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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 家 和 这是拱玉书博士所撰的《西亚考古史》。一看到这样的书名，有人大概就会觉得它是和自己关系遥远的一部学术专著。它是一部学术专著，这一点没有问题；不过，它是否就和自己关系遥远呢？这还要具体地加以分析。如果一个人读书太过于注重直接的研究对象，那么，只要他的专业不是西亚考古史，他是会把这本书看得很遥远的。且不说非历史或考古学界的人，就是从事中国考古研究的学者，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的遗址与文物，他也有可能觉得西亚的考古与他关系遥远；就是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历史，他也有可能觉得西亚考古与他关系遥远。对于这样的有“心远地自偏”学术习性的人，只要不是直接的，就会是遥远的。当然人们对自己的治学途径都有选择的自由，专心致志地在一点上求精，也是必要的。可是，非直接性的、从而似乎遥远的事物，有时恰好在更深的层次上与我们所直接关心的对象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问题在于人们的注意力是否深入到了这样的层次上了。只要注意到了这样的层次，不仅治中国考古和世界古代史的学者会觉得此书对自己关系重要，而且，即使是一般非专业的读者，也会对此书有兴趣的。承玉书博士好意，把《西亚考古史》书稿及有关背景资料带来给我看，并嘱写一篇序。我并非这一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什么专业方面的独到见解要借此机会说明，恰好相反，我甚感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而作为一个从事古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人，又有对这一方面的知识加以了解的迫切需要。所以愿意略述几点感想，以欢迎此书的出版，并就教于读者诸君。 第一，凡是从事于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在我们对于古代近东的历史知识里，尤其是关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以前的历史，从传统的文献所得的确切信息寥寥无几，基本史料都出于近百余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做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于此更有深切体会。为了教学、编写教材或写文章，我们总不能不掌握必要的史料。一般治古史的学者都认为，史料来源越古越好，因为它切近历史的发生过程，所以治科技者书唯求新，而治古史者则惯于书唯求旧。可是，到了古代西亚史的领域，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史料书也必须求新。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于考古的进展。再则，做研究少不了要看一些有关的专著，以掌握有关问题研究发展的历史。而在古代西亚史的领域，研究史又几乎是与考古史紧密结合的。这样，我们就又不能不注意于考古的进展。在我们看不同时期的学者著作时，常会发现，对于许多事情本身及其分析，前后的学者的根据与议论就常有不同。譬如，我们过去常会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以后此书以单册的形式出第二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三版。关于近东、西亚的史料及论断，新本对于旧本的补充和纠正的地方真太多了，简直令人要刮目相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尽量追踪人家研究的新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常常感到被动，总是跟在别人后面，难以在学术上有主动创新的余地。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与那里的考古相当隔膜，尤其是对于那里的考古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缺乏必要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本书当然会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第二，如果既做世界古代史研究，也做中国古代史研究，同时还试图做一些比较研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考古学对于中外古史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同样重要的。尽管在《圣经旧约》、希罗多德《历史》等书中都有关于巴比伦的故事，西亚文明早期的信史还是靠考古发现建立的；同样，尽管早在《尚书》、《诗经》等书中就有关于尧、舜及三代的记载。而中国文明早期的信史仍然离不开考古学。不过，如果具体地考察中国与西亚的考古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同中之异。发掘地下文献并加以解释，在中国和西亚考古研究工作里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双方的具体情况却有十分值得注意研究的差异。当中国学者最初看到甲骨片上的符号时，他们尽管对其中的许多符号并不认识，但是能够确认那是古代文字，并且能够释读其中的一些。而在西亚，当学者们最初看到楔形文字的时候，他们可以推想那是古代的文字，可是根本不知道那些到底是记录什么语言的、什么人的文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中国学者不仅认识楷书体汉字，而且认识楷书体由之而来的隶书体汉字；不仅认识隶书，而且认识隶书由之而来的篆字；而认识了篆字，便有了认识青铜器上的金文的桥梁；认识了金文，就又有了认识甲骨文的桥梁。所以，尽管一般识楷书字的人不能认识金文或甲骨文，但是其间的文化信息桥梁连续未断，学者们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桥梁由已知推求未知。所以中国学者对于古文字做的是考释工作，考旧以知新，推陈而出新。在西亚古文字研究中，情况就另是一样了。学者在那里最初面临的是茫然一片，没有任何现存直接的文化信息桥梁，所以他们做的是一种破读（decipher）的工作。他们只是在经过曲折的途径寻找到那种古今间的文化信息桥梁之后，才解决了文献释读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对中国与西亚古文明做比较的研究，那么了解与分析中国与西亚双方考古研究途中的异同就具有深层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本书同样会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第三，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里，中国考古学家为我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使我们的古史研究有了许多新天地、新成果。