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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各地政府的开支还是逐渐多了起来。其原因不外是：需要修建神庙、道路等公用建筑、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时需要付给津贴（因为要参与公民大会、法庭审判等活动，公民需要把自己原来的营生暂停一天，所以政府就需付给参与活动的这些公民一定的津贴作为补偿，后来连看悲剧演出也需付津贴了，这其实就是政府的教育投入）、战争的日益频繁导致城邦间出现专职作战的雇佣军，取代了原来的“公民军”，而雇佣军是要领饷的。这些都促使后来的希腊城邦里出现了类似“国库”的机构。但在爱奥尼亚起义的时代，这类机构还不存在，所以起义者的经济资源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而波斯人方面，由于他们采取的是王制，国王私人的钱就等于是国家的“国库”，而国王凭借手中的权力，肯定是国内最有钱的人，所以他们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3．爱奥尼亚人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说白了，他们缺一个中央政府，其直接后果就是起义者们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层，也就没有严格的纪律。我们时常能看到大战之中有人临阵退缩的情况。在塞浦路斯战役和拉德湾战役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最明显。这一点可以说是希腊城邦制度的通病了。在第三卷第7项札记回顾希腊政治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强调了希腊城邦制度是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基础上的。这就注定了要把不同城邦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是非常难的。 古希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点击可放大） 希罗多德在一143告诉我们：爱奥尼亚各城邦有一个叫帕尼欧尼翁（Panionion）的公共神庙，里面贡奉的是海神波塞冬（一148，左图），各爱奥尼亚城邦定期来这里参加宗教献祭。这个宗教性的集会其实是以后发展成政治同盟、进而发展为统一的“爱奥尼亚中央政府”的一个基础。早在爱奥尼亚人遭到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威胁的时代（详见第一卷札记），米利都的泰勒斯（“七贤”之一、哲学的创始人）就曾建议以帕尼欧尼翁为中心，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而各城邦就像统一国家中的各省一样在这个中央政府的管理下继续存在（一170）。 很可惜，泰勒斯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也许是因为爱奥尼亚人（进而言之是所有古希腊人）的独立性太强了。他们能团结到一起的极致就是形成“同盟”。至于“统一的国家”，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所以半个多世纪后，当爱奥尼亚起义爆发时，我们果真看到了一个松散同盟的雏形。决定性的拉德湾海战之前，我们就看到了各起义者在帕尼欧尼翁商量对策（六7）。只是这种程度的团结还远远不够抵抗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的波斯人。要谈军队的纪律的话，爱奥尼亚人是比不了波斯人的。民主和专制，如果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衡量的话，那么“事事商量着办”往往不比“一个人说了算”更好。特别地，当需要纪律性的时候，必要的专权是不可缺少的。 4．起义者未能广泛地动员起本来可以参加到他们阵营中的各种力量。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里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整个起义过程中，同样也是希腊民族的多利斯人始终没有参与到其中。多利斯人的几个大城邦，比如哈利卡那苏、克林多斯、罗得岛上的林都斯、以及科斯岛的海军，始终在作壁上观。希腊三大民族中，伊奥里斯人参与了爱奥尼亚人的起义，为什么多利斯人就没有参与呢？其实这场起义完全可以发展成整个小亚细亚的起义的。 多利斯人的缺席，可能和斯巴达人的缺席有关。斯巴达人的保守让他们不愿担任起义的领导责任，而没有了整个多利斯族都尊敬的斯巴达人的参与，他们的沉默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波斯人的记载中提到495 BC，波斯征服了罗得岛。这一行动是和爱奥尼亚起义的第七次战役，即欧塔涅斯占领库麦和克拉佐门尼大致同时。所以尽管多利斯人没有直接参与起义，波斯人还是把他们看作潜在的对手加以提防。而这一着“敲山震虎”，当然也起到了它的效果。这次行动是由一位叫达提斯（Datis）的美地亚海军统帅指挥的。他后来还参与了马拉松之战。 最后，起义者的目的也是一个原因。在前一卷第9项札记中我们提到：爱奥尼亚起义的起因，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他们和黑海之间的贸易线被波斯人控制，所以要起来反抗。整个起义过程中，赫勒斯滂、拜占庭一带始终是双方争夺的要点。而多利斯人，由于他们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南边的克里特岛以及东南边的塞浦路斯岛，黑海对于他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所以参与起义的热情自然就不高了。 