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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英语中“拉科尼亚的”/laconic，就是“寡言少语”、“言简意赅”的意思。《平行列传·吕库古传》记录了很多斯巴达人说话简短的例子。希罗多德在三46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萨摩斯事件”中，萨摩斯人希望斯巴达人出兵赶走波吕克拉底，使者们为此发表了长篇的演说，斯巴达人听完后却说他们只记得演说的结尾，忘记了演说的开头，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雅典人色诺芬，这位柏拉图的同学，甚至说在斯巴达，男孩比石像还要沉默，比女孩还要娴静[5]。） 从7岁到21岁，斯巴达的青少年们就是在这样苛刻的训练中成长的。成年的斯巴达人都被编入“公民军”。他们的训练依然很苦，只有到晚上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公民军”的服役期是直到一个人拿不动武器才算结束的，所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几乎伴随着每个斯巴达人终身。斯巴达人唯一放松军事训练的时候，是在他们准备战斗之前。所以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以放假的心情去战斗的人”[6]。这样一个纯粹以战士为唯一职业的城邦，里面都是时刻准备甚至期待战斗的苦行僧，其军事力量怎么可能不是全希腊最强悍的呢？ 另外，据说吕库古还制订了很多生活方面的法律。比如他规定斯巴达使用铁币（《吕库古传》9节），以便和外界断绝经济往来；比如他说只能用两种工具加工盖房子所用的木料——斧子和锯子[7]，为的是让斯巴达人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规定中最奇特的就是有关妇女的部分。比如他规定年轻女性也要进行体育锻炼[8]。这在当时的希腊，或者所有古代世界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比如正常婚姻之外的偷情，如果发生在健壮的年轻男女之间的话，是被允许甚至鼓励的[9]。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生下健壮的婴儿。对于婚姻制度的漠然置之，有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曾经有斯巴达人说：“我们这里没有通奸犯”[10]。原始的“共妻制”的遗风，似乎以这种新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斯巴达妇女的地位，不要说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没有其它民族的女性可以相比，就算是现代社会中经过“女权主义”洗礼的女性也比不上。曾经有人对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的妻子戈尔戈说：“你们斯巴达妇女是唯一统治自己丈夫的女人。”戈尔戈回答说；“因为我们是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11]看来军事方面的考虑仍然是解释斯巴达妇女地位之谜的关键。 不管这些是否真是出于吕库古的立法，还是后人把久远的历史中沉淀下的各种风俗都归到一个虚拟人物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再也不会产生的特殊社会。这里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主旨的。由于有不可转让的“份地”和为他们耕种的“边区居民”、“黑劳士”，斯巴达人无需操心自己的生活来源；由于铁币和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们没有追求财富的野心和动力；由于“共餐制”，他们早就习惯了生活在集体之中，也习惯了行动的一致。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并且培育出一支行动划一的军队。斯巴达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军事化的管理中渡过的，整个城邦就是一个大军营。普鲁塔克总结得好：斯巴达人是“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隶属于国家”[12]，也就是说，隶属于军队。 前面第三卷第7项札记提到在古代，很多学者都很赞赏斯巴达人的政体。除了前面引用的普鲁塔克的评价之外，这里再提供两个例子。柏拉图的同学色诺芬在他的《拉栖底梦政制》开篇就说“虽然斯巴达的人口是全希腊最少的，但它也是全希腊最强大、最著名的城邦”。柏拉图自己，虽然也属于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阿克门尼德家族的一员，但也对斯巴达的政制颇为赞赏。在他的政治学说集大成之作《法篇》中，斯巴达的政制就是他主要研究、借鉴的对象之一。在《国家篇》中，他那一套公民培养计划，比如注重优生学、妇女也应进行体育锻炼、城邦统一负责年青人的教育、把诗歌排除在文化教育的内容之外，都看得出斯巴达的影响；他甚至差一点就明确提出“共妻制”了[13]。 如果我们想像力丰富一点的话，还可以把斯巴达的政体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比如斯巴达人几乎没有私有财产、他们的一切都是归城邦（即国家）所有的、由城邦（即国家）来负责对青年人的教育、斯巴达人内部几乎没有阶级差异（即使是两个王，也仅仅享有一些祭祀、军事上的特权，在经济上则几乎和常人一样，参见六56、六57）、“共餐制”/公共食堂、对于军事的看重（这一点不是共产主义的本意，只是苏联版共产主义的特点）、废除继承权和实质上的“共妻制”（这两点《共产党宣言》中都明确提到了）等等。最显著的一点是所有斯巴达公民都自豪地自称“平等人”（homoioi）。而“人人平等”，正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这种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仅仅是表象。斯巴达的社会其实更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再现，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斯巴达人自身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但那些“边区居民”、“黑劳士”就是被他们压迫的阶级。在“平等人”之间权力是共享的，但被压迫的阶级则权力很少（如“边区居民”），或者根本没有（如“黑劳士”）。对被其统治的阶级的压迫而言，斯巴达人又是最不讲“平等”的。即使是在普遍实行奴隶制的希腊，斯巴达人对待“黑劳士”的严酷仍然让很多外邦人寒心。他们的青年培养训练中就包括执行一些暗杀“黑劳士”的秘密任务。当时有句俗语“在斯巴达，自由人是最彻底的自由人，奴隶是最彻底的奴隶”[14]。要知道，斯巴达的特殊政治制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镇压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这和真正的共产主义简直是背道而驰。不过，即使是实行了民主制的雅典，当时也是实行奴隶制的。就这一点上说，共产主义和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都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因为斯巴达人的阶级压迫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而他们的阶级内部的平等也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在一些方面非常像共产主义，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不像。 