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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nald Kagan 编译：Alec Deviant 阿尔弗雷德.罗斯.怀特海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解，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他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正如罗伯特.吉尔平——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作者——在《世界政治的战争和变革》中写到的：“说实在的，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对国家行为的了解，是否超过了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修昔底德及其同胞的认识水平。”他总结说，我们很难在现代的国家治术和对外关系中找到在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天才描述中没有先例的问题。确实，伯罗奔你撒战争反映了我们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所有内容：“国际无政府状态”，一种政治实体（城邦或城市）之间的自然存在状态；城邦试图以同盟或战争的形式增强安全；出于势力均衡的考虑，弱同盟把比它强大的同盟拖入战争；行为者之间信任的缺乏导致的“安全两难”。 公元前五世纪，在成功地联合打败波斯人之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竞争埋下了冲突的种子。雅典，作为一个海洋强邦和民主城邦，联合爱琴海的城邦，建立了提洛同盟，把波斯人赶回了波斯湾。斯巴达，作为一个严密的寡头政治城邦和陆地强邦，出于对雅典势力的顾忌，在伯罗奔尼撒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同盟。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16年，16年后双方签订休战协定，协定保证30年内双方不再开战。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历史的主题——可以追溯到伊庇丹努城市的星星之火，它处于希腊生活的外围，在那里，民主者挑起了一场战争反对寡头统治者。民主者向伊庇丹努的首府科西拉求助。被科里拉拒绝之后，伊庇丹努的民主者转向科林斯求援，科林斯帮助了它，这惹火了科西拉人，他们派了一个舰队，一路打败了科林斯人，夺回了他们原来的属地。科林斯人向科西拉宣战，科西拉就向雅典求助。科林斯人也派使者到雅典，试图说服雅典不要援助科西拉人。雅典人不愿打破30年休战协定，但他们又害怕，如果靠近斯巴达人的科林斯打败了科西拉，控制了它的庞大的舰队，就会使得势力均衡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他们试图阻止科林斯人，却被拖入了一场海战，这使科林斯人勃然大怒。 现在，雅典担忧科林斯会在真正起义反抗雅典的波提狄亚挑起事端。雅典一面派军队去平定波提狄亚的叛乱，一面要求斯巴达保持中立。但斯巴达人在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游说之下动摇了，选择了战争。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开始发动攻势。战争的第一阶段以斯巴达一个国王的名字命名为“阿基达马斯战争”，在这个阶段，阿提卡被斯巴达军队掠夺，雅典爆发瘟疫，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去世，虽然如此，战争还是以僵局结束。双方随之签订了《尼西阿斯和约》，但脆弱的休战并没有维持太久。战争又继续打下去。雅典人开始实施一个大胆的计划，试图远征西西里。这种意图以灾难结束。与此同时，波斯王试图收复波斯曾经控制的雅典人的城市，因此，他支持了斯巴达人。雅典被内讧耗光了体力，公元前411年，寡头者夺取了权力。最后，斯巴达人在雅典的优势——海洋上，打败了雅典。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提出议和，同意拆除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口的用以保护雅典免受斯巴达陆军攻击的“长墙”工事。 对于现代的读者，要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曲折迂回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首先，修昔底德的希腊文体是很难理解的（这个判断我可以私下里证明），任何一种翻译都只能算是诠释。其次，要追踪战争期间的行为总是非常困难的。波提狄亚在普拉提亚的什么地方呢？麦加拉、麦洛斯、密提林和米利都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大多数版本都没有提供足够的地图。最后，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在战争结束前的大约七年左右突然终止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两个工具的出现使得了解这场战争显得容易了些。一个就是1996年出版的《修昔底德的路标》（"The Landmark of Thucydides"），由罗伯特.B.斯特拉斯勒（Robert B. Strassler）编辑，它使用了1874年理查德.克劳莱（Richard Crawley）的翻译版本，但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帮助，包括精致详细的地图、移动标题、脚注和页边注。第二个就是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著名的新的一卷本冲突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这样的一本书，没有谁会比卡根先生更为合适，他是耶鲁大学的古典学和历史学的希尔豪斯教授。他无疑是目前研究修昔底德最权威的专家，在他的众多的古代史和现代史的著作中，他已经作了一个广受赞誉的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四卷本研究。 实际上，修昔底德的阴影一直都萦绕在他所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中——《论战争的起源与和平的维存》和他与他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教授儿子合著的《当美国睡着了》。他不是一个追求时尚的教授，在1991年作为耶鲁学院的院长给新生作的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他呼吁将西方文明置于“我们研究的中心”。卡根先生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给那些非专业的读者看的，但是，所有读这本书的人都会从中受益。它不仅仅是解读修昔底德，而且是一本特立独行的、特别着重于交战双方的战略方针的伟大战争史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不仅仅是卡根先生四卷本的战争研究成果的浓缩，它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这场冲突，补充了修昔底德用其他作家（比如希腊历史学家和戏剧家）的成果所作的记载。当然，同其他的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学家一样，卡根先生必须倚重修昔底德，但他总是以自己的判断来看待问题。比如，修昔底德和卡根先生都争辩说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斯巴达对不断增长的雅典势力的惧怕。斯巴达声称，打仗是为了把希腊人民从雅典的霸权中解放出来，但是，它的战争行为和许多决定都始终反映了它对利益和利害的算计。 修昔底德对战争的叙述在许多层面都是很重要的。修昔底德研究历史的路径有别于他的先行者、同样是伟人的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原义“调查”的层面上使用“历史”这个词。因此，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调查了与希腊人非常亲近的许多民族即埃及人、波斯人、斯基台人等等的“情况”。修昔底德使用的“历史”接近于现代的意义——从显然是当时的角度来叙述伟大的事件。虽然如此，修昔底德还是对雅典和斯巴达的不同特点给予了大量的关注。雅典人勇敢而富有进取心。伟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他的极为著名的在阵亡烈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形容了雅典的品质：慷慨大气而不小气，工于算计，乐观放松，战时的勇气，它来自于慷慨和对高贵美丽的爱，而非强制或纪律的。修昔底德自己作为一名雅典的将军，声称由于在安菲玻里战役中败北而被解职，他认为在伯里克利死后，雅典人变得莽撞而狡诈善变。在另一方面，斯巴达人拥有了忠诚和容忍的品质，修昔底德赞扬了他们的这些品质。但是，虽然斯巴达人宣称他们是按照正义和神的法则办事，他们还是如国际舞台上其他的角色一样，被利害和利益所驱动。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修昔底德的认识：“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最终，希腊人变得比战争开始的时候更不自由。一个斯巴达帝国取代了雅典人的帝国，它接着就开始压迫希腊世界的民主。但是，斯巴达并不能长久维持它的统治。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短短三十年，埃帕米农达领导的一支底比斯军队横扫了斯巴达人，希腊已经变得如此的削弱，它只能受波斯和马其顿人的支配。正如卡根先生在他的见解睿智的书中所观察到的：“使人活得体面并取得不断进步的文明，它的单薄的结构被一次又一次地撕成碎片，把战斗者抛进残忍和邪恶的深渊，只有最坏的人才会这么的残忍和邪恶。胜利者宣布的目标——希腊的解放——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是一种嘲讽，接下来的和平也是时日不长……如果它确实是希腊战争中最伟大的一场，那么它也是希腊悲剧中最可怕的一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