史或军事史，他感兴趣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帕斯顿家族及其时代的英格兰》中这意味着那个乡绅和他的家庭，在《英国庄园生活》里它意味着农民，不管是农奴抑或自由人。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高高在上、令人难以接近的老爷，而是与我们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对于那些看厌了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的读者，这种记述“草虫”的“草根史学”更为贴近他们的生活，更加显得亲切而自然。
    贝内特撰写的这部历史，不是历史学家写的社会史，而是文学家写的社会史。作为一份旨在再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卓越的全景似的概览，注重细节、文学化的表述方式是该书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的又一特征。这集中体现在序幕中刻画“1320年6月某一天”“田野上劳作的农夫”时想象力的成功冒险，第九章对“日常生活”详尽而细致的描绘，以及他大量引用的谚语、民歌、寓言诗等方面，这些都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作为人文学者的才情逸思，贝内特善于在历史的时空中来回穿梭，把中世纪乡村生活与中世纪遗存进行对比，通过现实的残存来复原过去的历史，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读他的书，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中世纪的某个乡村，与那里的村民生活在一起，体验他们的快乐与忧伤、希望与失望。
    贝内特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关心社会、关注现实的人文学者。人文学者的情操构成了全书的基调：富于人文关怀，感情自然而不矫饰，富于想象力而非胡思乱想，书中的想象建立在坚实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上。其隐藏的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尽管是旧式的维多利亚时代激进主义式的，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庄重，又使他对于那些同样是作为历史力量产物的教会与贵族，并没有表现出过激的非历史的怨恨。因此，他的书是谨慎的、经验的，因其具有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悲天悯人的论调而散发出永久的魅力。如果说，文学家的天赋赋予其亲切明快的表述方式，历史学家的庄重增加了它的厚重，那么，浓郁的人文关怀则赋予了它永恒的生命力。对于这一特点，方家早有评论⑨：
    《星期六评论》云：“其需要殚精竭虑的学术魅力，一丝一毫也没影响到它的亲切明快、赏心悦目的可读性。无论是文献学学者，抑或中世纪学学者，皆能受益匪浅。它本身具有那种不矫饰的知识的宁静之美。作为通向一个不易达到的时代的桥梁，具有重大的价值。”
    斯登顿先生(Sir Frank Stenton )在《观察家》(The Spectator)杂志上发表文章言：“一幅兼顾农民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画面，充满了重要的细节，摆脱了那些浓墨重彩的令人忧虑的夸大之词，一部知识丰富、结构紧凑、文笔洗练的佳作，其优点在于它的人文性。”
    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评论说：“这绝不仅仅只是描写中世纪英格兰生活与我们祖先生活方式的又一本书。它清晰明了、文笔优雅，栩栩如生地运用文献如实地重构了六七个世纪以前的那些可怜人的命运，它必能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
    本书叙述的虽然是六七百年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但它对于英国农民与乡村发展道路的揭示，对于今天仍在谋求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依然不乏借鉴意义：英国农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改善，经历了漫长而有效的过程，它是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震惊世界与人类生活的工业革命的基石。尽管进入了21世纪，英国的这一基本经验仍值得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民个体与群体发展的过程，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农民不断向外转移或农民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忘记农民，就意味着忘记现代化的主旨。此外，我希望这部书中文版的推出，能够使更多国人了解外部人文学科的精品，丰富和滋润我国的人文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的百花园。历史学工作者应当像敬畏生命一样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知识的真实与准确，鼓励有血有肉有细节、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的史学，远离和继续反思概念化的、原则为先导的史学，简单决定论的史学，即苏联史学和“文革”史学。这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
    本书分工情况如下：侯建新主持本书的翻译，并承担全书的校译、统稿及文字修订工作；龙秀清译作者序、序幕、第一、十、十二章、小辞典及索引等；孙女田译第五、六、八、十一章；赵文君译第二、三、四、七、九章。感谢顾銮斋教授与王亚平教授，他们随时参与了一些专业词句翻译的讨论，贡献多多，顾教授还初校了四章。特别要感谢不久前谢世的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黎国彬(1920一—2003)教授，他以耄耋之年，为本书中的中古英语诗词的翻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感动。我们以此来纪念这位学识渊博的学界前辈。
    最后，本书引用了大量的中古英语、法语及拉丁语等文献，我们尽管多方努力，但水平有限，仍难免出错。杨绛先生曾云：翻译就像是抓虱子，再小心也不免有落网之虫。那就请大家与我们一起来抓虱子吧！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侯建新
    2004年6月18日
    于天津师范大学
    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
    注释：
    ① D C Coleman，History and the Economic Past-An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conomic History in Britain，Oxford，1987，p 72．
    ②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30—531页。
    ③ 同上，第534—536页。
    ④ 同上，第540—541页。
    ⑤ 贝内特的生平见Basil Willey, ‘Henry Stanley Bennett ( 1889-1972 )’,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58 ( 1972 )，以下有关生平的介绍，均来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⑥ 'The Reeve and the Manor in Fourteenth Centu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o. 41(1926), pp.358-65.
    ⑦ Basil Willey, 'Henry Stanley Bennett (1889-1872)',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58 (1972)
    ⑧ H．S Bennett，England from Chaucer to Caxton，1928，p．v．
    ⑨ 均见《英国庄园生活》1989年重印版的封底。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11/08/2005 02:34:35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侯建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