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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振宏先生的高足，也是我读研究生时关系不错的好友刘克辉君，当时在开封师范专科学校（现已并入河南大学）任教，毕业后我与他仍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通过他结识了如今在美学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和文学史等领域颇有建树，时任《开封师专学报》编辑的刘士林君，进而又认识了开封市文联搞文学创作的几个朋友。几个人不时地在克辉君和士林君共用的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一起用大碗喝几块钱一瓶、当时流行于开封的四川沱牌曲酒，大嚼开封的桶子鸡，大发议论，甚至大发雄心。那几年的这种颇有点学术沙龙味道的友朋交往，现在回想起来还十分让人怀念。这些学术沙龙式的活动，不仅使我经常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而且大大地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培养起了我对理论问题的真正兴趣，并萌发了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史的兴趣。曾经有一段日子，在士林君的感染下，我心血来潮地看起了美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做起了学习美学理论的札记，还试探着闯入康德的世界。一个对史学理论还只是一知半解的人，要去闯完全陌生的美学世界，叩开康德哲学的大门，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所以，激情过后，很快就与美学拜拜了。士林君对我的影响，到现在惟一剩下的，就只有先秦诸子的世界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那几年读振宏先生《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与克辉、士林二君交往的结果，便是收入本书中我与克辉君合作的《当前中国历史学家的要务》和我第一篇带有一点“理论色彩”的史学评论文章《“糊涂论”传记观异议》的问世。 1996年下半年，振宏先生从历史系调到《史学月刊》编辑部。我勉强承担的审阅史学理论稿件的任务从此彻底解脱，而我也有了经常和直接向振宏先生请教问题的机会。 有一年的夏天，我陪同振宏先生一起出差南阳，为时近一个星期。在路上，在公事之余，他向我讲述他的家庭、小时候艰苦的生活、上大学的历程、治学的经历和感悟，甚至他老家村子里发生的一些逸闻趣事。振宏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学时，有一次为了弄清楚《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问题，放弃了学校组织的在大礼堂观看电影的机会，冒着倾盆大雨，摸黑敲开了从事世界近代史研究的赵克毅教授家的门，向其请教。振宏先生说，他有一个“坏”毛病：脑子里存不住问题，若不能搞清楚，夜里就睡不着觉。所以，哪怕是冒着倾盆大雨，也要把问题弄明白。这对我的教育非常大。而振宏先生的这桩“逸事”也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这次出差南阳的途中，我们一同拜谒了东汉大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张衡的墓。张衡墓坐落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小石桥村西。当时的墓园杂草丛生，一幅荒凉不堪的景象。我们绕着墓转了几圈，以表达对这位大科学家的敬仰之情。记得当时面对自己所看到的情景，我感慨说：“没想到，这么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身后竟是如此凄凉，没有人来看他，甚至连墓园也没有人管理！”振宏先生却说（大意）：“你看，那不是郭沫若亲笔题写的碑文！还是有人记得他的。我们不也来看他了吗！一个人若在其身后千余年还有这么一个墓留着，供人来瞻仰他，也就不枉此生了！”当时我还怀疑那么个圆土堆是不是真实的张衡墓。振宏先生说：不管它是真还是假，千余后还能有这么个土堆留着，已属不易。随后，他又话锋一转，谈到了做学术研究，其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学术成果，不管时间怎么往前推移，都是别人无法绕过的，在研究时必须提到的，那就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振宏先生于是感想道：不知我们自己的书将来是否还有学者愿意把它摆在自己的书架里！ 这次南阳之行可以说是我思想的一个大转折。虽然不敢奢望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达到让别人绕不过去的程度，也不敢企求自己的书会长久地摆在别人的书架里，但是从那以后，我心中暗暗记下了振宏先生的这番话，并把它当做自己学问上的一种追求和努力的目标。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克辉君的关系，我对振宏先生的道德文章就已经有了一些耳闻。南阳之行使我对他的生平特别是学术志趣了解得更多，也更深了。所以，自那时以来，我就一直在心里把自己当做是他的私淑弟子。 在这10年里，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我越来越依赖于振宏先生给我思想上的启发和点拨。每当自己在学术问题上有一点想法，或者有了一点感悟，或者在理论问题上遇到疑惑难解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向他请教，或是直接去他家，或者在单位到他办公室找他交流。他总是毫无保留地谈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厌其烦地为我解惑。有时，他的三言两语就能让我茅塞顿开，自己数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顿然冰释。每当写完一篇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或是涉及一定的理论问题的文章，我都会把草稿送交振宏先生修改，每次，他连标点符号也都认真地予以改过。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就是凝结着振宏先生心血的产物。其中，《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新史学：历史学家的永恒追求》这两篇文章，是直接根据振宏先生的意见撰写出来的。 为了写作《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一文，我不仅又一次钻研了振宏先生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特别是其中的上篇“史学本体论”和中篇“历史认识论”，从中获得了认识有关问题的思路，并对一些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阅读了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书籍，并粗略地浏览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振宏先生来《史学月刊》编辑部前，受其《伟大的人格》一书的影响，我不仅通过克辉君的关系购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0卷陆陆续续才配齐），而且亦步亦趋地像他那样，把“全集”中的10几卷书信读了一遍。