但是，我们的考古学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年轻的。比西方国家起步要晚。西方人在西亚所取得的考古成绩，对于我们的考古学来说是会很有借鉴作用的。就此一点而言，这一本书对于中国考古学界也应当是一份珍贵的礼品。还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的考古成就还只局限于中国境内，还没有能像西方人那样到海外去开拓新天地。于是，我们在研究世界考古发展史上就落后于人。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而是近百余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国力不振的结果。只要看一看这本书，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西方人在西亚的考古是随其东指的殖民势力而兴起的。当然这只是说明一个事实，而绝无贬低西方学者考古成就的意思。现在，旧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国家也逐渐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学术界也逐渐地和国外学术界建立起友好的联系，我们的学者到西亚参加考古工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时节已经不会太远了。而要参加在西亚的考古工作，不了解西亚考古的历史，那怎么行呢？这样，这一本书就更加具有新的意义，我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在西亚的考古贡献的一枝报春的花！ 第四，我不认为这一本书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就是一件奢侈品。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和普及化，现在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眼界和水平，已经远非过去可比。知道在中国以外还有其他文明古国，并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感性知识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大概不会比电视普及率低。对于对西亚古文明已经有一定感性知识的人来说，他们难道就不会想一想这些知识是从什么途径得来的吗？现在我们正在强调人的素质教育，人的素质对于我们国家在新世纪的全球性的竞争中的成绩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样，这一本书对于广大的有一定文化的读者来说同样是需要的。 玉书博士此书，不仅在国内是垦荒之作，在国外也未见有任何现成的外文的蓝本。他作此书，如蜜蜂之酿蜜，采集多书然后以己意成之。此书之内容结构与分期，均为作者自己研究之心得，实为难能可贵。当然此书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只写到二次大战，而战后的部分目前尚付阙如。所以在欢迎此书出版之同时，也希望其续篇不久后将会面世。 2001年10月 目 录 序 刘家和（1） 前言 （1） 第一章 自然环境和资源 （4） 第一节 地质 （4） 第二节 地形 （6） 第三节 海岸线 （8） 第四节 盐碱化 （9） 第五节 气候 （10） 第六节 植物 （11） 第七节 动物 （14） 第八节 水 （14） 第九节 “丘” （17） 第二章 古典著作与《旧约》 （20） 第一节 古典著作 （20） 第二节 《旧约》 （28） 第三章 欧洲人的实地考察（1160—1842年） （31） 第四章 文字考古——楔形文字的解读（1802—1857年） （47） 第一节 古波斯语铭文的解读 （47） 第二节 埃兰语铭文的解读 （57） 第三节 阿卡德语铭文的解读 （60） 第五章 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1842--1855年） （68） 第一节 法国 （69） 第二节 英国 （72） 第三节 结语 （80） 第六章 向科学考古学迈进（1873—1898年） （83） 第一节 英国 （84） 第二节 法国 （92） 第三节 德国 （96） 第四节 美国 （98） 第五节 土耳其 （102） 第六节 结语 （103） 第七章 科学考古学的诞生（1898—1914年） （107） 第一节 法国 （107） 第二节 德国 （108） 第三节 美国 （130） 第四节 英国 （132） 第五节 结语 （137） 第八章 西亚考古的黄金时代（1919—1939年） （142） 第一节 英国 （142） 第二节 德国 （156） 第三节 法国 （157） 第四节 美国 （163） 第五节 其他国家 （185） 第六节 结语 （186） 附录： 1．西亚考古学大事年表 （192） 2．年代表 （214） 3．参考文献及其缩写 （221） 4．名词对译表 （230） 5．古今地名对照表 （242） 前 言 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就产生了高度发展的苏美尔文明并出现了作为这一文明主要标志的楔形文字、圆柱印章、大型宫殿建筑和神庙建筑。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一支讲塞姆语的民族，即阿卡德人，在两河流域南部诸城邦争夺霸权的长期混战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统一各个城邦，建立统一帝国，阿卡德语也随之代替苏美尔语成为主要交际工具，而苏美尔语降到次要地位。公元前3000年代末，苏美尔人重新主宰巴比伦尼亚，迎来了“苏美尔复兴”。公元前18世纪，阿摩利特人在历史的大动荡和大演变中成为整个两河流域地区的主宰，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即汉穆拉比帝国，亦称古巴比伦帝国。之后，凯喜特人从伊朗高原西下，入主巴比伦尼亚，从而开始了包括赫梯人、胡里特人、亚述人以及埃及人在内的近东各大民族为争夺古代叙利亚地区而展开混战的时期。进入公元前1000年代后，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人开始主宰两河，楔形文字文明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随着亚述帝国的灭亡，以楔形文字和塞姆语为标志的巴比伦—亚述文明开始衰落。迦勒底王朝被古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灭亡后，楔形文字文明的主要载体在民族的相互征服和同化中逐步泯灭，最后从历史舞台上完全销声匿迹。