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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 星期四，雨转阴 天刚亮就下起了雨。没有出门跑操。 到阳台读书，继续读顾准译文《希腊的僭主政治》。 格罗脱写道：“我们必须记住，斯巴达的宪法，性格上是简单朴素的，宪法的实施，又助之以来客古士式的、对不论穷富、一律看待的、严酷的、平等的包罗一切的纪律压力，这种包罗一切的压力使得在别处产生了煽动的许多肇因在斯巴达起不了作用，使最骄傲和最难驾御的公民习惯于一种永不偏离的忠诚的生活，满足了即存的制度化和正规的要求，使得斯巴达人的个人生活习惯甚至达到民主的雅典人所不能比拟的那样平等”。可这只是在斯巴达。“但是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原始的英雄政府是以十分不一的格局来加以修改的：人民成长了，决定地成长得大大超过了原先把权威赋予了国王的那种神权的和人身尊敬的感情。心甘情愿的臣服在人民这方面停止了，在低级的首脑方面更甚；与此同时停止了的是英雄时代的忠诚。现在人们要求制度或者宪法那样的东西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古希腊人早于东方人性的复苏。当时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政府格局，其中在有的地方，人民不仅成长了，不仅觉悟了，不仅有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这种觉悟这种感情已经超过了原先那种对国王的神权和对国王人身尊敬的程度。正因此，他们才会停止过去那种心甘情愿地臣服，停止英雄时代那种对国王的忠诚，并从而转为要求建立制度或者宪法。这实在是了不起！要知道这是在古希腊啊，是在约三千年前啊！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觉悟，这种观念，这种感情，直到今天，约三千年后的今天，在东方一些社会中的国民的身上也还是难得一见。 格罗脱指出：“直到上世纪〔闵按：当指18世纪〕之末，当人们第一次制订北美合众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许多理论家还认为，要在这样广阔无垠和人口众多的地域上，实施并非王政的其他政制，使之足以把整体的联合，和组成整体的一切局部的平等权利和保障两者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任何粗野的、有强烈的地方特点的、交通困难的，还没有学会代议制政府的习惯的人民中，这大概实在是不可能的。” 这正好给一些国家的政府找到了借口。某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要实行“王政”，上面这几行文字便是一个“证据”。 格罗脱告诉我们：“要以恰当的心情来理解发生于希腊的现象，要不偏私地估量普遍于希腊人之中的关于国王这个观念的感情，要做到这一点，弄清楚中世纪和现代欧洲一直盛行着的君主制倾向，其发生和长期存在下去的原因是这些社会所特有的，而在希腊社会中这些原因却并无存在余地，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英雄时代的王的原始情操已经死灭了，开始是漠不关心，然后——当得到了僭主的体验以后——转为毫不含糊的厌恶。” 读了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这位实际活动家的这段话，笔者很振奋。古希腊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环境，再加上特殊的经历，可以说，他们没有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百姓所要经历过的漫长的“糊涂思想认识”（当然就是有极少数人有了他们的那些认识，如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最终也还是被扑灭了），更是早早地有了人性中不受束缚的复苏（这在后面看得更清）。他们仅仅在英雄时代的那种对王的感情消失之后，又体验了短暂的僭主统治，于是就对国王、君主（包括僭主）之类表示他们“毫不含糊的厌恶”。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就单凭这些，古希腊人就有资格嘲笑直到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按作者写《希腊史》的年代来论，“现代欧洲”指的应该是18世纪）居然还能在一些社会盛行的君主制以及那些倾向乃至倾心于君主制的国家和国民。 关于古希腊人对政府的概念，说起来，今人更是应该羞愧。格罗脱接着上面的话说：“对于密特福德〔闵按：当时英国的保守派〕先生这样一位心中充满了英国人关于政府的观念的历史家来说，这种反君主制的感情看起来是疯狂，希腊诸共同体看起来是没有看守人的疯子，同时，一切施恩人中最伟大的施恩人是从外面征服了他们的世袭的王——其次则是本国的僭主，亦即夺取了卫城，把他的同胞公民置于压制之下的僭主。以这种心情来读希腊史，真是再好也没有的，误解和歪曲希腊现象的方法，因为它把流行于古代世界的关于审慎的箴言和关于道德的箴言都颠倒过来了。希腊人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无论现在的人们对类似的感情怎样看法)是一种卓越的美德，它是直接从他们本性中最尊贵最贤良的那一部分中倾泻出来的。这是他们对于普遍的法律约束必不可缺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的结果；这是要求一无例外地控制个人激情，最最要紧的，是要控制人们把权力交托给了他的那个人的个人激情，是他们的有节制的社会性格的直接表达。