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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王辉 为什么一些民族联邦制国家幸存下来，而另一些却瓦解了？对前苏联而言，这个难题尤其严峻：多族群的（multiethnic）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变革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然而多族群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以下简称"苏联"--译者注）却解体了。苏联与俄罗斯的关键区别在于民族联邦制度（ethnofederal institutions）的设置。苏联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core ethnic region），即"俄罗斯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它是一个单一的地区，其人口数量远远多于联盟的其他任何地区。这个核心族群地区促进了双重最高权威（dual sovereignty），加重了少数族群地区（minority-group regions）对安全的担忧（security fears），也促成了对一个独立于更大的苏维埃国家的俄罗斯的"想象"（imagining）。俄罗斯联邦没有一个单一的核心族群地区，取而代之的是57个单独的州（province，直译为"省"）。这一制度设置给予俄罗斯中央政府一种重要的能力去阻止那种瓦解联邦的离心力。这就为其他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设计联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为什么多族群的俄罗斯联邦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变革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而先于它的多族群的苏联却在首次差额选举后不到三年就戏剧性地解体？尽管俄罗斯在1991年只是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但是它的后苏联阶段却与曾经的苏联有着惊人的相似，因为在2004年中期它包含了覆盖53%的国家领土的大约32个族群性定义的地区。此外，作为苏联最大的一部分，俄罗斯也经历了伴随苏联从共产主义统治变革时遇到的同样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这个难题更加惊人，因为在1989年到1991年摆脱了共产主义专政政权的其他联邦国家也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的方式，而南斯拉夫以破坏性的暴力方式。[3] 确实，在1991年及其后最初的几年，很多观察家的确预期俄罗斯联邦会像苏联那样沿着族群边界（along ethnic lines）解体。[4]一些观察家觉得"族群解体"（ethnic disintegration）的单一进程不会因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而停止，并会击败俄罗斯及其他少数族群命名的子单元。车臣（分离主义）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常态，而非例外。然而，俄罗斯在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已作为国家存在了十多年。 这个难题的解答，对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双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联邦制--各地区被特意与特定族群相联系的联邦政治体制--作为调和民主制和族群差异的途径为政策制定者所频繁推荐。[5]世界上很多在地缘政治上最重要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印度、尼日利亚和俄罗斯--采用了民族联邦制的结构设置。尽管中国和巴基斯坦不是民主体制，也萌生着民族联邦制的结构设置。苏联的灭亡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几乎同时解体，使很多人怀疑民族联邦制自身是其原因，因为在每一个例子中，解体都是在几乎刚刚建立了民族联邦制体制后发生的。[6]这确实是令人担忧的可能性：现存的和萌芽中的民族联邦制国家是否正坐在一枚制度性的定时炸弹上，而这一套政治结构不可避免地不断提升族群间的紧张度直至爆炸？因此，尽管在岱顿协定（the Dayton Accords）之后混乱的波斯尼亚采取了松散的民族联邦制体制，但是，国际社会的很多政府并没有勇气呼吁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ism"）之后用民族联邦制手段来解决其国家建设问题。[7] 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通常关注到像捷克斯洛伐克、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等案例，一直强调民族联邦制瓦解国家的可能性。[8]其他人往往呼吁把注意力转向印度、瑞士和西班牙等国家，他们谈的更多的是民族联邦制在分化的社会中支持民主制的能力。[9]还有一些人给出其他的解释，但是没有人声称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10]就这一点而言，俄罗斯-苏联的对比也许尤其可以揭示更广泛的模式。两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们可以排除掉很大一部分假设。 我认为苏联和俄罗斯的关键区别在于民族联邦制度的设置。苏联的特征之一就是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即"俄罗斯共和国"[11]，它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联邦制地区，在人口数量上具有明显优势，拥有联盟的多数公民。因为核心族群地区促进了双重最高权威，加重了少数族群地区对安全的担忧，也促成了独立于联盟的核心族群认同的"想象"，所以它倾向于促使国家解体。对于苏联来讲，这一设置证实了一个致命的结合。在俄罗斯，恰恰相反，这里没有核心族群地区。尽管俄罗斯人组成了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但是根据2004年中期的情况看，他们并不拥有令其自身占优势地位的单一地区，而是被分成了57个州，与另外32个被指定为少数族群家园的地区共存。这一设置使得俄罗斯中央政府有强大的制度性能力来处理那些与族群性（ethnicity）和联邦制有关的离心力。 俄罗斯幸存的谜题 针对俄罗斯幸存下来而苏联解体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种种解释。通过简单的回顾，主要有以下几点： 区域自治的水平。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Mikhail Alexseev）, 盖尔·拉皮迪（Gail Lapidus）和爱德华·沃克（Edward Walker）认为俄罗斯之所以更倾向于幸存下来，是因为相比于在1991年成为独立国家的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族群地区（被称为"共和国"和"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s/districts）"）被赋予了更少的制度性资源和正式权力。然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Alfred Stepan）却认为几乎相反的结论也许是正确的，即，俄罗斯幸存下来恰恰是因为权力的分散 （the dispersion of power）在正在形成的联邦秩序中产生了既得利益。[12] 意识形态。史蒂芬·汉森（Stephen Hanson）认为，与俄罗斯不同，苏联被不为人们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深刻影响，因此（a）导致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没有能够认真对待族群问题；（b）联合了"族群"和"公民"两方面的民族主义者来反对苏维埃统治；（c）使得人们在概念上可以把"俄罗斯"和以意识形态定义的苏联区分开来，促进了俄罗斯脱离苏联；（d）助长了反共产主义的西方国家支持分裂主义者的运动，尽管此类支持并不总是完全的或者开放的。[13] 贿赂。