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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安人的“军事民主制”我们可以通过《荷马史诗》窥见一斑。关于公民大会的情况，可以参考《伊利昂记》二卷中描写阿伽门农王召开会议时的场景：“……兵勇们（也有译文作“民众们”）集队进入自己的位置/大地悲鸣轰响，和伴着笼罩全场的杂喧。九位使者/高声呼喊，忙着维持秩序，要人们停止/喧闹，静听宙斯钟爱的王者训告。经过/一番折腾，他们迫使兵勇们屈腿下坐/停止了喧嚣。强有力的阿伽门农站立起来/手握权杖……”（陈中梅译本，26页）。在这种公民大会上，所有与会者都有权发言。比如这里由阿伽门农王召开的会议上，就有一个叫塞耳西忒斯的普通士兵发了言。 长老议事会的典型场景，可以参考《伊利昂记》一卷中希腊联军首领参加的会议，以及《奥德修记》二卷中在伊萨卡城召开的会议，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代他父王开会时场景：“他在父亲的位子就座，长老们退步让他走过/壮士埃古普提俄斯首先发话，一位/躬背的长者，见过的事情多得难以数说”（陈中梅译本，1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会议普通大众一般不参加，即使参加也只能列席，不能发言。不过，除长老之外，有时屡有战功的勇士也有权发言（特别是讨论军事问题时）。比如在《伊利昂记》卷一的联军首领的会议中，联军中最善战的英雄阿基琉斯是第一个起来发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在这里并不如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氏族公社的阶段，“王”在召开公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伊利昂记》卷一、卷二的两次会议上，阿基琉斯和塞耳西忒斯就先后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王。 社会总是在前进的，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贫富分化日益显著、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军事民主制”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换句话说，“王”越来越象我们熟悉的样子了。还是在《伊利昂记》卷一的那次会议上，祭司卡尔卡斯说出了让阿伽门农王难堪的话，阿伽门农王就当众辱骂了他。而且史诗作者也没有漏过阿伽门农王生活的奢华。贫富差距已经抬头，这标志着社会集权已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说《荷马史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军事民主制”正在瓦解中的真实画面。 总之，“军事民主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三方手中。这三者对古希腊城邦后来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原来是指公元前7世纪早期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希腊雕塑艺术的特殊风格。这里拿来借指“荷马时期”和古典时期之间的时代。这段时期由于希腊各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人物——“僭主”又被人称为“僭主时期”。我们前面已经认识了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两位僭主。那么什么是“僭主”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僭主”其实是中国学术界为了翻译希腊文Tyrannos（英文Tyrant－“暴君”的词源）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对这个名称的研究是古希腊历史中甚为关键而复杂的一点。前面我们知道，希腊各地区在“荷马”时期的主要政体还是“军事民主制”。而古风时期的小亚细亚已逐渐出现一些君主制国家。受它们的影响，当时希腊最富庶的爱琴海东岸爱奥尼亚一带也有一些强力人物开始打破传统，建立起父死子继的个人（家族）统治。Tyrannos一词可能就是借自小亚细亚的语言，原意是指未经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者的人，译成“僭主”就体现了这层意思。可以说，同前面“军事民主制”中的“王”（Basileus）比较起来，“僭主”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王”、“君主”。 “僭主”这个词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是个贬义词，是和“独裁者”、“暴君”联系在一起的。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在古风时期的希腊人眼中，Tyrannos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好的僭主还能得到民众忠诚地拥戴。比如在第一卷第18项札记中提到的“七贤”中，就有皮塔库斯、佩里安德两位僭主。他们两人可以被视为早期僭主的典型。他们应该说都是“贤君”而不是“暴君”，否则他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选入“七贤”的。 这些早期僭主，虽然取消了原来的公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把所有的权力集于自己一身，实行个人的统治，但他们本身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说古希腊文明的第一次繁荣就是早期僭主们一手缔造出来的。应该说，当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时，个人统治往往比原始的民主制更有效率，特别是当僭主有能力又懂得自制的时候。很多原来在“军事民主制”下议而不决的事，现在就能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这是几位早期僭主比较得民心的原因。这也是对雅典民主制度大加赞赏的希罗多德，会对身为僭主的波吕克拉底之死感到遗憾的原因。 但是希腊社会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僭主制能承受的阶段，后期僭主也鲜有能克己守法的，“军事民主制”在民众心中还有影响，民众要求取消个人（家族）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后期僭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采取武力镇压和践踏公民权的做法。所以虽然僭主制在古风时期之后的希腊社会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但后期僭主几乎全是很不得人心的。“僭主”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就变成“暴君”的意思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舆论中充满了对僭主的仇视。希罗多德记载的关于佩里安德的几个故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柏拉图就坚决地将佩里安德从“七贤”中除名，换上别人。象他这样做的学者在当时和以后绝不在少数。从此“僭主”就成了贬义词。 （由于《历史》谈论僭主最多的部分在第五卷，我将在评论第五卷时给大家描绘一幅“僭主群像”，这里仅仅是粗略地归纳一下僭主制度的兴衰过程。） 出于对后期僭主的痛恨，古典时代希腊最出色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虽然一个实行民主制，一个实行寡头制，彼此不和，但在反对僭主上他们是一致的。这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把反对个人专制当作一个不可触动的原则。 应该说僭主制在古希腊遇到的问题——“创业之君贤明，守业之君昏庸”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常见。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就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只有希腊人这么极力地从根本上反对僭主制呢？这里就要涉及到“非专制政治制度”（指非个人统治的制度，包括贵族寡头制和民主制）之所以能成立的条件。我比较赞同一些学者的总结，认为“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制度”存在的必要基础（参见《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顾准著，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因为在古代，任何“非专制政治制度”只能通过每个公民都参与的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方式来实现。