希腊人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者一个不会犯错误的王所形成的概念，可以用希罗多德的意味深长的语句来表达：‘他颠复本国的风俗习惯；他蹂躏妇女；他不经审判就杀人’。除此而外的别种关于或有的王政倾向有概念，无论对于人性的一般知识，还是梭伦以后持续下来的政治经验，都把它判为不合正义；对待设想中的这种品格，不可能有憎恶以外的别种感情；除怀有无原则野心的人而外，没有别种人会想方设法谋求王权。” 这一段话告诉人们，古希腊整体人民（虽然只是指身为“自由人”的一群）在追求自由方面堪称整个人类百姓的楷模。他们反对僭主对他们的压制，更不要“世袭的王”，这让即使几千年后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古希腊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然而，正如格罗脱所指出的，有人不会读希腊史，他们误解和歪曲了希腊人现象，把流行于当时的一些东西都搞颠倒了。这种人不知道或叫不理解，希腊人在“英雄时代”过去之后不久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不论现在的人（当然应该还是指18世纪）对希腊人的这种感情如何看，殊不知，这正是人性中的“一种卓越的美德”。这是因为，希腊人对王的憎恨，无非是源于对“看守者”的憎恨，无非是向往自由、反对压迫，而这些正是人的本性中最尊贵（追求自由）最善良本真（坚持公平公正，反对非正义）的一部分，也因此，才被格罗脱称为“美德”，称为一种卓越的美德。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要知道，僭主，“甚至是最坏的僭主，对待富人都比对待穷人更凶”（272页）。 读到这里，就仿佛是上帝的旨意，让希腊人偏偏与其他地区的人不同，偏偏让他们在人类史中代表了整体人类的先知先觉，并让他们敢于“不爱国王”。要知道，就是在又过去了多少年之后，社会进了一步又一步，这种没有人看守的“疯子”也还是为政府所不容，为国王所不容。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大艺术家杜米埃（1808－1879），他的画作曾与巴尔扎克的小说一起，被“合称‘人间喜剧’的完璧”。然而，就在1832年，他的一组政治漫画惹恼了当时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判他六个月监禁，其中两个月的大牢，另外四个月呆在疯子院里。让今人觉得十分可笑的是，据说，当局的逻辑就是：只有疯子才是不爱国王的（参见缪哲《“尊敬和友谊的纪念”》，2006年第3期《随笔》杂志）。这也为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英国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科学家罗素先生在《好人做坏事》一文中所说的几句话做了注脚：“但丁由于颠覆性的宣传而被放逐；莎士比亚由于写了十四行诗，美国移民局官员不允许他在纽约登陆。作为‘好’人的根本一条是要拥护政府”。这很滑稽吗？在迄今的整个人类史都告诉我们，在有政府而政府权力又大于一切权力的社会，是否好人，就是看你拥不拥护政府。这样，一些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包括爱因斯坦等），只因反对政府，于是也就成了坏人，于是就要被判刑，或是逃跑。笔者有时忍不住要想：人类只要不是过早地灭绝，总有一天会清算它在有政府的时代所犯下的反人性的罪行。 什么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其实也就是自由人。而在今天，我们早已完全认识到了，人类，其中包括那些尚没有资格被称为“没有人看守的疯子”的非自由人，即奴隶，都是要追求最大的自由，追求“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就人的本性而言，只要不是有了“病态”，没有人愿意让人“看守”着。不喜欢政府的希腊人，自然也就没有政府观念。雅典民主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敬爱的马克思是那么地倾心雅典民主，甚至就连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名言，都有雅典民主的影子，或叫源于雅典民主。然而，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却不仅没有“贯彻”这个思想，反而总是对这句话躲躲闪闪。 关于雅典民主，根据手头的《西方文明史》上说，雅典作为希腊的一个城邦，就在斯巴达在逐步成为军事高压的堡垒之时，雅典却正在致力于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一词本身就来自于希腊文，意为“人民权力”；而人民，又是自由人的整体，雅典正是这样一个实行全面意义上民主的城邦。当然，笔者这里也必须指出，无论如何，雅典的民主毕竟是人类早期的民主，内容与今天的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在雅典城邦，所有的妇女、侨居的外邦人和奴隶全被排斥在外，而这些人在雅典成年居民中约占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只有四分之一的雅典人才如我们所能想像的那样充分参与政治活动。至于对斯巴达与雅典政治差别的一种解释是，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从未出现过任何军事侵略或对立民族间冲突的情景，因此没有那种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用武力来统治被其征服的人民。