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家和先生新著《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是繼《古代中國與世界》（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之後探索中國古典文明在整個世界文化體系中的地位與特徵、構建傳統學術文化主體性的又一部力作。比較起來，研究者的興趣已經由原來的世界史領域中社會經濟史、制度史、文化史、史學理論等多個領域並重的研究轉移至主攻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包括傳統史學、經學及思想文化等）的研究，「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的副題則表明劉先生的研究視角仍然以世界史為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參照系來加以設定。就總體而言，該書融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淹貫中西、陶鑄古今的學術氣魄於一體，不僅宏觀歷史思考縱橫捭闔、旁徵博引，而且在微觀歷史研究層面亦追本溯源，探賾索隱，在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比較研究中體現了鮮明的民族主體意識和傳統治學風格，給人以深刻的啟發和教益。因此，該書在史學理論、史學史、學術史以及思想史研究方面所展現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力度，頗為學界所關注。 一 傳統與現代視域中的歷史取向 《史學、經學與思想》收錄了作者近十年來撰寫的二十一篇文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每個部分均由七篇組成。第一部分主要立足於世界歷史的宏觀視野，從理論上闡述了歷史比較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以中國具有史學元素的儒家經典（如《尚書》、《春秋》、《左傳》）以及史學經典（如《史記》）為實例，揭示出傳統史學在求真與致用、「變」與「常」的方面的特徵，進而在中國傳統史學與古希臘、古印度史學的異同探討中準確定位了中國古代理性結構中的「歷史理性」。第二部分討論了經學的相關問題。作者為了避免傳統經學研究的主觀性和片面性，非常巧妙地從文化他者的眼光來審視經學的相關問題，詳細分析了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英譯《書經》、《竹書紀年》、《春秋》、《左傳》時體現的思想特徵、文獻材料運用方面的得失，並不時參之以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研究成果，還以一篇專文詳細研究了理雅各與日本學者安井衡對於《春秋》、《左傳》見解的異同，同時對於「春秋學」學術源流的來龍去脈亦做了精心的鉤連和梳理，兼具學術史、思想史的價值。第三部分涉及中國古代思想研究。在這一部分，作者分別探討了殷周關係研究中存在的「授命」、「純臣」等問題、天下一家和大一統思想、戰國時期性惡論的發展演變、《左傳》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公羊學」中的歷史哲學等諸多問題，關注重心仍然是史學和經學所體現的思想。 筆者之所以對劉先生的新著產生濃厚的興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在一百多年以來持續不輟的「傳統」與「現代」文化視域中反思如何「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這一經典難題方面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典範。一個多世紀以來，因中國的貧困與落後所帶來的諸如傳統如何實現與現代西方文明的對接以及傳統是否「能夠」或「應該」與現代西方文明對接等問題的批判與反思，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觀點和見解。在這些觀點和見解中，富有代表性的無非是金耀基先生所謂的「盲目的全盤西化派」、「死硬的保守派」以及「廉價的折中派」1。中華民族經過數十年的歷史磨難以及披沙揀金的文化選擇，就目前而言，以一種比較理性的姿態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建立於傳統與現代之必須對接的所謂「折中主義」幾乎佔據學界主流。至此，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所期望的「欲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的學術理想2、陳寅恪「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學術主張3，穿越時空，在當代學者中間產生了廣泛的共鳴。如李澤厚對「如何走出既『現代』又『中國』的道路」的思考4，杜維明以西方現代性中的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經驗來論證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道路過程中自身傳統資源的重要性，其目的在於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在新一輪文化反思中的重要性5，羅榮渠則在切實比較各國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之後得出結論：「傳統與現代性是現代化過程中生生不斷的『連續體』，背棄了傳統的現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現代化的傳統則是自取滅亡的傳統」，認為中國的現實思想生活現在正走著「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的折中道路6。問題是，學者們僅僅在方法層次也即「不中不西」這一折中層次上達成了共識，運用此種方法，在具體主張中，卻往往因為對傳統的理解不同而產生了種種抵牾與分歧。正因如此，方才存在金耀基所譏諷的「廉價折中派」，並認為，「許多皇皇大論，固然可以贏得許多喝彩之聲，但如把他們言論予以『煮乾』，則可發現其大半是一些濫調與游談」7。話雖稍顯激烈，但其強烈的批判意識卻向我們提出了無可回避的難題，即：折中的方法固然能夠以穩健的姿態說話，但如何才能真正要得出一種貨真價實的令絕大多數人信服的結論來？面對詰問，惟有回歸歷史的研究，誠如錢穆《國史大綱‧引論》所言：「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缺乏歷史感的折中主義，難免墮入心想事成式的學術幻想之窠臼。 