不管是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还是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在构建其理想的城邦时都强调城邦的公民人数不能太多。吕库古把全斯巴达的地分成9000块给予全体公民，并下令此数不得增减（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吕库古传》），很明显这就是他心中的斯巴达公民的理想人数。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卷五，737E）给他的理想城邦定出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中（1326b1－25）明确提出：城邦的理想公民人数下限是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生活，上限是保证公民间相互熟悉。 只有“小国寡民”才能保证公民之间互相熟悉、互相了解政见，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直接民主才有意义。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利益集团的分歧往往巨大，一个地域的人对另一个地域的人了解甚少，对其政见的理解更是谈不上。直接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古代，要有效地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专制是不可避免的。 而希腊，正是由于其自然环境缺乏广阔的平原（如两河流域或中国的华北平原）或者大的河流造成的大片可耕地（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其最主要的政治地理是多山而且相对贫瘠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屿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小块殖民地，所以天生具备形成“小国寡民”的条件。这也就是两种“非专制政治制度”分别被希腊最有名的两个城邦最典型地表现出来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权力机构的三个元素：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中，第一个元素在僭主们的推动下开始了膨胀。当这个元素限于希腊的自然条件式微之后，另两个元素分别开始在城邦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就有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千年不遇的对手。 古典时期（公元前5到4世纪）的希腊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寡头制和民主制交相辉映。其中前者的代表是斯巴达，后者的代表是雅典。 斯巴达的政体简单得惊人：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由这个大会选出的28位60岁以上的gerontes/“元老”（终身职），再加上两位世袭的“王”（除军事领导权之外几乎没有特权）组成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另外还由公民大会选出5位ephoroi/“监察官”，组成“监察院”，负责平时的政策施行和监督。由于斯巴达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经济、娱乐等内容，所以这样精干的机构也就够用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军事民主制”中的第二个元素-——长老议事会膨胀到了极点的典型。 谈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一般人的脑海中恐怕首先浮现出来的词就是“闭关锁国”。不错，斯巴达的闭关锁国确实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货币是铁的，除了在斯巴达别处无法流通，所以没有商贩、教师到斯巴达来，这也就断绝了他们跟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将军在外任职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以免被外界文化侵染。率军最后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莱山德（Lysander）因为把很多金银运回来反而遭到国内的怨言，说他感染了腐化的生活习惯（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莱山德传》）。 之所以这么闭关锁国，除了下面要讲的军事上的需要之外，我认为是和“元老院”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由于成员的年纪较大，“元老院”对于新生事物抱比较保守的观点并不奇怪。久而久之，对惯例的遵循就成了一种必然。这一点在后来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身上也有相当的体现。 斯巴达人的保守也许是被迫的，因为他们是属于多利安族，即公元前11世纪入侵希腊的征服者的后裔。他们居住的土地上居住着大量的被征服的原有居民――所谓“边区居民”，他们大致仍有人身自由，但没有斯巴达公民权，作战时一般组成轻装步兵作为支援部队；地位比“边区居民”还低的是“黑劳士”（Helots），他们就是国家奴隶。（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对斯巴达人，包括其控制地区内的所有人民，按照地区名统称为“拉栖底梦人”/Lacedaemon，但有时这个词也和“斯巴达人”混用。）斯巴达人和被征服者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历史上“黑劳士”曾多次爆发起义。所以要保持自己军事上的优势，斯巴达人就必须严格地摒弃物质享受，生活上注重简单实用，实行一种彻底的军事化的生活。在斯巴达人看来，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唯一的事业就是作战；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以军事为核心的；他们的一生就是在作战或者准备作战。这种事情想想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似乎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制度居然延续了几百年。斯巴达人自己也知道他们的生活在其他希腊人看来是非常奇异的，于是他们也就主动地选择了保守的寡头制和“闭关锁国”。 但这并不等于说斯巴达人在文化上没有一点贡献。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诗歌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吕底亚人阿尔克曼（Alcman）就在斯巴达常住。他写的合唱歌一直被认为是希腊最好的，这为斯巴达的少女合唱队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饮誉全希腊打下了根基。而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米利都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因为写出了能激励士气的战歌，被授予斯巴达公民权，虽然他一天也没有在斯巴达住过。这就很不“闭关锁国”吧？在古典时代之前，斯巴达的手工艺品诸如纺织物也是全希腊闻名的。普鲁塔克曾记载斯巴达的日用生活用具在当时也以实用著称（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吕库古传》）。只是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成长起来之后，相形之下斯巴达才显得很落后。至于铁币，它曾经一度通行于希腊，也是货币发展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环。只是当金银币出现之后，保守的斯巴达人仍不愿将之废除才显得十分奇怪。 其实，很多古希腊作家经常在其著作中向读者说明斯巴达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闭关锁国。由于他们在军事上的强大，一般的城邦之间有了纠纷往往找斯巴达人调解（比如L9的萨摩斯事件中，萨摩斯人就两次去找斯巴达人求援）。后来抵抗波斯人入侵时，历次希腊联军的主帅都是斯巴达王兼任的。一次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尽管是萨拉米海战的第一功臣，因为没有得到允许就发言，斯巴达王欧律比亚德拿起手杖就准备打他（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地米斯托克利传》），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军事在希腊诸城邦中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闭关锁国主要是经济、文化方面，并不是全然不和外界来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