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之所以成功地保持了完整，部分是因为以下十分明晰的政策，即，或者奖赏忠诚的地区、贿赂闹事的地区，或者通过经济转移（economic transfers）、特殊的双边条约等方式来策略性地收买特定的州，以破坏地区间的合作。[14]而苏联没有这样的政策。[15] 国境线。拉皮迪（Lapidus）和沃克（Walker）指出与俄罗斯相比，苏联的少数族群地区拥有更长的国境线。[16] 少数族群人口规模。拉皮迪（Lapidus）和沃克（Walker）观察到，俄罗斯联邦人口中有85%是俄罗斯族人，而在苏联总人口中俄罗斯族人仅超过50%，这样就导致了脱离联邦的事情，在俄罗斯相比于苏联更不容易发生。他们指出，在俄罗斯联邦现有的21个民族共和国中，非俄罗斯族人仅在其中的5个中占据人口的多数。[17] 独立的历史。一些分析者指出，一些苏维埃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在20世纪曾是独立国家。[18]在俄罗斯联邦的共和国中，只有图瓦在几乎同样的时期内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是独立的国家。 经济发展的模式。亨利·海勒（Henry Hale）和赖因·塔格派瑞（Rein Taagepera）将经济作为把俄罗斯区别于前苏联的众多因素之一。总体来讲，相比于苏联的最重要的少数族群地区（尤其是乌克兰），俄罗斯联邦的少数族群地区经济发展往往较慢。[19] 尽管这些分析者突出了俄罗斯联邦和苏联之间重要的区别，并且对国家的幸存和解体有影响，但是对少数族群地区政府要求独立或自治的水平的决定因素，只有汉森（Hanson）给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断言，即苏联的少数族群地区要求国家解体（通过渴望独立来表达）的水平高于俄罗斯联邦的少数族群地区。这样的解释也许是我们寻找的答案的一部分，因为如果苏联的所有组成单元都曾经全力地致力于它的完整性，那么很难想象苏联会解体。 然而，这些少数族群要求的诸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者相互组合，让然都不足以导致苏联的解体，因为它们没有一个捕捉到了真正导致苏联解体的机制。正如在研究苏联解体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所广泛流传并几乎无异议的观点那样，仅仅是在核心的俄罗斯共和国与两个少数族群加盟共和国共谋瓦解苏联之时，苏联才解体。[20]少数族群分离主义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苏联的解体，因为，恰恰是核心地区走出了瓦解联盟的决定性一步，然后赋予其足够的力量让它有效。更进一步说，很多少数族群地区，例如白俄罗斯和中亚共和国并没有期望过联盟的解体，它们只是在俄罗斯共和国基本上把这一想法强加给它们的时候，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一想法。即使是俄罗斯在瓦解苏联方面的关键共谋者乌克兰，在1990年以前大多数的专家也视其为相对支持联盟的地区，[21]乌克兰只是在俄罗斯共和国宣布独立后它才宣布了主权独立。[22]因此，俄罗斯在摧毁苏联时所扮演了活跃的、甚至是主要的角色，这一事实挫败了"少数族群独立要求"（"minority demand"）的解释，并且表明，关注多数族群的理论（a majority-focused theory）可能与实际情况更相符合。的确，上述的很多理论都认为俄罗斯族在苏联是联合而非分解的力量，而这与苏联的实际恰恰相反。因此，如果将俄罗斯的幸存归因于俄罗斯族人占俄罗斯联邦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占少数族群命名地区的人口的比重都远远大于苏联，这一观点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是这也令人疑惑：如果"俄罗斯人"一般扮演的是维护联盟的力量，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将最后的木桩插入苏联的心脏？ 以上解释中，唯一捕捉到"核心地区反联盟行动"作为解体原因的汉森（Hanson）的解释，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尽管这样想，很有可能是合理的：即戈尔巴乔夫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他采取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并且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促使俄罗斯去反对中央政府。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为什么这样的因素不是简单地削弱苏维埃政权或者以一种更加普遍的政权更替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彻底地摧毁整个联盟国家。 一个新的理论，不需要推翻其他理论并取代它们作为某一事件的主要解释。倒不如说，这个新理论也许比其他理论更加基本，因为它实质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观察到相关事实的其他理论也是正确的。这些事实，也许是其他案例国家，或者在原初案例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要而直接相关行为的后果。这个新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简约，也代表了一种进步。我的理论并不否定最强有力的"少数族群独立要求"说，而是指向那些能够说明不同核心族群行为有所差别的简单制度设计特征。这样，反过来解释了其他理论家提出的影响因素之所以具有解释力的原因。因此，我的解释不仅只是说明苏联解体而俄罗斯幸存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而且也旨在说明没有被已发表的理论充分阐释的核心族群（俄罗斯）的一系列行动。 核心族群地区与民族联邦制国家的解体 相比于没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的国家，拥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体制有着更高的国家解体风险，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23] 1. 双重权力（dual power）。核心族群地区能够形成与中央对立的权力，从而破坏联邦国家的稳定。 2. 对安全的担忧（security fears）。核心族群地区能够产生或者加重少数族群地区的对自身安全威胁的担心。 3. 共同体的想象（community imagining）。核心族群地区能够促进一种独立于联邦国家的"核心族群"政治身份认同（identity-based）的概念化。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不断指出，"双重权力"会引发变革。[24] 当第二个权力中心宣称拥有与联邦国家相匹敌的对人民的最高权威，并且这个敌对的中心没有被立即平定时，国家就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如果民族联邦制体制将人口上占统治地位的族群固定在单一的核心族群地区，那么，那个核心地区就是一个天然的、预先形成的、强大的索要国家主权的潜在对手。相反，当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族群地区被分成若干地区，它的成员们在进行集体行动以给国家带来双重权力威胁时，就会面临重要障碍。 核心族群地区也会造成少数族群地区对自身安全的显著担忧。这样一个核心地区往往会被认为拥有比中央政府更狭隘的本族群导向的利益诉求，并且少数族群更可能会认为这一核心地区会对中央政府产生不成比例的潜在影响。核心族群地区也被认为有能力以单方面的行动来直接威胁少数族群地区，同时破坏中央政府满足少数族群地区利益的努力。把核心族群地区进行分解，就会减轻这些担忧。通过凸现核心族群内部不同区域的利益差别，通过对核心族群影响中央政府或者直接危害少数族群地区利益的行动制造障碍，有可能实现核心族群地区的分解。 最后，当存在一个核心族群地区的时候，就非常有利于那个地区的成员（区外的人也如此）去想象一个与其边界和制度一致的单独的"族群"国家（"ethnic" state）。[25]相反，把这样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分割成几个部分，就撤销了政治活动家以领土为基础的关键制度性资源，从而使以核心族群地区为背景的身份认同构建变得更加复杂化。从后者的情况来看，要为任何新近萌生的独立核心区域国家（independent core region state）创建一个全新的"中央"制度，政治活动家面临着巨大挑战。 