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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到爱奥尼亚起义时为止的雅典政治演变 雅典人参与到爱奥尼亚起义中，也许有一时冲动的原因，但更关键的是，雅典人和波斯人在阿里斯塔戈拉来雅典之前就已经有了很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和雅典的政治演变有着非常深的关系。在前面第三卷第7项札记概述希腊政治制度发展的基础上，下面我将对到爱奥尼亚起义爆发前为止的雅典政治演变作一个稍微详细些的介绍。研究雅典民主制建立过程的书籍很多了，想要详细考察这个问题的网友可以去找来看看。下面我的介绍所依据的资料除了《历史》之外，主要是亚理士多德的《雅典政制》。 在雅典的早期历史中，即神话和历史还没有分家的时代，我们知道雅典也是实行王制的。神话中的忒修斯就是雅典王[2]。王制大概于公元前8世纪末结束，随之而起的是贵族家族统治。当时统治雅典的是一个叫“Eupatridea”（意译为“优秀的父辈”）的贵族小集团。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王，也有选举，但Eupatridea诸家族却垄断着雅典的最高权力——执政官的职位，因为选举执政官主要依据的是门第和财富[3]。 最初时执政官职位一共有三个：王者执政官（Basileus，即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中的“王”，不过这个职务现在没有实权，只掌管祭祀事务，一般由和城邦神话有联系的少数几个贵族家族的成员担任）、军事执政官（polemarchos，音译为“波勒马克”，只在战时担任军事首领，在第六卷讲马拉松战役时我们还会遇见它）、名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ous，最初就叫Archon——“执政官”，主管除祭祀和军事之外的事务，由于这类行政事务后来逐渐增多，所以这个职位也越来越重要，最终超过前两者）。所有这些官职原先都是终身职，后来逐渐减少到一年一任。由于这时最重要的是Archon，而Archon又是一年一任，雅典人便用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名来记年，所以Archon便被称为“名年”执政官。比如480 BC，即波斯王薛西斯进攻希腊的年份，如果按当时的写法就应该是“叙普塞喀德（Hypsechides）任Archon之年”。大约在683 BC，在这三个执政官的职务之外，新加了六个司法执政官（thesmothetes，主管审判）。雅典就此形成了以九个执政官为主体、名年执政官为首的行政体系。 负责监督执政官们的是“战神山议事会”（因集会地点在Areiopagos——“战神山”而得名，也有人译之为“雅典元老院”），可以说他们掌握着雅典的最高权力。“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终身职，而且卸任的执政官自动进入“战神山议事会”。由于执政官的选举主要依据门第和财富，所以“好父亲”小集团的成员当选执政官（包括“战神山议事会”成员）的机会肯定比别人要多得多。从政治学术语上说，这就是寡头政治。 前面也提到了，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各地开始出现不经过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人的僭主。这股风也刮到了雅典。大约在632 BC，一个叫库隆（Cylon）的人试图用武力夺取雅典的最高权力，但他失败了（五71[4]）。围绕这件事还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库隆污染案”。即政变失败后，残余份子逃进雅典娜神庙里要求庇护。因为在神庙里杀人对希腊人来说是绝对渎神的行为，是一种大忌[5]。当时的执政官美伽克勒斯（Megacles[6]）是平息政变的主要领导人，美伽克勒斯答应只要残余分子走出神庙就保全他们的生命。结果这些人刚出来就被杀了，有些就死在神庙的范围之内。所以美伽克勒斯一族人后来就被认为是被“诅咒”、“污染”了的。这一案件在当时的雅典影响很大。美伽克勒斯本人后来被掘墓弃尸，他的后代一度被驱逐。再后来梭伦请来了著名的神话诗人埃皮门尼德（Epimenides，也曾入选“七贤”）来净化整个雅典城，最终把这件事平息了下去。 库隆事件之后，“好父亲”小集团也知道自己的统治如果不进行改革，很难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尝试夺权。于是在大约621 BC，当时的司法执政官之一德拉古（Dracon）公布了他制定的雅典宪法。这大概是首次有人把原来贵族统治所依据的“不成文法”确定下来，写成“成文法”。这样做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法律如果是“不成文”的，其实也就是被少数人掌握，并由他们来随意解释的。现在所有公民，包括贵族和平民，都能读到“成文法”，也就相当于贵族和平民都受到法律的监督了。另外，德拉古改革了选举九执政官的办法。所有能自备武器的人现在都可以来投票（此前可能只有“战神山议事会”成员有投票权），而且执政官是从“财产不少于10明那（一种货币，1明那合436克白银）且无负债的人们中选出”[7]。这样，执政官就不仅限于少数贵族家族成员的人才能当选了。 但是，贵族和平民一起受到法律的监督，并不等于说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高级官员的仕途也仅向富人们敞开了一扇小门。这部“德拉古法”从整体上说无助于解决当时雅典面临的社会危机。比如它允许破产的平民被卖为奴隶。这肯定加剧了当时已经越来越深刻的贫富差距。而且，“战神山议事会”依然保有最高的权力。另外，后世人对“德拉古法”最深的印象就是它过于严苛。比如犯偷盗罪的人就要被处死。