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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陆续出版了几部介绍晚清时期西方人在中国文化教育活动的专著，特别是与地理学有关的西人书籍在中国境内译写、传播与影响的著作问世，如：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还有王立新从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和教育活动与中国现代化关系角度出发，而撰著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一书，其中也涉及到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这几部大著较前人更为详细地疏理了自19世纪以来在中国翻译的西人地理学著述，使我们对那段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与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详尽地占有材料。读罢此书，产生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写于下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传播的历程与形式 人类社会的文化有着随时间延展而传承与更新的历程，人类社会的文化又是以区域来分别各自的特色。学术界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时期大区域之间人类社会文化传播的形式与路径的研究，近几十年来，除了关注语言在文化传递中所表达的认知与先导，更十分强调地理视野和地理学思想在文化传导中所起的作用。地理知识是与人类的“空间知觉”同时产生的，人类正是靠着自身感官对生存环境的视觉、触觉、听觉和动觉的感应与思维，才对地理空间获得了抽象的观念。在学术研究趋向跨学科与边缘探索的当今，无所不在的地理学渐渐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样一股学术潮流的涌动下，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尽管取材仅仅是1815至1911年不足一个世纪的时段，而且是最使国人痛切的丧权辱国之际，但是书中展示的内容却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西方地理学译著向东方的传播，不但是对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蒙，甚至具有使整个中国社会愚昧开塞的伟力。正是因为这一视角的选取，使这部书在正统观念导向下就显得不同凡响。 现代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亚欧大陆板块两端的人员往来远自史前时期就开始了，几乎是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同步，人员的往来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对明清之际以前东西方交往的研究热点是横穿亚欧大陆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草原之路”之名早为学术界内外所熟悉，学者关注的是传递于东西陆路沿途的物质文明，以及通过表现在文物上的文字、形象、宗教信仰、纹饰等文化表象及所传递的精神财富。对亚欧大陆地理大势和陆路交通线沿途地理状况的描述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就不断有文字资料问世。先是中亚腹地的游牧民族作为中介，向亚欧大陆的两端传递着文明的接力棒，以后大陆两端的住民自己也开始了亲历。中国人自己不断从亚洲东部向西探索，这些先驱者带回的地理知识使自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国人”逐步将视野拓展到陇山（六盘山）以西、……大河以西、……大漠沙海以西、……天山以西、……热海（伊塞克湖）以西……，古代中国的文献中，不断出现陇右、河西、西域这样一些大地域带方向性的地理概念和相关的地名。再远的地方可能因“重译”之难，只好用“极西”、“泰西”这样一些字眼来笼统地指代。先驱者地理知识的渲染，终于使中国人对天下的见解打开了封闭之门。不过，亚欧大陆陆地上的交往，并没有克服或改变中国人“天圆地方”、“天下之中”和“华夷”、“五服”的保守观念。也就是说仅以描述大洲陆地为主要内容的地理书籍并不能开启人类的睿智，也不会明晓大地本是球形。中国人曾有过郑和的七次下西洋远航，那时候西方人也还弄不清地球是方的、平的、还是圆的，因此，无论对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的知识水平当时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是郑和及其同伴却未能予国人或世界以惊世骇俗的地理观方面的影响。大约100年后，随着欧洲人不断的远航，地球的概念和近代地理学的知识才逐渐影响人类社会，并习染欧洲以外。这说明只是当人类有了远洋航海的实践，而且这个实践多少应带有探讨大地与海洋组成的寰宇是否为球体的主动意识，人类的行为才能升华为科学的认识。 如果按时间的长短、文化交流的规模与对中国人影响之大小来统计，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值得一提的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第一次碰撞交融是汉唐之间，主要是上文提到的亚欧陆上的交往。当时亚欧大陆两端的人们都具有主动向外、向远方开拓的进取精神，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其影响是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古以前的中国人不再封闭，天下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九州”。 第二次碰撞交流发生在明末清初，也就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基督教义，还有自然科学、西方哲学与艺术，特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Sambiasi, Francesc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两种《坤舆全图》，以及艾儒略（Giulios Aleni）《职方外纪》等地图或书籍，将西方人对地球、世界地理等科学的认识带给中国人，对中国人世界地理观念的更新本应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天主教廷不许信教的中国人拜祭祖先，交流成了单向的接受，引起中国人的不满，持续100多年的交流被中断了。新地理知识的传播只在少数官僚和知识精英中获得了反响，远未深入到一般中国百姓的常识中。邹振环认为：由于当时的中国人“不能充分认识到地理学汉文西书的意义及其价值，因而也没有人能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作深一层的学术研究，因此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应战，这部分异质知识点无法有序地联成知识线，更谈不上建立文化认识上的‘地理台阶’。