实际上，主要以经济利益作为考虑重心发动的这场爱奥尼亚起义，先天就在号召力上有不足之处。这一点我们只要和后来薛西斯王进攻希腊本土时，希腊人真正举起了“民族解放”的旗帜之后的情形一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来希腊人里面就没有出现过叛徒和投降派。但至少从热情和纪律性上说，480 BC的希腊本土之战是最能体现古希腊人团结一面的历史事件。 四．玛多尼奥斯向马其顿的进军 玛多尼奥斯向马其顿的进军（点击可放大） 大流士王惩罚支持过爱奥尼亚起义的希腊人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波斯七贵”之一戈比亚斯的儿子、自己的女婿玛多尼奥斯从陆路进军希腊本土（492 BC）。这一战役的过程我在前面概述L18时已经写了，这里不重复，诸位还可以看看我绘制的示意图（左图）。 需要强调的是，在第五卷第4项札记里，我提到从波斯人要想从小亚细亚进攻希腊本土，有一南一北、一水一陆两条路可以选择。可以走北边的赫勒斯滂→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的路线，也可以在南边的基克拉戴斯群岛中进行“蛙跳”。这次玛多尼奥斯走的就是北面的陆路。他这一次进攻的无果而终，促使波斯人下一次进攻时就选择了南边的水路，并最后导致了马拉松。 玛多尼奥斯的海军征服萨索斯岛的目的之一，肯定是为了争夺前一卷第11项札记里提到的庞伽优斯山附近金、银矿的控制权。 阿托斯山附近的“怪风”（六44），其实是由于阿托斯山孤悬在海面上，对这一带海岸线上的气流产生切割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波斯人不熟悉的气流，导致玛多尼奥斯的舰队撞上了礁石，损失了许多船只和人员。当然，波斯人对此地是刻骨铭心的。11年后，波斯王薛西斯用一种“超常”的方式报复了这座山。 虽然按希罗多德的说法，玛多尼奥斯的远征是失败了。但波斯人自己并不这么看。毕竟他们这一次已经打进了马其顿境内，比大约10年前美伽巴佐斯征服派欧尼亚人那次还要走得远。这是波斯人第一次越过斯特利蒙河和阿克修河。更不用说他们还得到了庞伽优斯山和萨索斯岛附近的金、银矿。所以大流士王在自己的记载中就骄傲地宣称他们征服了“带太阳帽的爱奥尼亚/希腊人”（Yaunâ takabarâ）。所谓的“太阳帽”是指这一带马其顿人的一种服饰。 [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5页。 五．对当时斯巴达政治情况的简介 在第三卷第7项札记里，我初步归纳了古希腊政治形态的演变，其中提到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典时代希腊最突出的两个城邦。在第五卷第6项札记中我已经概述了雅典的政治演变，现在就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斯巴达的政治情况。关于斯巴达的政治情况，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吕库古传》是材料最翔实的。下面的叙述主要就根据这一传记，并结合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各卷中的段落。 斯巴达的早期历史可以上述至迈锡尼时代，即最早的希腊民族“阿开亚人”/Achaean（爱奥尼亚族的祖先）进入希腊本土，颠覆此前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的时候（约2250 BC）。当时的斯巴达是迈锡尼的一个附属城邦。《荷马史诗》中娶了海伦的就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弟弟、斯巴达王墨尼劳斯。 希腊本土（点击可放大） 约1100 BC，又一支希腊民族——多利斯人入侵希腊，摧毁了迈锡尼的霸权。包括斯巴达在内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被多利斯人占据。按照古希腊人对“多利斯人入侵”的神话解释，即所谓“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1]的说法，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们征服了伯罗奔尼撒之后，用抽签的办法分配了他们的领地。整个多利斯族占据的地盘被分成三部分：阿尔戈斯及周边地区、拉科尼亚（Laconia）平原、美塞尼亚（Messenia）平原。斯巴达现在是拉科尼亚地区的首府。半岛中部的阿卡狄亚（Archadia）、西北部的阿卡亚（Achaia）都是山区，这里居住着残余的前多利斯居民，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什么重要性。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城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地（和希腊东北部的奥林匹斯山没有关系），这一带的首府是埃利斯，所有古代奥运会的主办国。按照传说，埃利斯一带居住的是协助“赫拉克勒斯族”打回来的一些埃托利亚人（Aetolian）的后裔（关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民族分布，可参见《历史》的八73）。 希罗多德在六52讲的斯巴达双王制起源的传说，就是“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故事的后续。传说抽签分得拉科尼亚统治权的，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4世孙阿里斯托得莫（Aristodemus）的一对孪生子。因为是孪生子，所以斯巴达人就有了两个王族，每个王族各自有一个人继承王位，两个王的权力一样（关于斯巴达王的权力，见六56、六57）。 斯巴达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国。