再者，阿提卡这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矿藏和良港，这使得雅典商业繁荣，并更重视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构架的城市生活。这一点，希腊的另一个城邦斯巴达就不能比了。 当然，已经说过，我倾向于天意，就像有人相信上帝一样。 5月30日 星期二 晴，气温继续升高 夜间休息得不够好，早晨没有出门跑操，不过也打算调整时间：一天天热起来，要想做点事，就得把早晨利用上，比如开电脑，得赶个凉快时间。 五点五十分许到阳台读书，读《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论孔子》（第418－423页）。每回读顾准，都让我感觉到他有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并且也有很好地文字表达。当然，从这篇文字一开头，就可看到时代的烙印，他也称孔子为“孔老二”——这种对孔子的称呼在文革是普遍的。 顾准对孔子的分析透彻明晰。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要兜售他的政治主张。在顾准看来，孔子讲仁、恕，都是讲给别人听的，都是讲给小民听的。真要称霸，“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顾准认为，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也就是表面是儒而实际是法，“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而“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老二本人。”顾准认为，“这是孔老二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我以为，也就等于说中国几千年都是在阳奉阴违都是在弄虚作假，再一言蔽之：都是在欺骗。 在顾准看来，孟子要比孔子“一以贯之”得多。还说孟子为了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原文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结论。而这种思想这种结论，是孔子怎么也达不到和说不出的。孔子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最坏的是，孔子对他自己的那一套还是自觉的，不遗余力的。他栖栖惶惶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仅仅是“为了面包”。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阳奉阴违对自己的那些欺骗，深信不疑，用今天的话说，还非常“看好”。这种意识一直流传至今，代不乏人。 顾准在这篇与弟弟的通信中说，希腊之所以为希腊，重要的就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在当时做官几乎没有薪水，因此一些穷人不愿意做公职。这与我们宣扬的不同。大约与希腊这种时代几乎相同的古中国，流传下来的也有许由这样不愿做官的人物，然而，那只是清高，与穷富没有关系。不论东西方，在古时候，做学问都不是用来换饭吃的，而只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也正因此，才会产生那种“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这一点，罗素在他的著作《“无用的”知识》中也提到了，并且在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学习也还“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可在专制政治之下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而在顾准看来，孔子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专制政治，因此，孔子把他的学问“货予帝王家”，或叫做“示禄”，也就很自然了。 顾准对中国的“禄蠹”一说是这样看的。在一种专制政治下，求禄之后很少不做禄蠹的。贾宝玉不愿意做，也就只好出家。顾准又联想到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一个多世纪前为我们贡献的一个人物娜拉。娜拉出走之后，如果还要维持清高的生活，很难。所以，顾准得出一个结论：“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还说，，只有尊重每个人的事业，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让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和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同样受人尊重才行；就是政治家，他的地位也不应比科学家高。 读到后来，感觉意义愈加重大。顾准认为，孔子的“天下国家”实际上就是家庭的推广，而孔子要“以孝治天下”，即父父子子，自然也就要“君君臣臣”了。所以说，在中国，说“集体主义”，实则是笑谈。换而言之，中国根本就没有过“集体主义”。因为“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紧接着，顾准又说：“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个人的忠与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大家都去忠君，都团结国王的周围，自己这一群人怎么团结？