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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说说贡献。 孙歌:《菊与刀》里涉及的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至少在1946年以前是相当准确的，而且在今天的日本社会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是日本社会上下级的结构关系，虽然它描绘的现象很多已经不存在了。再拿书的例子来说日本，是无效的，但是结构性的痕迹还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天皇制的问题，虽然战后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菊与刀》里面的描述已经不太一样了。这本书对天皇制的描写非常肤浅，但它和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它认为天皇制对日本来说是不可以动的，这个民族必须保留天皇制。应该说作为人类学家的本尼迪克特，她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今天的日本，天皇制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统合力的力量。 南方都市报:你刚才提了一个问题，60年之后我们再来读这本书，我们应该怎么读？ 孙歌:我们要意识到它的写作动机，它既是为具体政治军事目的服务的著作，同时又是学术著作。这个二重结构，其实存在于战争时期大部分学术文化活动中。我们后来人，今天没有在战争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读从前的著作？这是我们在读《菊与刀》时不能不想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政治性？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包括这些政治要素在内的战争中的学术与文化形态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而不是简单地上纲上线？这恐怕是对后来者心智的考验。大家现在读《菊与刀》时，最重要的是把它历史化。很多人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本书，去理解现在的日本，那就不对了。不能把历史设想成一成不变的东西。 关于日本 南方都市报:战后的日本和《菊与刀》描述的日本，发生了哪些变化？ 孙歌:上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其实还没有完成门户开放。日本是在相对闭锁的环境下发动战争的。可是在美军占领以后，日本被迫开放了。它的和平宪法也是在美国直接掌控下制定的。美国占领军还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言论自由，像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战后就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了。1946年开始，日本国内出现了批判天皇制的声音。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国内日本研究的现状如何？你们的学术生态是怎样的？ 孙歌:日本学确实不是太景气，和整个中国学术的走向也有关系。中国学术基本上是比较忽视亚洲的，而且也比较忽视人文，强势的是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因为这些学科可以直接介入中国改革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在日本有没有可以对等于《菊与刀》的中国论？ 孙歌:似乎是没有。在日本最有影响的中国人是鲁迅。对比较有教养的老一代日本人来说，鲁迅是必读的，然后通过鲁迅来了解中国。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在2005年的走俏是否契合了当下某种文化或社会心理？ 孙歌:它的热销首先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取代《菊与刀》的书出来。其次这至少证明了我刚才说的好奇心。这本书虽然热，但它不会热到中国人心里去。因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它没有涉及。 海外观察 日本语境下的《菊与刀》 李长声 时常看见一张老照片，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昭和天皇的合影:高大的麦克阿瑟一身便服，没有系领带，双手叉腰，身穿大礼服的天皇站在他一边，扬着小胡子，又瘦又小。这是日本投降后的9月27日。天皇陛下为命运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忠实臣民已开始抢购《日美会话手册》，这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畅销360万册，创造了战后出版史第一奇迹。天皇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交谈35分钟，合影留念。谈了些什么，天皇至死不说，麦克阿瑟回忆:给天皇点烟时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天皇说: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的所有决定及行动负全部责任，为此来拜访，把自己交给你所代表的诸国裁决。这一瞬间，我觉得面前的天皇是日本最好的绅士。手握铁锤似的烟斗，麦克阿瑟从此对天皇改变态度，不同意追究其战争责任。独领战后思想界风骚的丸山真男说，日本人在报纸上看见这张照片，彻底失去了自信。 3个多月后的1946年1月，天皇下诏，宣布自己不是神。