他们一直对西边肥沃的美塞尼亚平原抱有野心。大约在前8世纪，斯巴达人通过“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征服了美塞尼亚。前7世纪，被征服的人民起来反抗，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此战之后，出于时刻准备镇压被征服人民反抗的需要，斯巴达的国家体系越来越向军事倾斜，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军事化的生活方式。整个斯巴达社会也就此形成了三个阶层——Spartan/斯巴达人（多利斯族征服者，享有公民权）、Perioikoi/“边区居民”（主要是拉科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只享有半公民权）、Heilotae/Helots/“黑劳士”（也译作“希劳特”，美塞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就是国家奴隶）。 在斯巴达人的传统中，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的建立，是和一个叫吕库古（Lycurgus）的传说人物分不开的。据《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以及《历史》一65，我们得知：这位吕库古，如果真存在的话，大概生活在前8、9世纪。据说他是某位斯巴达王的兄弟，在国王的遗腹子尚未出生前担任摄政王。他根据德尔斐的配提亚神谕设立了斯巴达的“大公约”（Rhetra），并对斯巴达人的生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个明显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的真实性暂且不去深究，反正斯巴达人自己是深信不移的，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各种法律，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都归结于吕库古的立法。下面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吕库古立法”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 首先，据希罗多德说，斯巴达仅有的两个权力机构——“元老院”和“监察院”都是吕库古建立的（一65）；或者按普鲁塔克的说法，他本人只建立了“元老院”，“监察院”是后人根据他立法的精神，在他逝世后130年建立的。“元老院”（gerousia）的成员是28名终身职的“元老”（gerontes），以及两位世袭的王。一旦有“元老”逝世，斯巴达人便召开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选出新“元老”。普鲁塔克还提到“元老”候选者的年纪必须在60岁以上[2]。“元老院”负责起草城邦的政策法案，公民大会只能对草案表决通过与否，不能修改。城邦的日常行政权力归“监察院”（ephoreia），此机构由5名“监察官”（ephoroi）组成，也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权力极大，主要职责是监督政策的施行，必要时甚至可以弹劾国王。（“监察官”的名称在王以铸的《历史》中译本里被译成“五长官”，在《平行列传》的中译本《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被译成了“民选长官”，似乎都过于含混。） 传说中的吕库古的第二个作法就是重新分配了斯巴达的土地。斯巴达本地的土地被分成9000块“份地”（kleros），每个斯巴达人一块，且不能转让、不能继承，所有者死后，份地即被政府收回，以便分配给新出生的公民。拉科尼亚其余的土地被分成30000份，分给“边区居民”耕种，并需要缴纳部分收成。新征服的美塞尼亚的土地分给所有斯巴达人，可以转让。不管是份地还是新征服的土地，都由类似农奴的“黑劳士”耕种[3]。斯巴达人不从事农业。事实上，按照吕库古的设想，斯巴达人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 吕库古的另一项举措是设立了“共餐制”（syssitia，一65），或者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叫philitia[4]。这就好像是后来的“公共食堂”。大致上15个人结成一个“共餐团”，每人每月都交出一定数量的大麦、酒、乳酪、无花果（希腊人主要的小吃）以及一点钱，除开特殊情况，一个“共餐团”的人平时就在一起吃饭，连国王也不例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让大家习惯于集体生活。 斯巴达人还把他们对青年的特殊培养方式归到吕库古的名下。小男孩一生下来就交由部落的长老检查，如果生得健壮，长老就让父亲把孩子养大，并可以得到9000份地之一，否则孩子就要被抛进一个峡谷，任其自生自灭。小男孩一长到7岁，就由城邦统一收养培育，孩子的父亲从此不能对他的生活有丝毫的干预。同一年龄段的少年被编为连队，进行极其艰苦严格的教育。比如大运动量的身体锻炼、很少洗浴、一年四季只穿一件大氅、永远是光脚走路、晚上睡在自己空手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上、饮食总是故意低于正常的需要量（这样做一是为了避免肥胖，二是让斯巴达少年从小就习惯于偷窃，以后在战场上就会成为很好的探子，再有就是培养少年在艰苦环境中的忍耐力）等等，而且随时受到成年人的监督。在教育的内容方面，斯巴达人主要培育的是军事方面的技能，文化知识、艺术修养方面相对比较轻视。久而久之，斯巴达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说起话来非常简短的性格就闻名于全希腊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