而‘地理台阶’恰恰正是知识结构产生变动的重要的基础。不能建立这一‘地理台阶’，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就无法踏上物质技术的层面，进而深入社会规范和心理认知的层面。”（53—54页）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地理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以往国内学术界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似乎没有能够对地理学新知识点的引入以应有的重视。 第三次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邹振环书中关注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但是这一次双方的地位不同了，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是随着炮舰叩开中国的大门而以强势输入，中国人已经不太可能像前一次那样当传统习俗和国民尊严被抑制时，靠皇帝的权力能够再将西人驱逐出境。所以，这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更带有单向传导的色彩。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历史情势的变化，反帝、反侵略、反民族压迫、反封建统治在现今中国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成为主旋律，那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或者说西方科学知识的输入反而被人为地淡化了。 二、中国词汇中的外来因素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中有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从19世纪开始汉语的外来词汇越来越多，这恐怕就是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研究所的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几年前曾出版了新著《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该书力图从语言学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始自‘五四运动’的这一传统观点，进行重新评价。”（作者译著序，汉语大辞典出版社，上海，1997年）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对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推进新文化和启蒙中国社会的作用一直评价甚高，当然，我们绝不能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功绩有丝毫的抹杀；问题在于这种“传统观点”和“主流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与宣传会给人们以某种程度的误导。现时的人们可能以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从20世纪初对民族屈辱的自强意识中萌生的，而完全忽视作为中国人世界观念源头之一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特别是当今社会，历史学已经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斯文扫地”，年轻人困于“历史是什么？”这样的疑惑和经济的诱惑力，自感学习历史于就业没有太直接的联系，而满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传统观点和结论。很少有人注意或承认19世纪中国在列强欺侮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随着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被“传统观点”和“主流思想”不齿的那些传教士却用关于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开启了中国人的眼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反目与融合，在文明社会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年以上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总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背诵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时刻注意在一种主要倾向之下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对待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是否不应忘记这个教诲。那就是应当关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的同时，西方文化传播的正面影响与中西文化交融的倾向和方式。 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受到中外学者较多关切的一个研究视角，1999年底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邀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来北京大学访问讲学。高田教授是国际汉语言史学术界颇有劲力的中年学者，在东方比较语言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作的两次学术报告：（1）《金楷理小传》、（2）《洋泾浜英语的成立》，其内容皆与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有关。 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 1839-1914）是19世纪与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齐名的三位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书工作的外国人，但是因材料不足，到目前为止对金楷理尚无专题研究。