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发展史，一个高度发达、延续时间如此之长、涉及的民族如此之多、包括的地域如此之广、对人类总体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甚至一直产生深远影响的古代文明——楔形文字文明，也随之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其物质遗产被埋在地下，默默无闻了2000年之久，有的甚至长达几千年。至今，不知还有多少仍然深埋地下，期待着考古学家的锄头。 大概由于希波战争的缘故，希腊人早就对当时已经成为神秘过去的亚述和巴比伦文明产生了兴趣，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最早的有关描述。由于亚述和巴比伦人都对犹太人进行过征服和掠夺，所以，在《旧约》中也留下一些有关记载。在近代西亚古物学和考古学产生以前，人们了解西亚历史和文化的途径主要就是这两个：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著作和《旧约》。 从12世纪的西班牙犹太教经师本杰明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欧洲人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来到他们所谓的近东地区，记载下他们见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古物古迹。这标志着西亚古物学的开始。 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出现自古典时代以来又一次重新发现和认识“东方”的热潮，许多人争先恐后来到东方探险和考察，有的单枪匹马，有的三五结伴。他们或著游记，或临摹铭文，或绘制图片，或把一些可携带的实物带到欧洲，以各种形式向自己的同胞展示神秘而古老的东方。 从19世纪开始，楔形文字解读工作取得长足进展，随着这个进展，长期不断的古物搜集逐渐向考古发掘演变。1842年法国摩苏尔副领事博塔发掘尼尼微遗址，标志着由古物学而考古学这一演变过程的结束。从而，第一个大规模考古发掘时代——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拉开了帷幕。不久，博塔就放弃尼尼微遗址（当时博塔并不知道他发掘的就是尼尼微遗址）的发掘，转而发掘附近的另一遗址豪尔萨巴德。这时，英国的莱亚德趁虚而入，开始发掘尼尼微遗址。从此，英法两国考古学家开始逐鹿美索不达米亚。 1877年法国人发掘位于两河南部的古代城市吉尔苏遗址，遂把开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考古角逐扩大到南部。不久，美索不达米亚的荒丘野地中又增加了新的逐鹿者——德国考古学家和美国考古学家，使美索不达米亚真正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场。随着法国的基尔苏发掘和美国的尼普尔发掘，亚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苏美尔学逐步建立起来。 1898年，刚刚诞生的德国东方学会组织一支由经验丰富的建筑学家率领的考古队伍，开始对巴比伦遗址进行发掘。这不但标志着由学术团体资助和组织的西亚考古发掘的开始，也标志着西亚科学考古学的诞生。随着巴比伦遗址的发掘，德国西亚考古史进入黄金时代，接下来的一系列重大发掘——亚述、乌鲁克、法拉、博阿兹柯伊等——都使它更加辉煌。一战的枪声宣告了这个黄金时代的永远结束。此后至今，德国的西亚考古学虽然又经历了几个春天，考古学家们也曾几度争创辉煌，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面对昔日之辉煌，只能望洋而兴叹。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的考古发掘都被迫停止。但翘望战争早日结束的考古学家们在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之时就又开始重操旧业，战胜国英、美、法的考古学家尤为活跃。战后，参加西亚考古的国家和考古机构越来越多，包括的地域越来越广，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先进，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两战之间各国考古学家在西亚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多不胜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考古学家吴雷主持的乌尔发掘、美国芝加哥大学对伊拉克迪亚拉地区的阿斯马尔等遗址的发掘和法国考古学家对叙利亚境内的马里遗址的发掘。这些发掘都分别解决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使这个时期成为西亚考古史上的黄金时代。 对于上述内容，本书分别在八章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总结。至于二战至今的西亚考古史及今后的考古前景，由于内容过多，不能包括在本书之内。关于这些内容，本人将竭尽微力，今后另献拙著。 由于在书中不能对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次考古发掘都面面俱到地进行详细论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为了弥补这种缺漏，也为了检索方便，本书附录了“西亚考古学大事年表”。为了弥补抽象叙述的不足，使读者更生动形象地了解西亚考古史，本书还插附了大量图片。 本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在此，我对国家的投入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毕波、欧阳晓莉和曹明玉同学，他们在本书的审稿、定稿和复制图片等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 感谢许文彪同志，他为我翻拍了许多图片，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方便。 感谢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全体成员，特别是吴宇虹教授和周秀文女士，他们在我搜集资料过程中给我提供许多方便。 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她们的理解和关爱也就没有本书。 我的老师林志纯先生阅读了本书的书稿，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使我受益很多。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阅读了本书的书稿，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同时决定把本书纳入“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丛书”系列，并在各方面给本书的出版以大力支持。对此。本人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