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家和著《古代中国与世界》虽以论文的形式结集,但内容极丰富,融中外古史为一炉,纵横捭阖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史之间,钩沉稽疑,新义迭出。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曾说:“如果不能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本国的历史,那末所有的这些研究工作都将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也“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论研究外国史,还是治中国史,都需要一种恢廓的研究视野,将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观察和思考。有了这个背景作为参照系,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又可以使我们的研究获得新的视角和新的成果,以对研究对象与问题进行准确的定位与客观的评价。《古代中国与世界》的特色之一便是视野开阔。作者非但将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这样既能更深入地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揭示和把握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的具体规律,又可更全面地从世界有机联系的整体中来重新审视与研究具体的对象与问题。如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中,作者在思考与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内涵、表现形式与成因时,既将中国古代文明之产生与发展嬗变纳入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流程中去考察,又从政治、文化和民族等不同的视角与层面将中国古代文明放在与其先后并存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腓尼基文明、印度河及恒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赫梯文明、巴勒斯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等诸文明之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在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明具有整个人类文明所拥有的共性之基础上,又提出了由于特定的时空、国情和人文传统等差异,中国古代文明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三大特点:在时间中发展的连续性、在空间延展中的统一性和在主要精神方面所表现出的四海一家、天人相应的思想。随后作者又对中国古代文明特点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中国古代文明能够长期连续存在,就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第486页)又说:“中国古代文明的统一性特点的形成,并非依靠它能排斥或者消除异己的因素,恰恰相反,完全依靠它兼容并蓄,然后经过熔冶将不同的因素化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新整体。”(第500页)这既有助于从本质和规律上揭示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丰富内涵和发展变化的深刻动因,又有助于澄清和纠正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含混认识和错误观点,同时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古代文明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创新既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和保持生命力的“源头活水”,又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人们衡量与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作者在充分借鉴和汲取前人与当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也正是作者长期以来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学术旨趣和境界。作者在“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中,对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和历史条件,对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在人类觉醒过程中的特色所作的深刻独到的整体思考和理性透视,是对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全新定位和阐释。首先作者以全新的视角、从哲学的高度对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之定义与内涵作了精确的界定。他说:“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乃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这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人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的界限的自觉;(2)人类经过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3)人类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进而有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第573页)这是正确理解与深入研究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之关键的环节和重要的切入点。作者在对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各自的特色:一、在天人关系上,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传统:印度形成了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了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人文研究的传统。二、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三、在人性问题上,古代印度认为人是宗教的动物,古希腊把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中国儒家则将人视为伦理的动物。这些颇具新意的诠释,既有益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充分评价古代人类精神觉醒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而巨大影响,又有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来思考和寻觅古代东西方文化发展嬗变的轨迹,及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走向与趋势的影响。由于史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千姿百态的人类历史,因此既需要研究者具有恢廓的视野、创新的意识,又要有学贯中西、通古明今、一专多能的渊博深厚的学术基础。作者之所以能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进行不同视角和层面的比较与研究,进行贯通古今的探赜索隐和镜考源流,以及翔实精湛、富有哲理的论述等,无一不是得益于渊博精深的学术基础。作者不仅对逻辑学和哲学始终情有独钟,于语言文字亦用功甚勤,非但精通英、俄、德等语言,对古希腊文、拉丁文也有较深的造诣,同时复以考据学和文献学见长。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条件,作者才奉献了如此精美的学术精品。最后还需特别提及的是,作者认真谨严、精益求精的学风值得称道。本书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来的第一部专著,是作者呕心沥血、厚积薄发的结晶。诚如作者所言:“我觉得,这些文字的是非得失,要请同行学者和读者朋友们多加指教;而我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即这些文字没有一篇是未经长期准备和思考就率尔操觚的。”(第611页)这同时下那种浅尝辄止、急功近利、轻率为文的浮躁学风,以及盲目地贪多求富,甚至以所谓“著作等身”相炫耀的浅薄无知相比,实难同日而语,足以加惠史林,泽及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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