正是在如此學術氛圍中，劉先生強調「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歷史取向，實在彌足珍貴。「如實的估計」（a true estimate）是理雅各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時所強調的學術態度，劉先生在書中引用之並加以強調。他說8： 從思想史的觀點說，正確地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並不等於否定其中有價值的文化資源，關鍵還是在於理氏本人所說的「如實的估計」。倘若因估計而發生偏錯，對中國文化傳統採取徹底否定的態度，把它看作是社會發展的障礙，那只能加深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危機。那麼，中國同樣地是沒有希望的。 在此，劉先生提到了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危機以及如何對待文化傳統的態度，一方面，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呼應了當前學界重視傳統文化的學術取向，另一方面，強調傳統史學以及傳統思想的重要性，對於當前面臨「史學危機」和「傳統危機」的中國來說，值得充分重視。就史學而言，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面臨著重重危機，集中體現在正統史觀遭受質疑而形成的理論缺失、市場經濟衝擊下的「史學無用論」以及西方「後現代主義史學」對史學客觀性的顛覆性「解構」；就傳統文化而言，在針對如何解決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問題而形成的形形色色的觀點更使問題愈顯複雜化的形勢下，以史家的眼光實事求是地研究我們的傳統尤為必要。因為過度的文化自卑固然體現了一種「傳統危機」，但不切實際的文化自信同樣也是「傳統」的一種病態，同樣是另一種形式的「傳統危機」。妄自菲薄不可取，獨尊自大亦不可取。一百多年來的學術躁動，其根源就在於缺乏清醒的自我定位和研究自身歷史文化時所應具有的「他者」眼光。 邏輯地講，史學危機也好，傳統危機也罷，都屬於劉先生所說的「文化危機」，其真正有效解決的前提，端賴脫離單純解決這些危機的具體語境而回溯至產生問題的源頭，即首先對中國的傳統進行「如實的估計」。雖然我們在劉先生的著作中看不到任何解決危機的具體措施，但其對症下藥以救時弊的「經世」情懷還是有跡可尋，這在探討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功能以及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資源的理性特徵不容否定等觀點主張中，均有體現。西方著名史學家克羅齊、柯林武德都強調歷史研究與現實問題的密切相關性，而現實的學術關懷和問題意識從來就是劉先生的治學取向，他說9： 在二十世紀裏，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張徹底拋棄中國傳統典籍，也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張從傳統典籍中開發出有價值的文化資源，以此為中國的再生或復興疏導源流。……本文不是專門討論如何從《左傳》中開發有價值的文化資源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真能證實《左傳》中確有可供開發的重要文化資源，那麼在客觀上也就證明了它不應該被徹底拋棄。 如此便決定了他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避免了全盤西化論者的激進態度，同時他對儒家傳統局限性所保持的清醒認識而不妄言「開出說」的做法也與一些學者的保守態度劃清了界限，體現了一代史家實事求是的理性的治學態度。因此，從「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時代角度來解讀劉先生的新著是合適的、必要的。當然，「如實估計」並非科學主義史觀的「如鏡鑒影」，劉先生也多次表示蘭克式的客觀史學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不可行性，真正的「如實估計」是在傳統與現代的兩種極端態度中始終以一顆平常心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與長處。 在世界史背景下考察史學、經學與思想的關係是劉先生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一大亮點。本來，經學與史學結合起來考察並不是一個新課題，80年代金景芳教授曾對此問題作過探討，細究起來，這個問題在傳統文化中也並不新鮮，按照劉先生的研究，章學誠提出的「六經皆史」的觀念其實可以上溯到司馬遷，在《古代中國與世界》一書中他也曾以《史學與經學》專門探討過二者的關係問題10。在原有探討史學、經學關係的基礎上，劉先生進一步提出了二者之間的結合部在「思想」的觀點。序言指出：「經學與史學的對話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也是在具體的思想的場合（context）中進行的，離開歷史與思想，經學與史學就既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又失去了相互對話的條件。」所以，劉先生在論證傳統史學與經學的過程中，始終緊緊圍繞思想史的範疇展開。全書論證脈絡清楚表明，史學與經學之所以能夠有機結合的根本原因在於二者都強調經世致用，而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經世致用其實就是一種政治思想，具體而言，就是儒家的道德政治思想。因此，翻檢劉先生的新著，可以不止一次地看見他對儒家天命人心學說、民本思想、德治仁政思想進行濃墨重彩的論證和闡釋，充分體現了史學、經學、思想三者水乳交融的最佳結合狀態。不但將思想加入史學、經學考察的序列從而體現研究領域和蘊涵的深化，而且一旦將此問題放在世界史視域中考察，三者關係及總體特徵便成為一個新的有待研究的學術課題。因為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古印度的宗教習慣形成了重經學而輕史學的傳統；古希臘的哲學相當於經學但受「實質主義」影響，史學地位低於詩歌；只有在中國才出現了史學、經學、思想相互交融的文化現象，這對於加深理解中外古代文化的差異、凸顯中國文化的特徵，具有特殊的學術意義。 對歷史進行或宏觀或微觀的比較研究，是劉先生的著作能夠「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有效研究方法，亦是他一以貫之的治史風格的集中體現。