这一论点让我们立即面对一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推理"的挑战。一切支持因果律的尝试都基于反事实的断言；"A引起B"，即是说如果排除A，并且保持其他任何条件不变，B就不会产生。[26]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重新运行（re-run）历史"来检验这一论断，但是通过比较在环境因素方面相似的案例，我们可以尽可能采用类似于"受控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一些因素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和苏联的案例为上述的论点提供了影响力，因为它们控制了包括地理、文化、历史和转型背景等众多环境因素，同时在关注的关键因素上呈现多样性--苏联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而俄罗斯没有。[27]因此，这一结合的事实--苏联解体而俄罗斯幸存--确实具有启发性。然而，仅仅这一观察也至多是启发性的，因为即使这一情境被高度控制，但是它也不能被完全控制。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展示不仅最终结果与理论论点相一致，而且在可观察到的事实洪流中的无数细节与从理论论点中衍生出来的假说相一致，那么对这两个国家的比较会更加引人入胜。[28]如果这一因果关系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阐述对其他我们应该关注到的发生在这两个民族联邦制国家中的事情的解释就很重要了。这些假说的一个重要汇集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个因果机制：双重权力，对安全的担忧，和想象的共同体。其他的则包括这些假设机制的推论，而这些推论与可观察到的事件或者相符或者相悖。为了开始更系统地思考这些检验，不仅辨认出包含其中的反事实的论断，并且将它分解为聚焦在特例上的反事实成分，这将会是有益的。这样做转而会使可被检验的具体而重要的假说大量出现。上面展开的理论暗示了以下聚焦特例的反事实观点： l 如果苏联的俄罗斯共和国曾经被分解为大量的更小单元，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l 如果俄罗斯联邦用一个单独的共和国而不是如它实际设置的57个"非族群"地区（本文简称为"行政主体"（oblasts，其下设有州））[29]来代表俄罗斯族，俄罗斯的稳定性将会大大降低并且更容易解体。 通过检验起源于这两个观点的假说，我们更加有信心来讲，这个理论的逻辑解释了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命运的重要对照。[30] 苏联 在这一部分，我试图论证苏联的核心族群地区俄罗斯共和国因果性地卷入了苏联解体过程。然而，我也批判性地指出，假如这些行动是被一系列分离的俄罗斯地区（州）所尝试，并没有一个联合性的"俄罗斯共和国"制度结构，那么，这些核心族群地区采取的颠覆联邦的行动就不会威胁到联邦了。（在接下来要研究的俄罗斯联邦的案例中，这一断言甚至会更加有力，因为它几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具体来讲，如果俄罗斯共和国分解为一些俄罗斯地区，那么这个联邦国家就会更少被双重权力、安全威胁和想象的共同体等问题所威胁： 双重权力。如果戈尔巴乔夫的强硬派对手（hard-line opponents）感受到的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当局的威胁再少一些，那么他们就更可能不去发动1991年的8月政变。假如政变被视为必须的行动，它就更有可能成功地保卫联邦，而不会遭到统一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抵制。 安全威胁。如果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迎合那些主要的不满的共和国（尤其是乌克兰），同时规避强硬派政变的威胁，就会更容易避免这些共和国脱离联邦的行动。主要的共和国在1991年8月以后也会更容易同意重组苏联。 想象的共同体。俄罗斯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在创造一个可以威胁苏联以取代它的独立的俄罗斯的想象时，将会更加困难。 尽管俄罗斯的行动被广泛地认为应对最终打倒苏联负责任，但是他们并不是想摧毁联邦，而是试图以对俄罗斯更有利的方式重建它。苏联体制曾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disadvantage），试图以此获得其他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更重要的那些民族的支持。[31]因此，与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不同，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自己的科学研究院和大学，并且缺乏其他关键的苏维埃政权机构。然而，最重要的是，基于（资金与财富）转移（transfers）的市场评估的可靠分析显示出，尽管其他共和国声称俄罗斯在剥削其他加盟共和国，但是俄罗斯却是对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净捐赠者（net donor），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为它们供给石油和天然气。[32] 这一补贴就允许克里姆林宫将财富转移给发展最慢的中亚共和国，使得它们相对于像阿富汗这样的邻国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大量行动，都可以被理解为试图永远地纠正俄罗斯在人口和疆域上的统治地位与在经济政策方面所感知到的劣势两者间的不公正差异。 俄罗斯共和国发起的对最高苏维埃挑战的关键性改革，是1990年3月引进了共和国层面的选举。这一选举突然使俄罗斯领导人可以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负责，而无需考虑共产党领导层（正如上面所指出，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俄罗斯共和国党组织）。由叶利钦领导的新选举出来的俄罗斯议会采取措施，以期用其自身对共和国领土的管辖权来取代苏维埃机构的管辖权。在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宣布拥有共和国的所有资源，同时声明俄罗斯法律对任何与其矛盾的苏维埃法律具有优先权。[33]这一文件并不是叶利钦人格魅力或者好斗性格的结果--相反，它来源于上面所提到的俄罗斯领导人面对的真实的动力。叶利钦只是在前一个月勉强地被选举为俄罗斯议会的领导人，这一结果甚至是在第三轮投票才得出的；他并没有推行一个未被广泛支持的法律。事实上，是叶利钦的保守派共产主义者前任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向议会提交了国家主权宣言的第一份草稿。沃罗特尼科夫宣称，尽管仍然是在苏联的体系下，但是除非俄罗斯拥有独立的真正属性，它才有希望强大起来。[34] "俄罗斯"主权宣言和俄罗斯选举，以及随后伴随追求主权的行动，是促成独立于苏联的"俄罗斯认同"的关键因素。[35]在他竞选并成为俄罗斯共和国首脑后的行政活动中，叶利钦野心勃勃地采纳（adopt）和改写（adapt）了非苏联的俄罗斯象征。[36] 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描述了俄罗斯的这一变化。他指出，迟至1989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作家、苏联议会成员瓦伦丁·拉斯普丁（Valentin Rasputin）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原因在于他在一次立法机关的会议上强烈地呼吁，"也许应该离开联盟的是俄罗斯"： 这些话曾被吹毛求疵地讲出来，意图就是想强调这样的发展方向是多么荒谬。但一年后，俄罗斯宣布了主权独立，而一个单独的政治存在就让俄罗斯不再显得那么荒谬了。[37] 同时，1990年春天的选举给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带来了新的声音。戈尔巴乔夫提出新"联盟条约"--组成苏联的根本性条约--作为回应。尽管戈尔巴乔夫证实了他竭尽全力去平息少数族群共和国的独立意愿，但是他发现，自己为挽救联盟所做的努力总是被俄罗斯这个多数族群共和国所阻碍。俄罗斯最初要求由各共和国之间自己协商这个条约，而无需中央政府的介入。俄罗斯领导人试图贬低联盟在国防、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上的责任。