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桐龄（1878-1953），号峄山，河北人，历史学家，清末曾考取秀才。1902年他进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学习，因成绩优秀，1904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第一部、东京帝国大学。1912年回国后，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后应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教务主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后，他任教授，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著有《东洋史》《中国历史党争史》等。 梁启超说，中国人写史有几大毛病，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皇家门儿里死条狗都要写下来，就知道傻乎乎地做记录，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往来联系，很少加以注意。司马迁写了本《史记》，二十四史就全都照抄这体例，司马光搞了本《资治通鉴》，通鉴类史书也跳不出他的框框，长此以往，形成“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局面。在他看来，自古至今，史家里难得出现几个有观点的人。 以梁先生对史家抨击如是，却对民国人王桐龄的《中国史》青眼有加，称之“成一家之言”，可见此书的特别。此语也非全属褒奖，一家之言，有独立于世之处，也有值得商榷处，甚至偶有惊世骇俗引起物议之处。带着“莫名惊诧”的态度读这本书，是件很有趣的事儿。 有二十四史在那摆着，人们回顾历史，历来是按照朝代区分。但王桐龄认为，历史应“观一时之趋向”，只因“中古之事迹，往往胚胎于上古，而影响于近世，有抽刀断水水复流之概”。因此，他将中国史分为四个阶段：上古史——从神话年代至战国末年；中古史——从秦灭六国至唐末；近古史——从五代至明末；近世史——从清初至清末。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进程，由上古时期的萌芽阶段，发展到中古时期的鼎盛阶段，至近古时期渐趋衰微，最终发展到近世的力不从心，出现西学东渐的局面。 这套区分法明显借鉴了西方学术观点。而“观一时之趋向”，正是大历史观的核心。黄仁宇的类似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广泛提及时，曾令国内读史者眼前一亮。殊不知，早在上世纪初，王桐龄的这部专著里就已将之明确了。 《中国史》的解读，即以这一观念为基础。就拿秦始皇的内部治理来说，王桐龄称：“（秦始皇）政治上压制太甚，思想界之自由全失。故自秦以后迄于近代，我国思想界忽然停滞。汉以后之文化，皆胚胎于先秦，间以外来之文化润色之，新发生之文化绝无，不得不归咎于始皇也。”人们论及清末的狼狈时，向来对明清两代闭关锁国大加抨击，殊不知正如王桐龄所言，六国归于尘埃之时，祸根就已埋下。 又如汉初大肆剪除异姓诸侯，分封刘氏，“内以防贵戚重臣之跋扈，外以防草泽英雄之横行”，用心良苦。但王桐龄称：“然而异日祸机伏于是矣。”此后淮南王刘长骄横跋扈、七国之乱、外戚专权等等事端，多因此而起，使得西汉在内耗中国力日衰，最终导致王莽篡位。魏蜀吴三分天下，曹操一代孤雄，用人唯才，致使后世臣子成尾大不掉之势，由司马氏取而代之；刘备与臣下“多以道义相交”，所以刘禅虽昏，西蜀也只有随着他一起投降的份儿。至于孙权“界乎二者之间”，东吴命运自也有其不同处。王桐龄说：“盖创业时代所种之因，即后世所收之果也。”真可谓一语中的。且看今日流行的史书，从早先的《万历十五年》，到近来的《明朝那些事儿》《帝国政界往事》等等，无一不以此理探询历史，无形中与王氏观点遥相呼应。 《 中国史》分上下厚厚两册，文字多达百万。以王桐龄一人力量治史，所下的工夫令人感叹。对于历史上的诸多枝蔓，他全部删去，只将关系朝代盛衰的大事加以描述，行文简短，有如快鞭一击，脉络非常清楚。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兴亡更替的分析之中，使得这部史书同时带有读史笔记的感觉，个人化色彩非常明显，许多独特的观点也由此产生。 如分析儒家思想在春秋时期的不得意，王桐龄认为有两大原因：其一，“凡政治家欲有所作为，必准现今社会之时势以定标准”，而春秋之际，社会“尚功利”，孔孟则“谈道德”，君王“重富强”，而孔孟“谈仁义”。这一点即导致了其先天环境的不足；其二，孔孟“复古之念太重，与世界进化之公例微觉抵触”，触及社会规律问题，为孔孟一时的低迷找到了客观因素。在他看来，唯有社会整体崇尚气节、政治家有赖以制订统治标准的社会认知之时，儒家思想才有发展的可能。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可发现，在东汉、宋、明三代，儒学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也是所谓“民德”处于高位时期，足证王氏的观点。 王桐龄观点的特别，还体现在对事件、人物的重新解读中。如对秦始皇的内政外交政策，他评价为“颇流于残忍刻薄，诚为君子所不取”。然而在另一个角度，他又提出：“顾以一国之大政治家，欲统一历来积久涣散之社会人心，使之归于一致时，实亦出于不得已。”谈及王莽篡位，他称之“不得不篡立”。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诸侯势力微弱，无法监督政府，让王莽钻了空子，二是外戚权重，如果王莽不篡权，恐怕有被灭门之虞。王桐龄读史，历来采用“二分法”，如对秦皇、王莽，贬其作为，源于事理，叹其无奈，源于人情。 对于这等解读，中肯与否且不论，如此评价，是否为写史所应有的态度与笔法，还有待讨论。此外书中另有大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理论，并非全然令人信服。梁启超所谓“一家之言”，褒贬皆含，恐怕就是针对于此。 王桐龄深为认同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将之观点节录到自己的书中。但窃以为王桐龄自身也无法摆脱“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这一桎梏。他简述史实、分析历代官制、礼制等等，也不脱传统史学的形迹。大概因为他所依赖的资料，本就是“二十四姓之家谱”，除去在史观上秉承独特之外，形式与内容上难以有所突破。如若使之撰述他所生活的时代史，依赖亲身体验及更为丰富的史料，或者能别出心裁也未可知。 另说一点题外话。王氏喜欢节录他人历史观点，因而将诸多史学文章附在著作中。照常理，这些文字应以别样字体标明为好。但本书编者未加处理，屡屡让人与王氏原文相串而读，造成误解。以非严谨的态度编辑学术图书，这点实不可取。当下出版界之浮躁，如今又添一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