同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美国出版《菊与刀》，1948年日本翻译出版(本文的引文据日译本转译)。当时，日本不了解美国，不了解美国人，满怀疑惧，也许要扼腕奇袭珍珠港之前怎么没想到写一本“鹰与原子弹”什么的。政府指令各地开妓院，迎接美国大兵，并晓谕女人们，穿着检点，万勿在人前坦胸露乳，但美军进驻就下令废除公娼，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切身之所急，急急如律令，不会是从镜子里观看自己的嘴脸，而是千方百计认识他们曾骂作鬼畜的美国人，所以《菊与刀》有如及时雨，写的是日本人，但处处比照美国人，正好拿来当教科书。况且史无前例地给日本文化抽象出一个模式，与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更叫日本人惊喜，甚而鼓起了被那张照片打垮了的自信。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写作《菊与刀》的基本手法是现场调查与比较研究。她不曾踏上日本，所谓现场是从侨民、战俘听来的，从书本、电影看来的。写日本无需身临其境似乎是美国人的绝活儿，“蝴蝶夫人”把艺伎张扬全世界，原作者也从未见过日本。本尼迪克特居然采集了这么繁多、琐碎而真切的生活细节，读来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怕是日本人也未必写得出，叹为观止。不过，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到了国外更爱国，人们往往在记忆中不由自主地强化远去的事物，美化以往的一切。《菊与刀》是探究日本其国其人的经典之作，我们迟了五十年才移译，也不可急急于赶时或汲汲于应景，经典要当它是经典，最好由研究者操刀，用注解指出问题所在，如日本军队不使用敬语之类，以免误咱国人。当年日译本问世，一些日本学者起而攻之，其中固不乏感情抵触，但毕竟是他们家里事，总该看得更明白。日本人说的就不爱听，偏要站在美国人一边，这书就读得没意思了。本尼迪克特进行比较时，莫怪日本人抱怨，是以美国人完美无缺为前提的。 为什么日本人做事是二重的，两面的？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矛盾产生于他们小时候所受教导的不连贯性。像漆器一样，岁月给日本人涂上一层层漆，但是，“他们是自己的小世界里的小神的时代，甚至能尽情撒娇的时代，似乎任何愿望都能够实现的时代，在他们的意识中还留有深深的痕迹。由于二重性如此之深地扎根在心里，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便表现出“既沉迷于浪漫的恋爱，又易如反掌地无条件服从家里的意见。既沉湎快乐，贪图安逸，又为了完成极端的义务而无所不为”之类的现象，令西方人瞠目。其实，我们中国人对此也瞠目。究其原因，我以为是历史进程造成的——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社会，旁边已备下一个过于发达的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汉字与假名并存，语言的二重构造对二重性格的形成尤具有莫大影响。兔子急了也咬人，个人乃至民族都具有二重性。丰子恺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任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不过，日本二重性自有其特色，那就像他们的书刊既有横排又有竖排一样，是摆在明面的。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又坐卧在榻榻米上，既拼命工作，加班以至过劳死，又尽情喝酒唱卡拉OK，丝毫没有远庖厨的念头。倘若在中国，过去竖排是过去，要改为横排就一律横排。我们的二重性是阳一套，阴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一样，另一面隐藏着，看上去只是一面，道貌岸然。中国人在二重之间有追求，追求中庸，统一，虽然终归是心向往之罢了。日本的二重性行为是并列的，不会在心中交战，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周作人终于没看出日本人把二重性并列于外，说:“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把野相看作表面现象，把吃茶弄花草看作本质的真面目，结果周作人就跟着一副野相的人吃茶去了。 每当看见麦克阿瑟与天皇的合影，就油然记起这位老兵的话。他说:“要是用现代文明来测定，我们四十五岁，日本人就像是十二岁的少年。日本人能接受新模式、新思考，给日本灌输基本概念是可能的，他们天生具有灵活接受新概念的素质。”当年在处理日本上美国很有点大人样，日本也真像孩子一样听话，顺从大人的霸道，但孩子会长大，而且暴富，对美国大人就开始说NO，似乎尤其有杀父情结。从二重性来说，这是日本人本来具备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李长声，专栏作家、翻译家、现居日本) B04—B05版专题采写 《南都周刊》记者 陈黎 图: 《周作人论日本》，周作人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23.00元。 《日本四书》，(美)本尼迪克特等著，彭凡等译，线装书局2006年1月版，29.80元。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日本论》，戴季陶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4月版，23.80元。 《日本与日本人》，(日)小泉八云著，(日)落合贞三郎编，胡山源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5.00元。 《菊花与刀》，(美)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1月版，25.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