曾有人问德拉古为什么这么严苛，他说在他看来小罪就应该被判死刑，至于大罪，他还没想出来比死刑更重的惩罚。有人甚至说“德拉古法”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写成的[8]。英文中后来出现了一个词：Draconian，意即“严刑峻法的”。 雅典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了。当时城里充满着所谓“六一汉”（Hektemori，即将自己收成的5/6上交给地主，自己只得1/6的贫农阶层），富人们却对已经到手的东西还不满足。雅典有随时爆发革命的可能。这就是梭伦在594 BC就任执政官时的社会现状。梭伦当时曾经写过这样的诗：“我注目凝望，而悲哀充溢着我的心/这爱奥尼亚最古老的地方竟至陷于绝境”、“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不要以为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决不会永远服从。”[9] 梭伦像（点击可放大） 梭伦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其中重要的举措有： 1．解除债务，禁止以人身作为抵押的借贷，这样就让平民避免了破产后被卖为奴隶的悲惨命运。他的这一法令又被人称为“解负令”（seisacktheia）。 2．按财产重新划分等级。凡所拥有的土地的年收入超过500斗（这500斗可以是麦子，也可以是油、酒等）者被称为“500斗级”（pentakosiomedimgoi）、年收入在500斗到300斗之间的被称为“骑士”（hippeia）、年收入在300斗到200斗之间的被称为“双牛级”（zeugitai）、年收入不到200斗的被称为“佣工”（thetes）。前两级可以参选九执政官以及其它一些高级官员；“双牛级”可以担任一些低级官吏；“佣工”则无权担任任何官职，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法庭陪审团。梭伦将当选高级官员的条件从德拉古的现金变成实物，原因是当时很多平民的大部分收入只有实物，手头总是有很多现钱的人并不多。这样就进一步放开了对官员资格的限制。 3．虽然最底层的贫民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梭伦规定凡是对官员的施政不满意的，可以向法庭起诉。而我们知道“佣工”是可以参加法庭陪审团的。考虑到“佣工”的人数肯定占全城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大部分陪审员可能都是“佣工”。这样一来，原来只需对“战神山议事会”负责的官员们，现在也得对法庭，也就是对普通平民负责了。梭伦一方面没有直接削弱“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加强了平民的权力。 梭伦改革的初衷只是为了调和矛盾，并不是为了建立民主制度，我们至多只能说他的举措给后来民主派掌权做了必要的铺垫。亚理士多德就这么说过：“出现今天的民主政体，……，这并不是梭伦有意要造成的结果，而更主要是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0]。 但是调和矛盾并不等于消除矛盾。在梭伦改革之后约20年，雅典社会的矛盾再次激化，雅典政坛又酝酿着一次新的风暴，最后导致雅典出现了僭主。关于雅典僭主制兴起的记载见于《历史》一59至一64，即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因为要去攻打居鲁士，所以在希腊寻找同盟者的故事里。这一段记载历来被研究雅典社会的学者极为看重。 当时的雅典分三个党派（一59）：由吕库古（Lycurgus）领导的“平原党”（pedion）、由美伽克勒斯（“库隆污染案”中那个美伽克勒斯的孙子）领导的“海岸党”（paralos）、由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外党”（hyperakrios）。希罗多德对这些党派的政见没有详细说明。而按亚理士多德的说法，“平原党”是支持寡头政治的，“山外党”是支持民主制度的，“海岸党”的政见则居于它们两者之间[11]。至于这些党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可以作如下的解释：雅典城本身位于阿提卡（Attica）半岛的一块大平原上，这块平原上的土地自古就被那些旧贵族大姓们所占据。所以“平原党”可能就是这些土地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政党。他们对于梭伦倾向平民的改革感到不满，他们想重新恢复原先的特权，独占高级官员的选举，把平民排挤出政治舞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支持寡头政治。 阿提卡地形图，图中Athina（雅典）东边南北走向的山脉就是叙米托斯山。（点击可放大） 而在雅典城以东，靠近海岸的地方，还有一块小平原。那些尚能保有一小块土地的平民们主要居住在这里。他们认为梭伦改革还不够彻底，因为梭伦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土地所有制。他们希望最好能像斯巴达那样重新划分土地，按人口数量划成大小相等的“份地”，一人一份，实现彻底的平等。这些人在政治上当然是支持民主制的。而他们所在的东部小平原，从雅典城里望去，正好被叙米托斯山（Hymettus）挡住，所以他们的党派自然就被称为“山外党”了。最后，雅典城西南边就是海岸，这里是当时刚刚出现的、靠航海贸易起家的商人们的船坞集中的地方。而且这一段海岸线南端后来还发现了银矿。这样，所谓的“海岸党”，其实就是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政党。