[38]俄罗斯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改革计划--500天计划，而这一计划显然要求戈尔巴乔夫赋予共和国大大超过他想给的自治权。[39]当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一计划后，俄罗斯领导层决心先斩后奏（fait accompli），这样苏联"中央"就只能放手让各共和国自己去施行经济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彻底破坏了苏联的银行系统，并且向苏联中央政府在俄罗斯境内的经济资源产权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40]这就削弱了戈尔巴乔夫影响那些难以驾驭的共和国并向他们提供资助的能力，阻碍了他在挽救联盟时的努力，而且破坏了他的诺言的可信性。"俄罗斯"是一个单一而巨大的行政单位而且是个内部可以协调的地区这一事实，令俄罗斯的大量行动成为可能，也使俄罗斯的威胁确定无疑地破坏了中央机构的权威。 在1991年8月政变期间及其后，俄罗斯共和国扮演了对联盟最具破坏性的角色。苏共中央的强硬派之所以试图发起政变，部分是被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让权的行为所激怒，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苏联的制度性挑战。内阁总理瓦伦丁·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也参与了这场政变，他引证了无数例子来为这场失败的政变辩护，那些例子都表明了俄罗斯的破坏性行动以及它凭借着自身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向苏联制度构成的挑战。俄罗斯共和国不仅通过破坏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等方式来摧毁苏联政府的经济权威，而且"与苏联政府在所有问题上的对话都是要使俄罗斯政府取代苏联政府。"[41]同样地，被广泛认为是政变幕后主谋的卢基扬诺夫（Anatoly Lukianov）也争辩道，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决定性地置苏联于解体的路上。[42]西方的分析者也指出，国内最大的一个共和国提出了主权宣言，大大降低了其他共和国宣布独立的风险，因此，触发了一系列被称为"主权大检阅"（parade of sovereignties）的行动。[43]在叶利钦的带领下，俄罗斯也利用其制度性资源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让他对强硬派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而这就使得戈尔巴乔夫难以实施他那具有标志性的、微妙的政治伎俩，[44]即在改革体制过程中，既不失去改革者的支持，又不激怒强硬派以防被其所弹劾。 另外，俄罗斯共和国当局所提供的制度平台以及1991年6月共和国的总统直接选举所授予的合法性，允许叶利钦能够动员民众抵抗政变，并且有效地分裂了苏维埃军队，最终使得苏联宿命般地无所作为。[45]刚一收到8月19日政变的消息，叶利钦就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的呼吁，给政变贴上"非法"的标签并且号召地方机关追随俄罗斯（而非苏联）宪法以及俄罗斯总统法令。他动员了反政变武装力量进入俄罗斯"白宫"，并且安置他们在"白宫"周遭（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入住在那里），同时发表法令，呼吁俄罗斯领土上的军队的所有部队、克格勃、内政部和国防部接受他的领导，号召军人和政府官员效忠新的俄罗斯军队首脑科别茨（Kobets）将军。[46]同时，他也成功地获得了无线电通信的渠道，并且通过苏联最大的一份报纸《艾泽斯提亚报》（Izvestiia）发表了以上呼吁。[47] 由于这些努力的合法性仅仅来自于核心共和国俄罗斯的首脑，所以它们难以在苏联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但是它们在推翻政变和分裂苏联军队方面取得了足够的成功。 密谋政变的那些人迅速发现，他们的成功取决于打败叶利钦领导的反政变的俄罗斯政权的根基。他们拟定了被称作雷霆行动（Operation Thunder）的计划，试图憾动当时被成千上万的叶利钦支持者包围的白宫。[48]叶利钦的呼吁使得军队和内政部队的关键部分，甚至克格勃的模范单位也拒绝遵守（甚至先发制人）中央要求逮捕叶利钦以及向反抗者进行攻击的命令。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将军甚至建议叶利钦应该宣布控制俄罗斯境内的所有苏维埃军队，而不是通过号召战士拒绝服从密谋政变的人来促进反抗。这是一个合法的策略，只是无论它多么明智，对于一个州的领导者来讲都不适用。[49]尽管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服从苏联的军官似乎会让叶利钦全权控制自己，但是，他们对中央苏维埃指挥机构的背叛破坏了苏联的制度连贯性，因为再也不会出现一个能够控制整个苏维埃军队的人了。虽然俄罗斯在1991年9月9日废除了大多数在政变期间颁布的法令，但是，对这个强制的联盟当局的损坏已经完成了。[50] 俄罗斯共和国不仅仅创造了致命性的双重权力的格局，锻造了独立于苏联结构的"俄罗斯"身份认同，而且其领导层发表了煽动性的宣言，并且采取威胁乌克兰的行动，从而加速了后者脱离联盟，而正是乌克兰脱离联盟的行动才最终触发了苏联最后的解体。八月政变确证了乌克兰的担忧，即戈尔巴乔夫许诺的安全和平等等都是不可靠的。正如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在他的传记中明确表示的那样，不存在任何保证，表明强硬派在将来可以重组并且发起一个更加成功的镇压。[51]尽管政变削弱了苏维埃军队的力量，从而给了乌克兰脱离联盟所需的机会，但是乌克兰没有选择立即宣布独立。相反，它宣布将根据当年12月1日的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独立。 看到叶利钦曾经支持其他共和国追求主权的行动，以此来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权，他的"盈"和戈尔巴乔夫的"亏"增加了乌克兰的担忧。叶利钦英雄主义立场创造了新的权力现实和道德权威，推进了俄罗斯的代表们来统治临时机构，并执管苏联。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叶利钦的总理伊万·西拉耶夫（Ivan Silaev）成为了这个新临时政府的首脑。尽管乌克兰总统不能依靠走下坡路的戈尔巴乔夫，但是这些事件也给了他足够的理由，对这位看起来无法预测而且变换无常的叶利钦甚至给以更少的信任。因此，在1991年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拉夫丘克提醒大家注意俄罗斯后政变时期的"欣狂"以及伴随其中的"对某一个体或某一民族的价值的夸大"。他尖锐地质疑俄罗斯主导的过渡机构是否能够"保卫其他共和国的利益"。[52]此外，在乌克兰就其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两天之后，叶利钦的新闻秘书同时也是他的副总统威胁说，如果乌克兰坚持到底要脱离联盟，俄罗斯就提出领土要求。[53]乌克兰的领导人利用这些事件来为赞同独立的全民公决提供支持。[54]克拉夫丘克将叶利钦的俄罗斯视为只关注自身利益（in its own right）并具有威胁性的帝国主义，而这一威胁仅仅因为它与苏联中央政府的斗争而暂时地转移了目标。[55]假如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是被许多较小行政地区所替代，"俄罗斯"就无法如它实际所做的那样，用制度性的手段来接管联盟政府的各项职能，同时有效地排挤掉其他共和国并为他们的独立之磨提供面粉。此外，因为俄罗斯共和国有能力迅速将联盟军队重组在其羽翼下，并且在其手中肯定拥有大量的其他全国动员资源，而几个小行政地区的领导人的领土要求则不可能像俄罗斯共和国那样对乌克兰造成那么大的威胁。 最后，正是俄罗斯共和国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即使在乌克兰已经脱离了联盟以后，俄罗斯也不再试图保留"残存的苏联"。当乌克兰于1991年12月1日通过全民公投，确实宣布独立时，一个"被严重削减"的苏联仍然可能被拯救下来。由哈萨克共和国的领导人纳扎尔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带领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们继续号召维持联盟；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也的确要求更紧密的整合。