高田时雄教授发掘出五种有关金楷理的新材料，即：(1)意大利热内亚Chiossone东方美术馆收藏的金楷理藏书和未定译稿；(2)美国浸礼会历史协会所藏金楷理书信（1868-1870）；(3)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公告（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General Catalogue 1850-1928）；(4)《驻德使馆档案钞》(吴相湘编，中国史学丛书36，台北，1966)；(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出使德国设领外交档案。终于搞清了金楷理的生平事迹。金楷理出生于德国，自1869年末开始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从事翻译西文书，并在附设的广方言馆教德文。他翻译的西文书主要是军事方面，数量相当多。1879年年底，徐建寅被派赴欧州收购军舰，金楷理以随员身份同往。此后金氏在柏林、巴黎、圣彼得堡、海牙、布鲁塞、罗马和维也纳等地的中国使馆里工作，长达二十四年之久。高田教授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历史背景，纠正了某些词典对金楷理的误记。 高田教授的另一篇报告《洋泾浜英语的成立》阐释了19世纪《南京条约》的缔结和英国势力的日趋强大，原作为中国贸易语言、在澳门通行的一种葡萄牙语系的混合语被皮钦英语（pidgin English）取代，并传到上海，流行于旧上海中外商人云集的贸易地段：英法租界之间的小河洋泾浜。从而考证出洋泾浜英语并不是在上海形成，而是有漫长的传播历史和过程。这篇报告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晚清西方地理学思想究竟以怎样的途径传递到东方，又在中国以何种形式输入这一问题的回答。 关于近代地理学理论与思想如何从西方传递到东方，传导的途径、形式及回应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西方到东方，东方不是只有中国。倘若不能将文化传递的路径、时间、空间及人物的脉络清晰地展露给世人，我们则很难再发掘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史料，也难理清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真相。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半只是谈及一些较大规模的来华使团或西方传教士中有影响的人士的活动，对那些地位较低、未知是否有著作传世，或各色普通的政界、商界、军界人士则少有过问。高田时雄教授是在意大利寻访中文书籍时偶然发现了金楷理的藏书和译稿，才有意去追索金楷理的足迹。高田教授的实践为治中外文化交流史之学的人指出了正确的治学途径。邹振环先生的功绩在于为读者开列了许多西方地理学的译著，极有一番功力，其中包括金楷理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出的西人地理学书籍，可惜他没有再进一步追踪寻迹，所以邹先生对金楷理的生卒只能书之：“不详”。前文提到的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清朝晚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看来，19世纪中后期西方地理学在东方引起的社会震荡正再次引起当代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读罢总有某种未能清透的感觉，假如从方法上讲，这些著作“注重的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却“不仅仅局限于对晚清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技术性问题进行考释”（引自郭双林：《导言》），那么不肯费力地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事件厘清，又怎能与国外同行们对话呢？ 三、科学思想与技术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环境 最后，我想就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编制与刊印谈谈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环境这个问题。 很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舆图没有什么科学性和精确性，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些同感，这大概是用近一个多世纪的情况去评判已经过去的近二千年的中国制图历史。因为此前已另有文章论评，这里不打算再分析古代中国地图的准确性。 将大地投影测量技术用于绘制经纬度控制的地图，的确西方人曾走在中国人的前面，可是除了欧特利奥斯（Ortelius）的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面世外，16至18世纪间没有见到西方人曾经把这项科学技术真正用于欧洲大地的测量和制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欧洲没有能够让新的科学思想与技术走向现实应用的土壤。这朵花后来在王朝时代的中国绽开。先是利玛窦来中国，于明万历年间在中国各地进行经纬度测量，然后刻成一种绘有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接着清朝康熙皇帝组织了除新疆之外全国范围的大地经纬度测量，康熙五十七年（1718）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并由西方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紫禁城内制成铜版，印制成经纬度控制的投影地图。这件事说明尽管欧洲人先发明了投影实测制图法，但是要使科学技术普及，却只有在欧洲之外的环境里才能实现。同样，康熙《皇舆全览图》制成以后，变成皇帝手中的玩物，藏之大内逾百年而未被官方或百姓所用。人们使用的地图依然是不够精确的传统舆图，这又是缺少能够让新的科学技术为现实所用的土壤所致。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本由传教士带回欧洲，由法国海军军官、地图学家唐维尔（d' Anville）增补修订成《中国、蒙古与西藏新地图集》（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s Chinosis et du Thibet），于1737年在巴黎用法文印制出版，这内容详尽精确的地图成为大多数欧洲制图商印制亚洲地图的兰本。而中国则等到清朝道光初年，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的底本流传到京师厂肆，被武进人董方立利用之，仿制出经纬度与传统记里画方共存的《皇朝一统舆图》（见陈灃《东塾集》卷二：记地图三本）。其印本在民间广为流传，方使得投影实测经纬度制图技术渐渐为国人所用。这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一往一复，证明科学技术为现实服务必须有相应的环境才能实现。权力可以使科学技术普及为现实，权力也可以窒息科学，不止是晚清的中国社会。这或许是我从邹书中获得的又一层感受。 原载《北大史学》第8辑，第381页，200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