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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他们的保守，一些淳朴的生活习惯被保持了下来（如前面莱山德的例子）。当时很多希腊人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最著名的将军客蒙（Cimon），以及柏拉图的同学色诺芬（Xenophon）。事实上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西方知识界对斯巴达人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比如普鲁塔克在他的《吕库古传》中，就对传说中斯巴达政体的建立者吕库古（Lycurgus）极尽赞美之词。“……整个城邦（斯巴达）都浸入了对智慧的热爱。他（吕库古）的声名理所当然地超越了所有那些曾经在希腊人当中创建政体的人物”。普鲁塔克显然认为斯巴达的吕库古比雅典的梭伦还要伟大。 雅典政治制度的演变则比斯巴达复杂得多。雅典人是爱奥尼亚族，他们是希腊的土著，而且没有被多利安人直接征服，他们的政治发展是比较连贯的。最早的时候雅典也有“王”。传说中的英雄忒修斯就是雅典王。王政结束之后，雅典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件是梭伦的立法。梭伦立法的主要倾向是调和贵族与平民之间越来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动荡（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但他允许平民参政已经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开了先河。再后来雅典也出现了僭主。雅典的第一个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527 BC）虽然将梭伦的立法推翻，自立为僭主，但实际上仍延续了梭伦改革的路线，继续调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他本人也注意扶植经济和鼓励文化，对雅典后来的繁荣做出了奠基的贡献。不过到了他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的时代，后期僭主的通病在这个人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人民开始不断举行推翻僭主的起义。510 BC，希庇亚斯的统治被推翻。随之就出现了雅典究竟是应该建立寡头制还是民主制的争论。《历史》中描写的希波战争时期正好是雅典处在“政治十字路口”上的时候，贵族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国难当头的危机面前，双方暂时放下了彼此的不和，开始合作拯救雅典。后面我们将看到在马拉松击败大流士前锋的米泰亚德（Miltiades）、在萨拉米海战中击败薛西斯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就分别是贵族派和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然而，波斯人被赶走之后，双方的斗争以更为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暗杀和诬告等政治角斗术中最为人不齿的招数也使出来了。斗争的最后结果是民主派得到了胜利，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力克利（Pericles，500？－430 BC）是雅典民主政治最杰出的代表人。他治下的雅典的确是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已不在《历史》叙述的范围之内，而且有关雅典民主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了，我不用多介绍什么，只简单提一下雅典民主制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官员；官员是无薪的；官员的任期是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公民被选为担任主要官员时，是抽签决定职务的。很明显，这是“军事民主制”中的公民大会膨胀到极点的典型。 和前面为斯巴达的寡头制辩护一样，我在这里也要指出对雅典民主制的几点批评。 最有名的批评是比伯力克利晚一辈的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 BC）。他经常批评公民抽签担任官员的做法。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经常举例说你出海要找最好的水手，治病要找最好的医生，但怎么在管理城邦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会靠抽签来任命官员呢？照苏格拉底看来，官员需要有优秀的素质，需要“德”，而“德”不是每个人天生就具备的。发展到他的学生柏拉图那里，就有了《国家篇》中“哲学王”的提法――最优秀的人经过培养，就可以成为哲学家，就可以称王。这岂不是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大流士在三82中的主张吗？在雅典民主制的氛围中，柏拉图提出这种明显反对民主制的学说，源于他对民主制太失望了。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对民主制大发议论而被处死的。柏拉图对民主制的不满导致他几乎要拥抱民主制的反面――王制了。虽然他强烈蔑视“坏的王”――僭主，但他寄希望于“好的王”。这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学说中最深刻的一个矛盾。不理解他对民主制有多么失望，就不能理解他的这个矛盾有多么不得已。 当然，在一些现代的西方民主制拥护者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批评是不能接受的。