但是，俄罗斯在和乌克兰做最后的努力试图挽回一些志愿性联盟形式的时候，却相反地选择了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道建立一个模糊的、非绑定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管先前的15个苏维埃共和国是否愿意，它们都将有效地确保完全的独立。鉴于这个决定矛盾的本性以及当时很多俄罗斯的地区领导者保守的本性，简直难以相信一大批俄罗斯各州的首脑会对这一法令达成一致，各州首脑的集团当然也不可能有能力拥有俄罗斯共和国当局拍板定案的效果。 总之，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事件的考察，明确反映出，统合的俄罗斯核心共和国的存在对苏联的解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共和国凭借其制度性的资源和权威，削弱了苏联的实力，使戈尔巴乔夫没有办法既自主地筹备一个可运转的新联邦，又避开潜在的左和右的反叛者。俄罗斯共和国的制度性统合，使得叶利钦能够侵蚀掉苏联的体系，成功地挑战戈尔巴乔夫权力的合法性，破坏戈尔巴乔夫与强硬派的政治平衡行动，分裂苏维埃军队和政治体系，在八月政变以后将乌克兰从重组的联盟里吓走，并且阻止乌克兰独立后残存的苏联进行重新建构。如汉森（Hanson）所讲，叶利钦也证实自己可以建构一个区别于苏联的"俄罗斯"认同，如何定义这个认同，部分地是通过与意识形态上"被玷污"的苏联相对立来实现的。[56]如果一系列的州取代了俄罗斯共和国，那么非常有可能，上面的任何一点都不会获得如此的成功。当我们思考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的时候，这一点甚至就会更清楚了。在俄罗斯联邦，确实以一组州代替了原来苏联体制下的核心"俄罗斯共和国"，所以俄罗斯尽管面对着非常相似的压力，它却稳定得多。 俄罗斯联邦 当然，我们可以轻易地指出俄罗斯幸存的事实，并且将其与苏联解体相对照，从而表明这些案例与上面详细阐述的理论相一致。确实，俄罗斯联邦没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相反，它拥有32个少数族群地区（共和国，自治区（autonomous district）和自治地方（autonomous region）），以及57个俄罗斯人占主体的行政主体。[57]但是为了进一步开展因果分析，我为下列假说引证了强有力的证据： 双重权力。如果俄罗斯联邦有一个统合了俄罗斯人的核心族群地区，这个地区就会以曾经俄罗斯共和国挑战戈尔巴乔夫的统治同样的方式来挑战叶利钦的权威。对联邦权威这样的挑战，将很有可能比其他任何实际发生的挑战都更有效果。 安全威胁。如果存在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与联邦政府所代表的利益相比，它将很有可能代表更狭隘的"俄罗斯"利益；而且与独立表达各自观点的57个行政主体领导人相比，它对少数地区人口来讲将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此外，如果核心族群没有被俄罗斯制度性地分割为多个地区，俄罗斯的总统将会发现用迎合（accommodative）策略来笼络关键少数族群地区，同时用分而治之（divide-and-conquer）的方法来离间各行政主体，以这样的策略来解决威胁少数族群地区的潜在的安全问题，会有更大的困难。 想象的共同体。如果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取代了俄罗斯的57个行政主体，那么由叶利钦以及他的接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所推行的"俄罗斯领土认同"，将会在俄罗斯联邦经受更大可能的挑战。这一挑战的形式，将是基于这些行政主体现在所占有的领土（即假定的"核心俄罗斯地区"），并排除少数族群共和国对这些行政主体形成的认同。 为了证明这些假说，我在下面证实了，自从苏联解体尤其是在90年代，与俄罗斯共和国曾经挑战苏联的很多方式相似，俄罗斯联邦下属各行政主体也挑战了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曾经也有联合各行政主体力量的重要尝试。然而，由于缺乏协作，这些挑战都没有对俄罗斯联邦造成真正威胁。此外，联邦政府已证实了其在瓦解集体行动问题上的熟练度，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即"分而治之"。这就是说，对核心族群的制度性分割使俄罗斯联邦中央领导集团拥有足以有效回应族群挑战的自主权。这种回应可以是迎合，也可以是强制镇压--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只能嫉妒这种自主权。 最初，正如在苏联统治时期，叶利钦的俄罗斯共和国总是在资助其他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曾试图纠正这一情境。在90年代及以后，俄罗斯联邦的各行政主体领导者也争论说，相对于以族群定义的共和国（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它们从联邦总是拿到最差的利益短板。[58]据说，相比于各行政主体，（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被给予了更优惠的经济优待，更多的政治自治权以及权力。因此，当时奥廖尔州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联邦委员会（the Federation Council）（直到2001年才包括了所有俄罗斯各省领导人）的主席叶戈尔·思妥耶夫（Yegor Stroev）在他的任期内反复地反对在俄罗斯地区实行"双重标准"，告诫说宪法保证所有地区平等的权利。他宣称，"所有的人都应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得到他们所赚取的，而不能以相互受损为代价获利。" [59]如在苏联后期各族群共和国所做的，一些行政主体甚至将这一抱怨发展到宣称它们自己为"共和国"并要求"主权"。其中最著名的尝试是1993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宣布自己为"乌拉尔共和国"的运动。[60] 在90年代，像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共和国那样，个别州也会频繁地在大范围的政治领域内挑战克里姆林宫的权威。尽管有时候这些挑战意味着填补由于中央政府在处理工资拖欠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危机的无为造成的空缺，但是很多时候各行政主体只是做了它们想做的，根本不顾联邦的权威。[61]一些地区也要求叶利钦辞职或者被弹劾，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叶利钦过去的行为相似。在戈尔巴乔夫手下的时候，叶利钦自己曾不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或者被弹劾。[62]一家权威性的俄罗斯报纸估计，所有地区性法律中，包括调控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政策，有30%违反了2000年的联邦法律。[63] 这样的情节在危机时候到达了顶峰，因为在1998年8月，金融危机导致俄罗斯的GDP在仅仅两个月中缩水18%，迫使中央的政治危机被拖长，而总理也这场危机中辞职。[64]非常类似于在苏联经济危机后期，叶利钦试图将俄罗斯地区的经济揽到俄罗斯共和国的控制中，很多行政主体受1998年8月的危机所激励，也试图推行地方价格限制、对向本行政主体领土外"出口"商品进行制度控制，甚至引进形式比较粗糙的（本地）货币[65]。俄罗斯最大的地区之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领导人讲到，在1998年8月之后曾考虑过采用乌拉尔"法郎"作为当地货币。[66]在1998年9月，当经济仍然处于衰落形势，俄罗斯财政部指出，俄罗斯的89个地区中超过60个已经采取了各自的紧缩措施。[67] 尽管这些行动，以及试图将行政主体转变为共和国的行动，都被视为对中央控制的威胁，但是，各行政主体被分割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在总体上讲不会对联邦统治造成即时的威胁。这就是说，除了中央政府，没有可靠的第二选择，因为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些行政主体缺少这些商品和服务，但它们却没有从克里姆林宫当局那里获得足够的应对方法。假如在俄罗斯联邦中存在着一个核心的俄罗斯族群地区，不难想象它会直接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 事实上，在90年代，这些行政主体确实尝试去集体行动，以纠正它们意识到的错误。一个联合各行政主体的领导人（这里为了方便起见，称为"行政长官"）以争取它们自身利益的早期尝试是"行政长官的联盟"（Union of Governors），这是在苏联解体后组建的。