这些人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现在能参选的高级官职比德拉古时代要多。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和普通平民一样，想继续从旧贵族集团手里获得更多的权力；一方面又和贵族一样，不愿平民过多地参与到政治里来，毕竟要按人数来算的话，肯定是平民的人数最多，投票肯定是他们占上风。所以“海岸党”的政治态度一如历史上各时代的“中产阶级”一样，特点就是“骑墙”。 （王以铸的中译本在一59将“山外党”译成了“山地党”，这就把原文里hyperakrios中的hyper——“在……之外”的意思给漏掉了。） 按希罗多德在第一卷中的叙述，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外党”曾经用武力夺取过一次政权（560 BC），并自立为僭主（一59）。但是仅6年之后，“骑墙”的“海岸党”就联合了“平原党”，把他们赶走了。随后的6年，雅典再次陷入党争。“海岸党”的领导人美伽克勒斯这时再次转向，和流亡的“山外党”领导人庇西特拉图结盟，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用一种“神话般的”方式恢复了“山外党”的政权（一60，约548 BC）。可惜庇西特拉图这次的运气仍然不好，当政仅7年，就因为和妻子不和，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岳父，再次被赶走。这一次庇西特拉图在外等待了11年。11年间，他一面用自己在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上的银矿作为后盾，不断招兵买马，一面四处联络希腊各城邦的领导人，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终于，在得到了优庇亚岛上的埃雷特里亚城、爱琴海上的纳克索斯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尔戈斯等地的支持之后，他率领自己的雇佣军在马拉松登陆，随后在雅典城外的帕列尼斯（Pallenes）镇外击败了雅典军队，再次夺回了政权（一62，约530 BC）。庇西特拉图重新成为僭主，4年后逝世（527 BC）。 本来是民主派的庇西特拉图，居然后来成为了僭主，真是一个讽刺。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个奇怪的现象并不难理解。考虑到雅典当时的党争，特别是“平原党”和“山外党”之间水火不容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时间走“议会道路”的。因为民主派所要求的是公平、正义，但地主集团要求的就是特权，他们恰恰就是不想要公平、正义。所以就必须得有一个阶级，或者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建立起一种“专政”，或者说“独裁”，来把公平、正义硬加给他们。那种议会表决通过然后所有人都来遵行的环境，在这里并不存在。在民主这种制度建立之前，必须要让所有人，特别是特权阶级的人先接受民主制度本身。而这个让特权阶级放弃特权的过程，往往不是一纸法令就能解决的，有时就得需要一定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在极端的情况下，就得由一个“独裁”的人来推行民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普通雅典人对于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是接受甚至赞赏的了。因为虽然他从法律上说是独裁者，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反对大地主集团，是在为平民大众谋福利，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用亚理士多德的话来说，“他倾向人民”，到后来居然是“大多数贵族和一般平民都愿意他统治”[12]。 另外，庇西特拉图当政时并没有完全废除梭伦的立法。当时仍有高级官员的选举（证据就是《雅典政制》中谈论庇西特拉图时代时仍然用了“某某担任执政官之年”的说法）。只不过这种选举已经流于形式了，当选的人其实并没有实权，执政官的称号这个时候更像是一种荣誉头衔。 在庇西特拉图主政雅典时，雅典的国力大增。他在第二次流亡时依靠的摇钱树——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这座山我们后面还会经常遇见）银矿的收益，现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雅典国库收入的一部分。雅典势力扩展到了纳克索斯岛。他还为提洛岛举行了净祓仪式。而提洛岛是所有爱奥尼亚族共同的圣地，他的这一举动明显是在宣告雅典现在成了爱奥尼亚族的领袖（一64）。 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16节谈论庇西特拉图的时候，非常罕见地使用了“温和”、“宽大”、“仁慈温厚”等词语。要知道，同样是这个亚理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311a以下泛泛讨论僭主制度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是“私利”、“暴虐”、“寻欢作乐”。他在《雅典政制》16节中甚至还引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说法：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这种评价要是对应到中国文化中来的话，意思就是说好到可以和上古的“尧舜之治”相比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