比如美国学者温斯派尔（Winspear）和席尔伯格（Silverberg）在1939年就写过《苏格拉底是谁》一书，大骂苏格拉底从事的是反对雅典的阴谋，他被处死是罪有应得。再比如曾经在国内很流行的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就把柏拉图写成了他所痛斥的共产主义的教父。只可惜不管他怎么批评，柏拉图还是柏拉图，波普只是波普。1000年之后还会有人读柏拉图的书（正如过去的2300年中一样），100年之后还会不会有人读波普的书则很难说。这些学者的派性太强烈了，强烈到了失去自控的地步。 在古代，另一个批评民主制的是苏格拉底的同代人。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齐名的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一语道破了被后世人视作“希腊黄金时代”的伯利克力时代的实质：“……虽然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而每个人都想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6章，150页）。确实，雅典民主制之所以在伯力克利之后迅速衰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击败，主要原因就是后来的民主派首领越来越不是在“领导”群众，而是在随波逐流，任意地附和一些没有远见的政策。还有一些野心家打着民主的旗号，靠着如簧之舌和用一点小恩小惠来“笼络群众”，以达到个人的目的。比如伯力克利的后继者克莱翁，以及历史上最著名的野心家亚西比亚德。群众的热情，如果得到好的引导，就会迸发出绝大的进步力量；如果得到坏的引导，也会变成一股无法阻挡的破坏狂潮。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 就这个意义上说，《历史》L7中美伽巴佐斯和大流士对民主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很多古代作家，比如写《希腊罗马名人传》（又名《平行列传》）的普鲁塔克，甚至包括希罗多德自己，对雅典民主制都有过批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贵族寡头制和民主制之间一直没有定论谁好谁坏。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又造成了文化的裂层。古希腊文明渐渐被人遗忘。西方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直到这时，雅典才因其出色的文化贡献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掩盖了斯巴达。在政治思想领域，本来是由新教的兴起所推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这时正好引雅典的民主制为外援。民主制也就在这时开始被神化。直到也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完成，民主制的神化也随之达到了顶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我自己看来，民主制肯定比贵族寡头制要好，但也不是完美得无可挑剔，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什么问题仿佛一“民主”就万事大吉了，被神化到不允许人批评更是没有必要。民主制本身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前面说过的“小国寡民”是一个条件，现代社会中实现民主制的条件则是公民的素质要足够高，否则像“文革”那样的全面混乱就是前车之鉴。 由于雅典的民主制鼓励公民的个人发展，所以雅典在伯力克利的领导下最终走上了向外扩张、建立“雅典帝国”的道路，这和斯巴达的保守路线必定不能相容，于是就爆发了前后长达27年（431－404 BC）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此战之后，寡头制的斯巴达和民主制的雅典两败俱伤，只有等待马其顿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民主和寡头居然真地被王制取代了。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后，希腊进入了“希腊化时代”，这一阶段希腊人在政治思想上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这里就不详述其内容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对希罗多德在那场虚拟的波斯人之间的辩论中包含了多少当时和以后政治学说的要点，预见了多少后来真实发生的政治变革而惊讶。 八．大流士的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各“太守领地”（法文，点击可放大） 希罗多德在L8中介绍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20个“太守领地”的部分是后人研究波斯帝国的重要资料，而且这份资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很可能希罗多德当时是照着波斯官方的材料直接抄下来的。因为在贝希斯顿铭文被破译之后，后来陆续发现的大流士王、薛西斯王的铭文中，关于帝国疆域的描述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大同小异。而他对各“太守领地”的税额的记载，也是研究当时各地经济情况的重要资料。 希罗多德在三89说，将帝国划分区域并确定各地税额的做法，是大流士的首创。他还说波斯人把居鲁士称为“父亲”（因为他总是为人民考虑），把刚比西斯称为“主人”（因为他严苛而傲慢），把大流士称为“商人”（因为他贪图小利）。 这个略带讽刺的外号，其实代表了大流士的成就。希罗多德自己生活在城邦林立、彼此争斗不休、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希腊，他不理解确定税额是经济上统一全国的必要步骤。 “大流克”金币 大流士管理的是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帝国，领土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民族众多，语言、宗教、习俗各异。如何有效地将中央政府的命令传达至各地、如何促进帝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都是大流士需要考虑的问题。而统一确定各地的贡税，其实就是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准的度量衡（因为贡税中包括现金和实物）。后来大流士还铸造了有自己张弓射箭形象的金币，作为主要通货在帝国流通。这种金币因他而得名“大流克”（Daric，右图）。后来的波斯王继续铸造这种“大流克”金币，它是当时西亚流通最广泛的货币（甚至在波斯帝国的周边区域，比如希腊、埃及、阿富汗，都有“大流克”出土）。如果帝国各地的经济规范没有事先统一，统一货币是不可想象的。 波斯帝国的“王家大道”（古波斯文，点击可放大） 另外，在波斯各地，大流士还建造了类似今天高速公路的交通网――“王家大道”。希罗多德在五52至五53介绍了“王家大道”从萨尔迪斯到苏撒的一部分，第一卷第13项札记讨论阿拉克塞河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其实整个“王家大道”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参见左图）。希罗多德在八98还提到在大道上，波斯人设立了很多驿站（和古代中国的驿站很相似），每个驿站里常驻有一个信使和一匹马，相邻驿站之间是一天的路程，这样就能保证信件和文件能以最快的速度传递。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系统了。而“王家大道”更是后来罗马帝国的“帝国大道”、今天各国的高速公路的前身。它无疑大大方便了各地人民之间的交流，今天的土尔其仍存有部分“王家大道”的遗迹。 在民族政策上，大流士延续了居鲁士、刚比西斯时期的宽松。他本人是严格的祆教徒，但仍然支持犹太人重建犹太教圣殿（参见《旧约·以斯拉记》第6章，中文《圣经》将他的名字译为“大利乌”）。 总之，在国家组织形式上，大流士可以说是波斯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前面还提到他为波斯人创造了第一次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历史功绩甚至超过了居鲁士。 波斯波利斯进贡浮雕中的黑人形象（点击可放大） 大流士手中这个面貌一新的波斯帝国，其最精华的部分当然是他的新首都――波斯波利斯（“波斯城”）。希罗多德可能没有访问这座城市，《历史》中没有关于它的丝毫记载。但考古学帮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从这里发掘出的大量建筑遗迹我们可以推想当年的繁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斯波利斯王宫走廊的墙上，刻有波斯帝国各地的人民向波斯王进贡的场景。波斯王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炫耀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是展示帝国的疆域之广、治下的民族之多。任何一个外国使节进入王宫的时候都不能不对此场景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对学者来说，这些相当于照片的浮雕也是研究当时各民族的服饰、外貌特征的绝佳机会（可参见这里）。很可惜，330 BC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波斯波利斯被完全毁掉了。财物被劫掠、宫殿被焚毁。就这一点上说，马其顿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九．阿拉伯和印度 关于第三卷，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周边区域，特别是对阿拉伯人的风俗（三8、三107至三113）、对印度人的风俗（三98至三106）的介绍。这些都是现存最早的对这两个民族的描述，都是十分珍贵的。不过珍贵归珍贵，真实却难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第二卷介绍埃及时的情况，传说和误会交织在一起。希罗多德大概没有亲身去过这两个地方，他记载的故事都是当时各地的市井传闻，我们也就不要太在意里面的真实性。 比如他说在印度东面是一片沙漠，无人居住（三98）。这沙漠具体指哪里现在仍有争论，不过肯定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西亚、中亚的人民，对于当时处于战国时期的中国是几乎不知道的。再比如他说阿拉伯有一种长翅膀的蛇（第二卷中提过），还说这种蛇必须咬死母蛇才能出生等等，我们对此也只有苦笑了。 不过他的记载中也有一些原来认为荒诞不经的内容，后来被证实确实有事实根据。比如这里在介绍印度的时候，他提到印度有一种“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它们专门在沙漠中打洞，而它们刨出的砂子中含有金子，所以印度人就经常收集它们挖出的砂子，然后再提炼成纯金（三102至三105）。 “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可能吗？胡说吧？ 1996年1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上登出了一则新闻，一位法国民族学者宣布他找到了这个故事的真实的一面，原来所谓的“大蚂蚁”，其实是一种在喜玛拉雅山区中生活的土拨鼠。土拨鼠的习性就是喜欢在地下打洞，而当地的地层富含金矿，所以它们所做的就是代替了人类的矿工。直到今天，当地还有人像希罗多德所说的那样去收集土拨鼠挖出的泥土（可参见这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