欲「如實估計」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需要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分析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異同，而且還需要明晰傳統文化內部各個系統之間的區別和聯繫。打個比方，必須首先確定了橫坐標和縱坐標上的位置，才能準確定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在整個時空範圍內的地位。如此，「共時性」（synchronic）的橫向比較與「歷時性」（diachronic）的縱向比較就顯得尤為重要，前者說明歷史的時代特點，後者說明歷史的發展趨勢。劉先生強調，歷史的比較研究方法在已經實現了全球化、一體化的當今世界，尤其應該受到充分的重視，因為「不進行比較的研究，就不能明白古代的沒有全球範圍聯繫的世界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全球溝通的世界」11。就全書的方法論特徵而言，劉先生主要從「共時性」的橫向視角和「歷時性」的縱向視角兩個方面對「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做了努力。同時，劉先生將史學、經學、思想從內在邏輯理路方面進行整合，熟練運用傳統的治學方法對文獻資料進行精緻解讀和縝密考證，亦為「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前提。 二 縱橫比較中凸顯傳統文化特徵 就「共時性」的橫向比較而言，劉先生將中國古代的史學、經學以及思想措置於古希臘、古印度的世界史範圍內，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中國傳統文化與其他類型的古典文化之間的異同，如實再現了「多樣性統一」的古代世界，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特徵及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位和作用亦因此而得到凸顯。通過「共時性」橫向比較，劉先生在中國古史研究方面得出了以下幾個重要結論： 其一，梳理出中西兩種史學傳統，即中國的「通史」傳統與古代希臘羅馬的「普世史」傳統。劉先生通過「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等可能與「通史」有關的西方詞語的分析，指出這些辭彙所表達的基礎涵義主要就區域群體性或普世性而言，而中國「通史」傳統中之「通」主要是時間上的貫通，強調時間的連續性，二者存在差別。「普世史」傳統固然必須以時間為經，但其重點卻在共時性的普世的空間之緯；「通史」傳統固然必須以空間為緯，但其重點卻在歷時性的時間之經。兩種史學傳統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哲學背景的差異。「普世史」傳統中的「實質主義」強調只有在永恆不變的靜止的狀態下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識」，而人們對變動不居的歷史的感性認識只能算作「意見」，這是古希臘羅馬史學傳統中只有希羅多德《歷史》、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波里比阿《歷史》側重橫向的同時代的敘事而沒有像中國司馬遷《史記》那樣的貫穿古今的史學專著的根本原因，而李維《羅馬史（建城以來）》雖在時間上滿足了「貫通」的條件，但卻始終以「當代」的觀念來剪裁歷史而沒有體現「古今之變」。中國「通史」傳統既強調時間上的貫通，同時又要透過歷史發現古今的興亡道理，於變化中發現歷史之常。指出中國的通史傳統既發展了人文主義，又避免了實質主義，在世界史學上也是不可多見的現象。所以，「古代希臘羅馬人的史學思想是人文主義加實質主義（反歷史主義），而古代中國人的史學思想是人文主義加歷史主義，這一點就是西方普世史傳統與中國通史傳統的區別的淵源所在。」12在中國的「通史」傳統中，尤以司馬遷的《史記》為傑出代表，故劉先生專門探討了〈司馬遷史學思想中的變與常〉，通過《史記》所闡明的「古今之變」和「歷史之常」的分析，認為中國史學之「通」既表現在客觀歷史過程的通，又體現為史家對於這一通的過程如實的認知和理解13。劉先生特別強調，普世史傳統的空間特徵與通史傳統的時間特徵只是就側重點而言，兩種史學傳統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時使用了時間之經和空間之緯，從而在世界史視域內「如實估計」並定位了民族史學的地位和特徵，加深了讀者對於通史傳統的認識。這樣的研究成果，對於那種認為中國沒有史學理論只有歷史編纂學的觀點，別有一種拯救「傳統危機」的效果。 兩種史學傳統的區別帶來的影響是巨大且深遠的。首先，史學在各自學術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通史傳統中，史學處於僅次於經學的崇高地位；而在普世史傳統中，由於實質主義的影響，只是「意見」的史學的地位低於哲學和詩歌14。其次，中國史學與經學相當的地位，構建了中國古代的「歷史理性」結構，而古希臘則形成了「邏輯理性」結構15。再次，對史學的求真與致用的認識存在差別，我們從古希臘哲學家對史學求真與致用的質疑中可以「認清」中國傳統史學的優點與缺點。兼重史學的求真與致用是中國學術的一種優良傳統，古希臘的史學家雖然也談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問題，但其哲學家們對於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卻沒有太高的估計。從積極角度而言，中國史學強調史學的求真與致用，主張在變化運動中把握真理的理念較諸古希臘在物件的永恆狀態中掌握真理的做法顯得更為高明一些。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必須認識到中國傳統史學的求真缺乏更深層次的理論思考也即認識主體的主觀性問題，史學的求真總是有限度的，總是就一定的方面和層次而言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中國傳統史學的致用存在濫用的危險（如「四人幫」的影射史學、儒法之爭等），這些缺點和不足，必須在古希臘哲學家們對史學求真與致用的質疑中才能更好地「映照」出來，才能在今後史學理論的創建與具體的史學研究存有一份清醒的認識16。作者主張史學的求真和致用雖然具有相對性，但「在合理的範圍和限度內求真與致用並非不可能」的觀點，或許可以在當前「史學危機」的恰當評估方面帶給人們一些有益的啟發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