结果，和振宏先生一样，我也深深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的人格”所感动、所吸引。现在浏览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篇篇文章、一部部著作，重读他们的一封封书信，依然被这两位思想和理论的巨擘感动得不能自已。马克思、恩格斯天才般的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们思想和理论的深邃性、深刻性和丰富的启迪性，他们善于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几乎是本能性的洞察力，他们钢铁般的毅力，他们对生活永远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简直让人无法想像的、惊人的、旺盛的工作精力，他们天赋般的语言能力，他们幽默、诙谐、辛辣、精练、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他们追求真理、谨严求实、从不“稍微马虎一次”的科学精神、治学态度和学术道德，他们渊博得让人难以窥其门墙的学识，他们真诚的为人处世原则，他们强烈而又鲜明的现实关怀意识和高度的革命实践意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诚、无私和无畏的奉献精神，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他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坚定信仰……无不给我留下极其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通过走马观花式地“游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世界，使我对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并对这种“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缺陷有了与蒋大椿不一样的认识，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创立者对这一历史观理论形态表述上的差异也有了清晰的了解。该文先后凡易5稿，进行了近一年的时间。振宏先生对每一稿都做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而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的是，每一稿上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的地方他都一一改正过来了。 《新史学：历史学家的永恒追求》是振宏先生给我出的题目，本为纪念《史学月刊》发行300期而作。我接受此题目后，经过几天的思考酝酿形成了初步的构想和写作思路，与他作了简单的意见交流后就开始了写作。由于我的理论思维能力太差，没有完全从理论的角度去阐释“新史学”的问题，而是实际把它写成了从具体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出发的实证性的文章，因此他在看罢初稿后不是很满意，认为与他原初的设想差距颇大。后来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加工，但终因既成的思路无法摆脱，加之时间紧迫，便以非理论的理论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出来了。虽然该文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但是它对我来说，终究是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欠缺的一个明证。 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在这本小书中，我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都刻有明显的振宏先生的印痕，而我至多只是作了重新表述或阐释性的工作。例如，关于史学评论定义的内涵，史学评论的内容、任务和价值标准体系，关于社会历史主体人的解放和社会性的增长的观点，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社会批判职能的认识，等等，都直接导源于他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业已表达的内容。有一些思想和观点，或借鉴自他的文章，或借鉴自他与我在平时交流中的其个人意见，如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代以后的第二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时代观，关于现行学术评奖体制的认识，关于学术评论是实现学术民主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的学术评论价值观，关于史学评论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兴奋剂的观点，关于史学规范的内涵的认识，关于大变革时期史学期刊的作用和任务的认识，等等。所以，如果说这10多年来我在“史学的批评”（经验史学评论科学）和“批评的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科学）领域取得过一点成绩和进步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应当归功于振宏先生给予我的思想启发和直接指导。 在新世纪之初，振宏先生、克辉君和我曾经计划合作申报一个关于史学评论研究的课题项目，后因故未果。事后，他看我对史学评论颇有兴趣和热情，遂鼓励我根据原定大纲略做修改后独立去完成这项任务。但是，由于我理论思维的能力和理论装备的不足，对经验史学评论科学业已提供的极为分散的实证的知识材料的整理也非短期而能完成，又生性懒散，知识兴趣更是游移不定，缺乏建立自己的“学术根据地”的决心、耐心和毅力，加之迷上了办个人网页等其他一些业余事务极大地分散了时间和精力，因此迄今未能完成写作一本关于史学评论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书的计划。现在，只好权且以这本小书来向振宏先生敷衍塞责了。 在这10余年的史学评论实践活动中，对我帮助和鼓励极大的还有玉圣君。玉圣君对我来说是亦兄亦友亦师，因为他不仅是我进入史学评论实践领域的领路人，而且是我一直以来的又一个值得依赖的对象。玉圣君的学术评论和史学评论成果，总是能给我以灵感和思想上的启迪。自1992年开始有鸿雁往来以来，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良好的友谊。收入本书的关于史注方式、爱德华·H。卡尔的史学思想、学术著作评论的价值标准、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困境等问题的文章，都是在玉圣君的直接帮助和催促下完成的。没有玉圣君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既不可能有这些文章的面世，我也不可能对史学评论事业如此执著地保持着持久的、高度的热情。玉圣君的书和文章是我最喜爱读的学术作品之一。在我对他的著作的评论中，尽管直言不讳地陈述了他的著作中的一些瑕疵，但他从没有因此而疏远与我的关系。我每次进京，都要到他的府邸住上几天，一起畅谈学术和人生，而每次他都能让我受益匪浅。当这本书正式进入启动阶段，我开始整理文章和札记时，玉圣君又帮助我制订了拟收录的文章目录，还提供了几个参考书名供我选择。 