它从叶利钦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些空头支票，同时，也许在敦促叶利钦通过1993年宪法的时候发挥了一定作用，此次的宪法表面上建立了各共和国和各行政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68]叶利钦宪法甚至设立了议会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the Federation Council），明确地代表地方利益。在举行完联邦委员会席位的选举之后，法律被修改，以便使地区领导者自己以及其立法机关的主席，自动成为这一机构的成员。然而，各共和国和各行政主体的领导人却在这一机构中的中心-边缘关系问题上频繁发生分歧。[69] 试图将其自身转变为"乌拉尔共和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甚至一度走得更远，并且将邻近的行政主体笼络到一起组建乌拉尔联合共和国（the United Urals Republic）。 [70]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主体领导人发现阻碍他们进行集体行动的力量太强大了。导致联合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中央政权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在整个90年代，俄罗斯政府部分地通过"收买"棘手的地区以及凭借资源的转移来"犒劳"忠实的地区两相结合的策略以维护联邦。[71]克里姆林宫与各个共和国、行政主体签订"双边条约"的努力，作为一个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专门协议的手段是尤其重要的，叶利钦自认为这一策略有帮助保护联邦的功劳。[72]在1992年2月到2001年之间，俄罗斯中央政府签订了42个这样的双边条约，以及大约200个相关的"协定"，其中很多是与自治州签订的，也有很多是与民族共和国签订的。[73]每一个条约代表着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资源和义务的专门的划定，莫斯科熟练地利用它们来平息潜在的集体性地方行动对其权威和政策的威胁，即使这有时候意味着制裁违反宪法的行为。例如，对双边协定的战略性地使用--"收买"奥伦堡州，确保克拉斯诺达尔不会利用其车臣边界的混乱来威胁中央权威--成功地破坏了乌拉尔联合共和国计划。[74]因此，由于几乎没有地区似乎想要拒绝中央政权提供的有利可图的贿赂，像1996-2001年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奥廖尔州州长叶戈尔·思妥耶夫这样曾有志于联合各俄罗斯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公开反对双边条约就不足为奇了。[75]叶利钦也有能力阻止将俄罗斯领土分裂为行政地区，他通过支持一个关键性的行政长官（例如思妥耶夫）的再选举竞标，可以拉拢这个行政长官不去凑其他行政长官试图阻碍重要的中央新方案（如经济改革）的热闹。[76] 另外，在俄罗斯联邦划分出的这些现存的行政主体，造成了它们相互之间在大量排他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上频繁发生矛盾。这些内部冲突往往压倒了试图对全国性问题建立共同立场的尝试，从而给潜在地挑战俄罗斯联邦权威的地区性集体行动制造出另一重障碍。[77]其中的一个分歧，是在一直是联邦预算净捐赠者的地域广大且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与一直都是净接收者的地区之间产生的。[78]例如，实力强大的地区在1997年阻止了支持联邦委员会的议案，而在1999年批准了一部大大弱化的法律。[79]当政治活动家竞相为1999年俄罗斯议会选举组建强有力的"州长阵营"（考虑到2000年的总统竞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吸引到甚至只是所有的地方行政长官数目的接近值。所有的主要尝试不仅包括了共和国还包括行政主体，因为合作的基础涵盖了像联邦转移政策、自治权、甚至个人或商业纽带的问题。确实，各行政主体本可以通过建立联盟积极地改变其在联邦体系中的位置（从而改变其利益）来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是叶利钦政府通过双边条约、转移支付等方式已成功地打破了它们的潜在联盟。假如这些行政主体已经被联合到一个核心的俄罗斯共和国中，"行政主体"的利益的表达就不会因各地区在其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被那么严重地阻碍。 这一制度性结构和地区性利益的多样性，再加上全局性的"俄罗斯"核心族群地区的缺位，破坏了任何试图建立对仅仅包含各州、而排除少数族群定义共和国的"核心俄罗斯"认同的努力。这一效果如此强大，以至于我都无法找到任何一个例子来表述一个以"联合的行政主体"为边界的、被概念化的"俄罗斯"。这强烈暗示了，相对于原初"俄罗斯"脱离苏联的想法--拉斯普京（Rusputin）在1989年苏联议会上曾对此给与讽刺，在90年代及其后的五年里这样一种意图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讲显得太荒唐了。评论者曾建议俄罗斯摆脱掉车臣或者一些其他麻烦地区，但是仍然引人注目的是，即使面对车臣的挑战，没有任何政治企业家成功地提出这样的建议方案。相反，"俄罗斯认同"，在没有单纯地基于"族群"的标准时，已主要依据整体的俄罗斯联邦甚至苏联的边界所概念化了，[80]尽管在某些情况上，对个别行政主体的认同也很强。[81] "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及为构建以"联合的州"为基础的"俄罗斯认同"所设置的障碍，不仅将叶利钦从他自己给戈尔巴乔夫制造的双重权力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而且使他能够直接与少数族群地区（共和国）达成合作协定并且降低其领导层对安全的担忧。上面提到的这些州的抱怨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仅仅因为一些共和国以限制分裂分子的激进行动作为筹码来向中央要求这些特殊待遇（包括资源和自治权），这些共和国比起很多州能从联邦得到了更好的"待遇"，。[82]赋予少数族群地区特殊的自治权，降低了中央政府食言的制度性能力，增加了共和国抵抗入侵的制度性能力，从而也增加了中央许诺尊重共和国利益的可信度。通过离间各州，叶利钦确保了很多行政主体永远不可能像他曾阻碍戈尔巴乔夫挽救联盟的努力那样阻碍这些（利益）转移和不平等。不同寻常的是，即使出现俄罗斯金融系统于1998年8月的崩溃，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唯一组织了严重的分裂挑战的共和国就是车臣。但是，在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国家而起可以排除苏维埃中央制度干扰的情况下贯彻这些政策时，车臣已经在苏联时期的1991年11月份宣布了独立。无论如何，车臣的独立企图永远都不会严重威胁俄罗斯联邦的统一。[83] 上述的所有发展都为普京总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2000年的选举后，他立即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再集权化"的详尽的改革。尽管叶利钦的双边条约和"分而治之"的方法已经避免了国家的瓦解，但是它们存在很多消极的副作用，包括极不公平的法律空间，似乎各个地区是在内容不同的条款上参与了联邦。由于在混乱的90年代，国家瓦解的威胁被成功地遏制，普京能够利用地区领导人集体行动的问题来慢慢地消减很多被各省所享有的事实上的自治权，通过相互放弃很多双边条约来创造一个总统监督的新局面。后一方面的改革包括成立7个新的联邦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又包含了一些地区，任命7位新的总统代表来监督联邦机构--包括了如检查院和警察局等强有力的机构。普京也软硬兼施地让足够多的行政长官终止了地区领导人自动成为联邦委员会成员的这一惯例，因此，地区领导人可以轻松地聚集起来发起集体性行动的、为数不多的论坛之一就被消除了。他的行政管理也战略性地伸向了行政长官选举，通常使用强制的策略或者寻找办法根据规章细目来取消某个对手的资格，以此排除或者削弱那些棘手的行政长官。尽管克里姆林宫并不总是获胜，但是它已经做得足够成功，以至于大多数的行政长官在是否公开反对中央权威的问题上都要三思而后行。存在着很多地区并且地区存在许多彼此之间的竞争，这一事实大大地降低了克里姆林宫实施这些诡计的风险。这也意味着由一位受欢迎的俄罗斯地区领导人提出的挑战并造成可威胁整个国家的全国性强烈反应的前景已经不存在了。