大约正因为这一点，顾准认为“孔老二这个偶像应该打倒，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如此说来，现在的尊孔读经，真是腐臭得很！ 在顾准看来，若无欧风东渐，便没有五四运动，孔子这个偶像也打不倒。说到底，“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与“发源于‘航海、商业、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简直不能比。 6月6日 星期二 阴转多云 早上起床后在电脑上修订文稿。然后到阳台读顾准文集中陈敏之（顾准胞弟）《后记》。 陈认为，顾准研究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顾准活着时，特别是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从事的历史研究，其目的并不在于研究历史，而在于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他所生活的社会。而他的那些对历史进行研究的笔记是为了作对比——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西方与东方的对比，从而“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陈在《后记》中说：“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有待于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我觉得前一句，只能说是作者的一种乐观主义，而后一句又“悲观”得不够。个人认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虽然不无光明，但终点却是毁灭，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不论是人类社会还是整个宇宙，未来前景的未知数肯定要大于已知数而不是保守地“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甚至可以说，未来前景的已知数相对未知数来说，少得可怜。 6月8日 星期四 多云 早晨起来修订文稿。然后到阳台读书，读顾准文集中顾准为《希腊城邦制度》写的“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 从序文中我们知道，古希腊史主要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的历史。但希腊史从头到尾又都是多中心的，这在已知的人类文明史上是极少见的。从希腊史和希腊文化中可以得出一点似乎能证明什么的东西，即城邦虽小，领域极为有限，可由于没有集权专制，由于城邦 中的成年男人（不包括奴隶）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人”，才会那么无拘无束，才创造出那么多灿烂辉煌。这一点，从《西方文明史》刊出的大量图片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公元前约五百年的时候，我们东方的社会虽然不像秦始皇之后那样专制，我们一些思想家虽然也比较洒脱，比如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等，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无论如何还是不能与希腊相比。《西方文明史》中有一幅名为《吹笛手》的大理石浮雕，内容是一位裸体女子在吹奏管乐器。她斜倚在那儿，姿势放松，交叉着双腿，尽显优雅古典情趣。这块浮雕大约出于公元前470年。而我们在这个年代的中国艺术史中是不可能见到这种艺术品的——大画家刘海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人体作品还遭到无数人的“唾骂”哩。我估计，尽管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分封制的社会，也未必有人敢作此想。社会风气使然，时事造英雄。这也正显示希腊文明的进步。还有一幅图片：一位雕刻家，同样一丝不挂地坐在那儿，手里正拿着一件活儿干着。图解中有一句文字恰到好处：“希腊人是很洒脱的。”这种洒脱装不出来，只有从骨子里感到轻松才做得到。当然，在公元前约500年这个时期，希腊裸体雕像，虽不敢说“满大街”都是，但也实在不希奇。 可后世的统治者哪管这些，还是要集权还是要专制。 现在知道，不仅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想”的只是一个城市，也即一个城邦，就连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仍然只是城邦政治学。在顾准看来，“离了城邦”，亚里士多德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更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东方集权专制王国，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因此，这种野蛮人的“政治”也就不被他列在探讨范围之内。这让我替集权专制遗憾的是，就是有气就是恼怒，也不能打到希腊去找亚里士多德算账。用句市井的话说：只能干气没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