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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使研究成果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此历史是需要不断重新认识的。这是一切严谨的历史学家的共识。当历史研究的现时兴趣不断变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的史实资料不断发掘，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时，原有的历史著述就有不断修订的必要。历史研究者理论视野的扩大和学术交流的加强，甚至学术活动范围的扩展，也促使他们对原有的历史描述和历史结论不断进行新的思索。《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各卷近年陆续出版，即反映了西方史学界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 自19世纪末起陆续出版的“剑桥三史”（《剑桥近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代表着西方研究历史的最高水平，三部巨著问世后即被国际学术界奉为权威的历史著作。但西方史学界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对其不断修订再版。三史中最早的《剑桥近代史》，重修工作于50年代率先进行，新编本共12卷至80年代全部问世。《剑桥古代史》也从70年代初开始新修工作，到2000年，所有14卷另加5册图片及说明全部出齐。由于该书未大规模地更动体例，因此新修本没有冠以“新编”字样，只是将各卷标明为“第二版”（最初几卷标明为“第三版”）。 《剑桥中世纪史》第一至八卷在1911年至1936年间出版。此后虽有略加修改的多次重印本，但无论从观点思想还是从行文版式看，都与时代要求相距甚远。因此早在80年代后期，西方史学界就酝酿重编事宜，90年代组织作者队伍着手撰写。1995年，书名为《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各卷次开始出版，至今已有5卷面世，余下第一卷和第四卷也将在近年出齐。西方史学界这样一件大事，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明显反应。 一 与老版《剑桥中世纪史》相比较，无论是编写体例、作者队伍，还是基本观点、研究方法，《新编剑桥中世纪史》都有许多新的特点。 其一，不再赋予各卷以一个主题，而只用年代来划分历史时期并作为分卷标准。 在老版《剑桥中世纪史》中，各卷虽然都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来安排，但又都被置于一个主题之下，这从各卷的副标题即可看出：第一卷，罗马基督教帝国与日耳曼各王国的建立；第二卷，萨拉森人的兴起和西方帝国的建立；第三卷，日耳曼人和西方帝国；第四卷，拜占庭帝国；第五卷，帝国和教皇之争；第六卷，教皇制的胜利；第七卷，帝国和教皇制的衰落；第八卷，中世纪的结束。全书八卷俨然一部欧洲帝国、王国、教会和教皇制兴衰史。作为一部典型的传统政治史之作，或许它符合20世纪初期西方学界和社会对中世纪历史的认识水平，但今天若仍然这样去构建叙述框架，那么即使重修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尽管老版书被不断修订， [1] 但始终未能适应现时的社会趋势和学界需要。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共7卷8册，比老版《剑桥中世纪史》少了一卷，但它并不是简单地将哪一卷去掉，而是重新组合。第一，把老版第一卷去掉，因为其内容与《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第十三卷《晚期罗马帝国，公元337—425年》（1998年出版）、第十四卷《晚期古典帝国及后继者，公元425—600年》（2000年出版）完全重复。第二，老版第二、三卷叙述的历史时期（公元500—1000年），新编本安排头三卷重新编写，叙述内容有较多扩大，在全书中比重大为上升。第三，把老版中专论拜占庭的第四卷去掉，内容融入相关各卷。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以时间为基本界限来规划各卷的写作，起止年代即是各卷的副标题。所有七卷是：第一卷，约500年—约700年，计划于2005年3月出版，主编保罗·佛拉克里（Paul Fouracre）；第二卷，约700年—约900年，1995年出版，主编罗萨蒙德·麦吉特立克（Rosamond Mckitterick），剑桥大学中世纪早期欧洲史教授；第三卷，约900年—约1024年，1999年出版，主编狄莫西·汝特尔（Timothy Reuter）, 南安普敦大学密德兰史教授；第四卷，约1024年—约1198年，计划于2004年7月出版，主编戴维·拉斯坎姆（David Luscombe）和约纳舍恩·莱里—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第五卷，约1198年—约1300年，1999年出版，主编戴维·阿卜拉菲亚（David Abulafia）, 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第六卷，约1300年—约1415年，2000年出版，主编米凯尔·琼斯（Michael Jones）, 诺丁汉大学中世纪法国史教授；第七卷，约1415年—约1500年，1998年出版，主编克里斯托弗·阿尔曼德（Christopher Allmand）, 利物浦大学中世纪史教授。 可以看出，各卷选定的起止年代并非极端严格，对此作者自然有一定的考虑。其实，起止年代如何选定并不特别重要，可以找一些标志性事件，也可以不找事件作标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被两个时间圈定的历史时期，应该有着不同于前后时期的基本面貌特征。