[84]到了2004年，普京已能够将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画上彻底的句号；作为替代方法，将由他来任命地方性立法机构批准的官员。 总体上讲，很多在这一研究领域专家的观点得到有力证据的支持。专家认为，战略性的联邦"转移"和条约政策在90年代保持俄罗斯的完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普京进一步的巩固行动奠定了基础。[85]但是，在比较研究的视角下，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具有的独特制度结构，这项政策才有可能，而这一结构在苏联并不存在。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被统合的核心族群地区俄罗斯共和国的持续挑战严重地束缚住了手脚。相比于后苏联时期的叶利钦和普京，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同样多的选择去实施战略性的既定贿赂，在他可以制定政策的范围内又面临着更大的局限。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核心族群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的问题在根本上讲是一样的，关键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核心族群在克服集体性行动的问题以争取所想要的结果时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制度性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联邦中的分裂的天性帮助确保了其"帝国"的幸存，而俄罗斯民族在苏联体制下的制度性统合则导致了联盟的终结。 影响 我已论证过，俄罗斯之所以在90年代幸存下来而苏联却四分五裂，最重要的原因是后者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作为其民族联邦制结构的一部分，而前者没有。尽管这一论证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全球性的模式尚有待确证，但是在关于联邦制和族群性的文献中频繁讨论到的一些重要案例的调查，具有极高的暗示性。如果一个族群地区比第二大地区多拥有至少20%的全国性人口，或者构成国家人口数量的绝对多数，这一族群地区就可以被认为在人口数量上"明显地占支配地位"（因此构成一个核心族群地区）。[86]根据这一简单的标准，三个被最广泛引用的民族联邦制的"成功案例"--印度、西班牙和瑞士--缺少核心族群地区。[87]此外，被最普遍界定的"失败案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则拥有核心族群地区。[88]尽管这一论点还将需要经过严格的比较性学术研究来建立其可移植性，这一模式构成了初步的案例，案例中强调的逻辑一般来讲是重要的。[89] 就民族联邦制国家的幸存或者解体的可能性而言，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是什么呢？对于研究者，我力劝把注意的焦点从少数族群集团中转移出来，我们需要对占支配地位的族群集团的行为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与中央联邦政府之间、与少数族群地区的互动，予以同样的关注。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制度设计者而言，看到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可能带来的危险，将会为民族联邦制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即在分裂的社会中寻求保持国家统一和建立尚可的民主之间的平衡。尽管存在其他原因来支持或者反对民族联邦制，本文呈现的研究建议不能仅仅因为苏联甚至南斯拉夫和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的惨痛经历就将民族联邦制排除在外。应该被排除在外的是"拥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设计"。此外，与其为了避免失去联邦，拒斥少数族群自治权和实行镇压的政策，联邦当局最好选择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在联邦的"多元化"表现形式。 有核心族群地区的国家并不是全部都会分裂。一些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国家（如比利时）幸存下来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存在复杂的权力共享机制。一些没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国家避免了国家解体，但是继续经历着孤立的分裂主义者的挑战（如车臣对俄罗斯造成的困扰）。强有力的证据也表明，民族联邦制通过"族群"制度化措施一般都会增强族群间的差别。[90]因此，即使采纳了没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试图确保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者应当贯彻额外的策略来促进和平的群际关系。这些策略包括制度性设置[91]、人群之间的动议权（people-to-people initiatives）[92]、社区间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93]。 我希望本文已经详细阐明了，民族联邦制的最佳效果在一些条件下更有可能实现，同时最不稳定的动力性因素也被最小化。我们也许不赞同政治体系将族群认同凌驾于市民认同或个体认同，但是有时候因为族群主导的冲突已经盛行于世，所以集团政治不可避免。尽管有人倡议对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域性集中的集团实行分割（partition），但是分割是一种有问题的替代选择，它总是包含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因为社区之间几乎不会完全分离，并且也几乎不会被简单的可防御的边界所阻隔。[94]此外，令人难以抗拒的国际利益也许会阻碍区域划分。例如，很多人担心，从伊拉克划分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将会导致该地区的不稳定，因为在伊朗和土耳其也存在着库尔德人口，而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强烈反对库尔德独立。如果经过合理设计，民族联邦制可能无需彻底的镇压就可避免国家解体。 我的论文对解决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也有启示意义。例如，如果阿富汗的困境继续下去，而且它的领导人选择联邦制解决路径的话，[95]为人数众多的普什图族（Pashtun）单独创造一个地区，而把其他地区留给其他族群（比如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的普什图地区就会构成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伊拉克的少数族群以及小布什政府的一些官员表示出了对民族联邦制的偏好，将其视为解决族群多样性以及在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地区性集团之间的冲突历史的一个途径。[96]然而，参考苏联的例子，给该国的多数族群（或接近多数族群）什叶派阿拉伯人分出一块单一的联邦领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孤立侯赛因的根基逊尼派人。这样一个什叶派地区将会构成核心族群地区，这就可能启动上面提到的很多问题，即使不会发生类似于在南斯拉夫那样的惨重连环事件， 也会危及国家的统一。 政策制定者和世界领导者能够对他们在今天的欧洲和亚洲面对的主要决定的可能结果获得关键性的洞见。例如，由塞族共和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这两部分组成的脆弱的波斯尼亚联盟，在北约军队撤回时似乎处于解体的危险中。[97] 此外，尽管制度理论典型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包含的国家数目越多，整合的计划就越困难，但是，基于直觉，我的理论为欧盟推荐了一个相反的效应：其成员数量越多，德国就越有较少的可能在行为上像一个核心族群地区或者被视为核心族群地区对待。