就斯巴达人来说，当时希腊的一些学者尊重、甚至崇拜他们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金钱、物质享受、华丽词藻的一概摒弃、公民之间的平等。这里没有令其它城邦头痛不已的党争。用个前面经常提到的术语来说，斯巴达似乎是个“军事民主制”的活化石。“军事民主制”里的三个因素：“徒有其名”的王、掌握实权的“长老议事会”、保留最后决定权的“公民大会”，似乎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周围其它民族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军事民主制”自从“荷马时期”就开始崩溃，逐渐被其它政体（比如僭主制和民主制）取代的情况下，时间和社会似乎在斯巴达人这里凝固了。 但是，这个9000人的“平等人公社”其实是靠“开历史倒车”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都知道：社会变革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再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最后出现革命，人民起来推翻上层建筑。而斯巴达人却用近乎“自我虐待”的摒弃物质享受——这种实际上人为遏制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办法，防止了社会的变革，得以让他们的上层建筑——“军事民主制”能够继续存在。换言之，当雅典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平原党”和“山外党”水火不容的时候，斯巴达人却用不可变更的9000份地阻止了土地问题的激化；当靠海外贸易和银矿开采起家的工商业阶层在雅典崛起并成立“海岸党”参与政治角逐的时候，斯巴达人却主动地和外界斩断了一切经济交流，让自己的城邦无从产生这样一个阶层。其结果就是尽管他们压制住阶级分化的苗头，让自己的公民尽可能保持经济上的平等，进而保持政治上的“军事民主制”，也保持了严格的纪律和纯朴的道德，但阶级分化其实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压制阶级分化，也就直接导致了生产力水平得不到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落后。前面第三卷第7项札记提到斯巴达原来并不是一片文化的荒漠，但和后来的雅典一比较，斯巴达这样一个在文化上没有建树，单纯靠军事纪律维系的国家，必将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中说过：如果斯巴达后来荒废了，后人将很难从其遗址上得知这个城邦曾经享有那么崇高的名声和那么大的势力；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雅典身上，后人从那么多建筑遗迹所推测出的雅典的实力，将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这恰恰是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不看重斯巴达，转而崇拜雅典的原因。因为雅典在文化上的贡献确实斯巴达望尘莫及的。） 另外，正是由于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制，所以斯巴达人保留下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形之下就更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人也有选举，但城邦的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斯巴达的“元老院”和“监察院”无需像雅典那样必须对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法庭负责，他们的行政基本上是不受公民大会监督的。这里也没有梭伦那样的400人“议政会”或者克莱斯提尼的500人“议政会”。普通公民几乎没有参政的机会。再加上他们用军事压迫的方法维持对于“边区居民”、“黑劳士”的统治。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以扩大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主制。所以斯巴达虽然没有如雅典原先的“好父亲”小集团或者科林斯原先的“巴齐代伊”小集团之类的家族统治，他们仍然被普遍认为在政治上倾向于维持少数人特殊权利的寡头制。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仅仅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对希腊各地控制权的“争霸战”，还是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战”。和2300年后我们时代的“冷战”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真刀真枪打了起来。在当时也有“两大阵营”的说法，即倾向民主制的城邦都支持雅典，倾向寡头制的城邦都支持斯巴达[15]。） 我们在这里无意全面评价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寡头制的代表——雅典和斯巴达的优劣之分。但是，且不谈文化、经济上的贡献，至少在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上，我们更倾向于雅典。因为它所采取的是正视经济发展带来的阶级分化，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分化带来的影响，用“全体公民都参与政治、都分享权力”的办法，让阶级矛盾在议会斗争中达到妥协，从而尝试解决问题。雅典的民主制当然是不完美的。比如他们还保留着奴隶制，比如他们对于当选的官员缺乏必要的素质要求（如苏格拉底的批评），比如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如修昔底德的批评）等等。但这些问题，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的作法超出了他们的时代而产生的。相比斯巴达用抗拒进步的办法维持表面上的“人人平等”，显得似乎永远不会产生问题，雅典的态度要积极得多。事实上，希波战争后期，斯巴达的政体就有了瓦解的先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斯巴达社会爆发出大量问题，致使他们的“军事民主制”再也无法维持，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也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在我们现在研究的《历史》所描写的希波战争的年代，雅典的民主制刚刚建立，斯巴达的寡头制也正处在它的鼎盛阶段。优秀的军事素质、纯朴的道德观、对于敌人的侵略坚决抵抗到底的决心，都是斯巴达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整个希波战争，就是这两座城邦——一个处在其历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正在上升的势头中——合作救国的一篇史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