自从1994年开始从事史学评论实践活动以来，我从许多前辈历史学家和友人的著作中汲取他们思想和理论的精华，他们在一些历史与理论问题上的认识，直接构成了我的思想的丰富资源。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方面的知识，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瞿林东；关于史学意识问题的认识，来源于青年学者徐松巍；关于当代史学的认识，源自著名的史学理论研究家王学典；关于学术完美主义的概念，借鉴自中国美国史研究专家李剑鸣；关于周代学术发展特别是史学发展的认识，直接来源于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1894－1968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读者们只要看一看每篇小文后面注释所列的文献，就可以清楚地蠡测出我的有关思想或论点的“娘家”所在。 在我懵懂地闯入史学评论王国的时候，史学评论正处在逐渐摆脱“小摆设和点缀品”地位的阶段，现如今，史学评论不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小摆设和点缀品”，而且长大成了中国历史科学大家庭里的一名新秀，一个新的史学生长点。2005年玉圣君的《史学评论》一书的出版已经对此作了证明。我的这本小书能够出版，同样是一个证明。如果没有史学评论自身地位的这种变化，那么也就没有这本小书的问世。作为一个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这种变化，并积极参与这一变化进程的研究者，我不禁感慨万千，也感到无比的兴奋。 这本小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是与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马小泉对我的关怀与提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当小泉总编让我把这些年来自己所写的评论文章围绕史学评论这个主题整理成书，纳入《中国学术批评书系》出版时，我颇感犹豫，也忐忑不安。因为据我所知，拟议中的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界知名人士，不仅在学术评论领域颇有建树，而且在各自的专业学科领域里也是成果丰硕，而我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迄今也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出来，因此若是忝列其中，自认为有诸多不妥，会影响到这套丛书应有的品位。小泉总编不仅打消了我的种种思想顾虑，而且对书稿本身提出了一系列很好的调整意见，特别是在临付排前为此书取了“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这个让我感到非常满意的书名。这个书名既很好地涵括了此书的内容，也解决了一个困扰我多年的史学评论科学本体认识上的难题。同样要感谢此书的责任编辑、河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陈广胜。广胜兄非常认真地审阅了书稿，改正了书稿中的许多错误之处甚至是标点符号方面的错误，并提出了若干宝贵的、被我欣然接受的处理意见。如果没有广胜兄细致谨严的审稿工作，这本小书肯定会留下许多的缺憾。因此，我十分赞赏广胜兄的审稿工作，也对他感激不尽。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细君王旭红女士和儿子周凯迪，并对他们母子俩说一声：“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理解！”由于我的职业工作的一些特殊性，我的生物钟几乎完全黑白颠倒了，成了一个生活很不规律的人－喜欢夜间工作、白天睡觉。而我更大的怪癖是喜欢“听”着电视看书、写文章或工作，并且一进入状态就烟、茶不离口，抽得满屋子烟雾缭绕，到处散发着一股呛鼻的烟草味，电视的声音也常吵得他们母子俩睡不安稳觉，严重影响了他们白天的工作和学习。母子俩发动过多次家庭“禁烟运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我家，几乎经常是他们母子俩起床之后，或母子俩去上班、上学之后，我却开始进入“夜间”休息时间。多年来，母子俩容忍了我的无规律的生活习惯，也容忍了我的工作怪癖。对我来说，他们的这种容忍是对我的工作和学术活动的最大的支持和理解。如果没有细君和犬子的这种支持与理解，那么也就不会有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 言不尽书，书不尽意。所有或指导过我，或启发过我，或帮助过我，或鼓励过我，或支持过我，或……的先生、学者、友人，特别是我的细君和儿子，请允许我向你们深深地鞠上一躬，并致以诚挚的、由衷的谢意。 最后，借用英国牛津万圣学院研究巫术史的资深学者罗宾·布里吉斯（Robin Briggs）在《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一书的第一版“前言”中所说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无论本书中存在着什么错误，我自然应该负全责。” 2006年9月23日 写于开封·静学居 目 录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代自序） 历史学是什么？ 探询克丽奥之谜——爱德华·H.卡尔《历史是什么？》解读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 “反思”的反思——评《论历史感与历史学》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的宗旨 史注方式略议 史注方式再议 “糊涂论”传记观异议 对“陈寅恪热”现象的反思 杜绝历史科学中的“三化”文风 当前中国历史学家的要务 21世纪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若干趋势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困境 “实践的思维”、史学观念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新史学：历史学家的永恒追求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定义的演变 先秦时期口头史学评论形态 历史著作形式的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史学评论思想研究之一 学术著作评论的价值标准 史学评论界“栽花”风盛行的原因 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分析 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科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 评《美国历史散论》——兼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 评《中国人的美国观》 关于北美殖民地时代的两个问题——读《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札记 评《20世纪的世界：百年历史回溯》 一部有思想的思想史——读《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大变革时期史学期刊的任务与作用 《史学月刊》与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后 记 （原载周祥森著：《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