理论上说，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进入历史描述和分析的范围，但写作过程中又必须紧扣住最能说明各个时期社会面貌的那些方面，否则就会芜杂不清，主次不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方面又多是作为长时段的趋势在表现着，不是一种人为的时断能局限得了的，因此又不能将时间断限绝对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注意到了这些。各卷内均分成专题进行集中论述，同时又不将年代绝对化，而是略为上延下伸。这样一来，各卷的中心主线似乎比老版更为清晰，一读目录就能使人一目了然。而老版各卷虽然都有主题，但卷内分章过多过细，又不列专题，过于繁杂，光目录就给人臃肿之感。总之，在编写体例和篇章编排上，《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体现了对老版的技高一筹。 其二，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旧框架，试图构架“全面”的历史，编纂新政治史。 老版《剑桥中世纪史》出版时的20世纪初期，正是兰克学派在欧美大行其道并被尊为西方史学正统的时候，“剑桥三史”就是这种史学的产物。兰克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在史学方法上确有可取之处，它重视原始材料，注重史料来源的可靠性（所谓批判），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但其客观性则可大加质疑。它声称研究历史没有现实目的，只是恢复历史本身面目而已，但在实际中它却是一种“官房史学”，是“倚着内阁的窗口看历史”。选择历史研究的对象时，它主要只对政治史感兴趣，而且只对帝国、王国、教会、诸侯、战争等外在的政治史感兴趣。《剑桥中世纪史》没有脱离这一传统，它记述的多是那种改朝换代、军事征伐、宗教纷争、教俗之争之类事件。那些能影响历史发展趋势的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以及那些也当属于政治史的较深层次的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等，却不能在作者笔下得到充分体现。其实，当时英国已从19世纪后期兴起了经济史研究热潮，罗杰斯、昂温、托尼等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剑桥中世纪史》似乎熟视无睹。美国的“新史学”、法国的年鉴学派已然兴起，改变传统政治史，重视社会、经济、精神、文化史的呼声日高，《剑桥中世纪史》也无动于衷，对新的史学思想不屑一顾。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改变了这一落伍的历史观。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老版《剑桥中世纪史》问世近一个世纪来，人间变化无数，学术界包括史学界更是气象一新。新的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所推崇，研究和撰写“全面的历史”已成为国际史学界的共识。《新编剑桥中世纪史》顺应了这一学术潮流，虽然从分工角度仍以描述政治史为主，但已将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等纳入了论述范围，并探索隐含在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在政治史中更注重制度和思想的探讨和分析，编纂新政治史。各卷均反映了这几点。 如第二卷叙述公元8、9两个世纪的欧洲历史。这是法兰克查理大帝国从兴起到分裂的时期，这个帝国曾被当时人认为是古代罗马帝国的恢复，因而政治史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但作者并不就此止步，而是从外在的政治史继续深入到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层面，“考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关系，考察权力和权威怎样行使，考察它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影响” [2] ；阐述教会史时又特别注意到它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将文化和知识列为专题，讨论“加洛林文艺复兴”等问题。 第三卷叙述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初期的欧洲历史，这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在欧洲最终确立、而封建国家政治却又相对弱化的时期。作者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因而首先探讨了社会和经济问题，阐述了发生在乡村的变化，阐述了城市工商业兴起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新的知识与艺术活动。随后叙述政治史时将欧洲各地区以是否属于前查理帝国而分开论述，更利于分析各个地区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背景和联系。 第五卷叙述公元13世纪的欧洲历史。这个世纪历来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的高峰或鼎盛期，尤其是社会和经济方面，因此作者一开篇就在前几章论述社会和经济问题；第四部分专论意大利，也与意大利城市国家引人注目的发展有关，更何况意大利人从事的地中海东方贸易对欧洲具有生命线意义。至于政治史，教会和教皇的权势在13世纪初期即达到了巅峰，致使该世纪的欧洲政治呈现教权强化、俗权弱化的局面，因此该卷在政治史上的叙述次序也是先教会，后世俗王国，再是欧洲在地理上的小扩张。 [1] 老版《剑桥中世纪史》的最近印刷本大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如第七卷就有1968年重印本。 [2]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I c.700—c.900, 1995, “Preface”, p.xviii.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