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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正是因为自我抹杀（有时甚至是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蒋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须甘当“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结果是，自我抹杀，乃至于完全丧失自我却使戴笠通过掌有秘密权力，反而为他打开了自我扩张的大道。 本文摘自：《历史的脸谱》，作者：叶文心 翻译：张和声，出版社：《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1932年，在南京近郊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山陵，蒋介石授命戴笠组建特务处。蒋以黄埔军校前校长的身份教导戴笠在组建特务处时不妨读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这类传统的历史小说，以便从中得到启发。 戴笠坚持必须建立与忠孝仁义传统信念相吻合的组织体系，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观念，他对部下说“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我们的同志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以互忠互信为纽带。” 特务处的核心组织为蓝衣社，由“十人团”组成，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六期同学。从1932年到1937年，这些老同学在戴笠的领导下，靠一笔经费在南京一个特别的办公室里共同生活。他们把这当作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结拜兄弟。这个团体带有平等主义色彩，戴笠虽然是领导，也不过是平等兄弟中的一个带头人而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务处工作量大增，其机构大为扩张，到1938年就变成了军统组织。军统的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成员多为军统训练班的毕业生。军统局聘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人报务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准军事的秘密特工部队均配有美式装备。结拜兄弟之间的习惯用语和古代武士的悲壮气概依然激励着敌后地下特工站英勇奋战。 军统局的科层化使工作关系得以正规，但是它并没能取代以往的兄弟义气，也没有改变戴笠的政治文化观念。戴笠给军统内刊题名为《家风》，俨然以家长的身份办理局务。军统组织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个人行为严加约束。他援引《汉书》中的名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禁止部下在抗战时期结婚。他制定纪律严禁吸烟、赌博、打麻将之类的不良行为。违犯内部纪律的人通常被单独关禁闭，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违犯局规遭到处决。这种死刑称之为“殉法”，是一种“殉难”的形式，以确保军统局内部严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军统的同志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他不断提醒他们，加入秘密组织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做出完全的牺牲，就像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力行社“革命战士”那样。 戴笠承认他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个人忠于领袖蒋介石的绝对重要性。这样，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主子的要求，甘为领袖效犬马之劳。 如此强调上下级之间这种垂直的忠诚，也就意味着同志之间横向的手足情义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务处内部也是如此。虽然家族内的父子之道与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必相悖，但考虑到像这样一个中国秘密机构的性质，要在垂直的忠诚和横向的义务关系之间摆正轴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义。忠孝之道，走向极端就会在领导和集体面前彻底抹杀自我。兄弟情义，则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乃至于自主。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观念其潜在的自相矛盾看来是理不清的。 正是因为自我抹杀（有时甚至是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蒋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须甘当“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结果是，自我抹杀，乃至于完全丧失自我却使戴笠通过掌有秘密权力，反而为他打开了自我扩张的大道。这种做法所付的代价和所得的补偿都相当大。结拜兄弟之间的行为准则与家规族法的内在矛盾，横向的义气与垂直的忠孝的内在矛盾会导致一种模糊的关系，产生不同的秩序问题。 总之，戴笠是利用这种模糊关系的高手。他是军统局内务的主要仲裁人，他对局规的解释对部下可谓是生死攸关。但是兄弟义气本身对他那种生死予夺的权力也有一定的约束。其约束力体现在戴笠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背信弃义。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有充满神秘色彩和英雄主义的刘戈青事件，另一方面又会发生双重或三重的叛逆行为。这一事件使戴笠处理部属行动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