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君大庆的著作《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即将面世，嘱我作序。我与他有同行、朋友与师生之谊，自然情无可却，于是爰赘若干实话如下: 我认识大庆是他到北师大历史系攻读世界上古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时开始的。入学后不久，他便显露出一位优秀史学工作者的出色潜质:能够长时间地坐冷板凳，不仅专心于啃书本，背外语，而且勤于思、敏于行，注重史学理论思维的训练，从而为掌握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古代史的基本功(熟悉经史、外语、史学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是我看好他的原因之一。 学生时代的大庆为人温厚、谦和，处事沉稳、冷静，不胡夸己长，也不妄斥人短，颇有些少年老成，是个具有古希腊人所欣赏的中庸或节制美德的学生。我觉得对于未来以求真求实的历史学为业并在专业上可能成气候的人，中庸或节制的涵养即使不是绝对必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职业特别忌讳感情冲动、偏执一端、逢迎时令、以偏盖全之类“理性上的失控”(亚里士多德语)。大庆年纪不大，便有这般涵养，这是我看好他的原因之二。 后来他进一步师从刘家和先生，得到治中西古史基本方法的真传，思想与功力渐趋成熟。这一选择对他的学术生涯至为重要，因为学习历史同学习其他学科一样，除了需要学生个人的天分加勤奋之外，还需要合适的老师指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名师出高徒”。这是我看好他的原因之三。 就天分(资)和勤奋而言，勤奋也许对史学更为重要，盖因史学无论随着时代需求发生怎样的变化，却始终变不了求真求实的实证学科的本质，只能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九分史料不能说十分话。史料是史学的基础，譬如砖瓦之于高楼大厦。因此掌握更多的史料，成为构建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在浩瀚的史料海洋里徜徉、搜集、爬梳、求索，是历史学人的工作常态。这种工作更多地需要时间和精力上的慷慨投入，并不需太大的智慧。所以，一等天分的学生若没有坐功，很可能只能出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史学成果。相反，二等天分的学生如果刻苦用功，则可取得一流的成就。大庆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但较强的智力加超人的勤奋却使他如虎添翼，胜过了不少原本看上去似乎很有前景的学生。 当然，指导教师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大庆博士生阶段的恩师刘家和先生学贯中西，不仅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学者，而且是循循善诱、为人师表的好教师。在刘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大庆一步一层楼，在中西古代经济史领域辛勤耕耘，终于推出了心血的结晶。这部著作的“底片”正是他在刘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古史比较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领域，深入比较，特别是进入考据层次的比较，需要扎实的中西古文字、现代文字和文献解读的基本功。在中西古史领域，精通一头就需穷毕生精力，两头兼通谈何容易。也因为如此，我们以往看到的有关比较文章或论著，多系大面上的共性、特性的泛论，缺少局部精细比较基础上的有力概括。即使有些集中于某个专题的类比，也沉不到中西典籍的底部，给人游说无根的感觉。大庆则充分调动自身已有的资源，知难而进，从古代中国与希腊两地的“本末观”这一基本观念入手，一头扎在先秦与古希腊诸子的著述之中，不仅分析两地知识精英对同一事物的相同相异的认识，而且注意一地内部认识的异同，并进一步探索两地本末观念产生的特殊原因和一般原因，所著达到了优秀史作所必需的史料详实，论证周密，立论谨严，表述规范的要求，可以说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我为大庆取得的成果击掌叫好。 当然，人都是有局限的，大庆在论述上的片面和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用肉眼挑他文中的毛病，能找出几十处表述不圆熟、思考不周全的地方;倘若用放大镜挑，起码能找出成百个毛病;如果用显微镜“吹毛求疵”，可能缺点会增加到成千上万个。我这样讲，一方面是希望大庆不要自满，个人治学的道路还很漫长，甚至没有止境，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他所以比别人聪明，原因是他认识到了自己无知，世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努力寻求知识。所以任何骄傲自负的观点都是非常可笑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人无完人和学术宽容的道理。如果一位作者有认真探讨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并且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工作，著述符合基本学术纪律，那么他的成果中即使存在一些史料误读或结论失误的地方，也是正常的。谁没有失误或看走眼的时候呢?任何论文或论著(粗制滥造者不在其列)有错都是正常的，不出错反而是反常的。现代史学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认识到史学认识的局限性，这就是史学工作者不仅在复制或记录、解释历史，而且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处于自觉不自觉地犯错误的过程之中。不断认识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错误，这种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类认识史的永恒特征。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节制和中庸，温厚与宽容，不只在做学问上，而且在做人上。拉杂写来，是一种感慨也是一种期许。 是为序。 2004年4月3日于北师大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