最后，返回到俄罗斯联邦的案例，这里发展出来的思维逻辑将打消总统普京接受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的呼吁，即戏剧性地减少州的数量，因为这就会使核心的俄罗斯族群集团的集体性行动（并且由此对联邦主权造成集体性挑战）更容易，从而危及联邦。带有悖论性的结论是，这类国家的统一恰恰有赖于维持甚至增加它们的内部行政分区（division）。 参考文献： Alexseev, Mikhail 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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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views on federalism. In De Villiers 1994, 1-29. Yeltsin, Boris. 1994.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注释： [1] 本文英文题目为"The Makeup and Breakup of Ethnofederal States: Why Russia Survives Where the USSR Fell"，刊载于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1 (March, 2005), pp. 55-70。作者Henry E. Hale。 [2]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 [3] Bunce, 1998; Bunce, 1999; Leff, 1999. [4] 例如，Kapuscinski,1994; Lapidus, 1999; Alexseev, 1999; 和Treisman , 1999列举了关于这一观点的其他例子。 [5] 联邦国家是拥有(A)一部联邦宪法，联邦的内涵具体如Riker(1964)所详细说明，"⑴两级政府统治同一土地和人民；⑵每级政府至少在一个行动领域内是自治的；⑶每个政府在其领域内的自治权有一定保障（即使仅仅是宪法中的一个声明）"（p.11）；以及(B)至少足够的民主使得区域自治的概念有一定的意义，包括低于全国国家机构的领土统辖单元的最高级别国家机构的直接普选的任何国家。 [6] 尽管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作为专政国家都存在了几十年，但是每个作为民族联邦制国家（见脚注3的定义）仅仅只有几年，这就是说只在1989年和1990年极小的民主和自治被授予其主要省份之后。 [7] 针对阿富汗建立民族联邦制的呼吁可在Shahrani 2001上看到， 针对伊拉克的在Rubin 2002和 Slevin 2002。 [8] 关于后共产主义的案例，见Brubaker, 1996; Bunce, 1998; Bunce, 1999; Crawford, 1998; Laitin, 1998; Lapidus, 1992; Leff, 1999; Roeder, 1991, 1999; Slezkine, 1994; A. Smith, 1992; Suny 1993。关于非洲的案例，见Mozaffar and Scarritt, 1999; Wamala, 1994. 关于加拿大的案例，见Meadwell, 1995. 对民族联邦制引起的有问题的重要动机的处理，见Snyder, 2000a。 [9] Brass, 1992; Gurr, 1993; Kohli, 1997; Lijphart, 1977, 1995; G. Smith, 1995. [10] Bunce, 1999; Hechter, 2000; Horowitz, 1985; Jalali and Lipset, 1992-93; Kohli, 1997; Leff, 1999; Lemco, 1991; Linz and Stepan, 1992, 1996; Watts, 1994. [11] 正式地讲，该共和国的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 [12] Bunce, 1999; Alexseev, 1999;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Stepan, 2000. [13] Hanson, 1999. 另见Lapidus, 1999 和Alexseev, 1999. [14] Alexseev, 1999;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Lapidus, 1999; Popov 2002; Solnick, 2000; Stoner-Weiss, 1999; Treisman, 1999. [15] Treisman, 1999. [16] Lapidus, 1999;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17] Lapidus, 1999;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18] Lapidus, 1999, 75-76;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19] Hale and Taagepera, 2002. [20] Dunlop, 1995; Hough, 1997; Kotkin, 2001; McFaul, 2001; Suraska, 1998. [21] 见Subtelny, 1994. [22] 在短短的几年里，像乌克兰这样看起来温和的共和国都可以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分离主义地区也警告我们不可低估俄罗斯联邦的族群省份的分离主义的潜力；正在车臣发生的冲突在最低限度暗示着这一潜力的存在。 [23] 关于这些动力性特征（dynamics）的更加详细的理论探究，见Hale 2004。其他作者跟进了相关讨论，如Lemco (1991) 和 Watts (1994)特别指出规模上的不成比例有重要影响，但是是由于很多不同于此处讨论的原因。Elazar (1987) 指出当一个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联邦制往往不会很有成效。Horowitz (1985) 在其对尼日利亚的分析中发展了相似的逻辑(p. 620)，但是他的理论阐释将他带到了别处。 [24] Brinton, 1965; Tilly, 1975. [25] 关于"想象的共同体"及其对国家幸存的重要性，见Anderson, 1991和Beissinger, 2002。 [26] Fearon, 1991; Keohane, King and Verba, 1994. 另见Tetlock and Belkin, 1996; Elster, 1978. [27] 实际上，这是被Przeworski and Teune (1982)所讨论的"最相似"国家的基本方法，并且后来被Keohane, King and Verba (1994)做了具体阐释。 [28] 扩大国家集合也会对检验这一假说增加影响力。在这一方向的首次尝试，见Hale, 2004。 [29] 方便起见，这个术语指的是在俄罗斯共和国和当前的俄罗斯联邦中没有明确族群名称的所有地区，即使其他的类别也在使用（与当前的意义没有实质上不同）：边疆区（krais）和莫斯科、圣彼得堡两个主要城市。 [30] 这一策略是Keohane、King和Verba(1994)所讲的"从一些中得到很多观察"（pp. 217-28）的变体。因此，接下来的经验讨论确实构成了"检验"的报告，因为它不仅报告了在关于关键的自变量的国家结果和国家测量中原初观察到的分歧，而且报告了对附加于原初假说的可观察的推论的经验调查的结果。见Ross(2003)（引用Daniel Posner）。 [31] Pipes, 1964; Slezkine, 1994. [32] Bahry, 1991; Hogan, 1993; Watson, 1994; Dmitrieva, 1992. [33] Bagramov, 1991. [34] Izvestiia, 5.23, 1990, 4; Izvestiia, 5.24, 1990, 2. 关于"最高权威"的模糊性，见Walker, 2003. [35] Linz and Stepan, 1996; Szporluk, 1992; Tuminez, 2000. [36] Tuminez, 2000. [37] Dunlop, 1993, 52. [38] 见，Vedomosti, RSFSR 1990, no. 4, 81-83; 和Izvestiia, 8.2, 1990, 2. [39] Izvestiia, 8.27 1990, 3. [40] 见Vedomosti RSFSR 1990, no. 6, 142; Johnson, 2000; Vedomosti, RSFSR 1990, no. 7, 147,149; Vedo-mosti, RSFSR 1990, no. 10, 173-4; Izvestiia, 21 August 1990, 2; Vedomosti, RSFSR 1990, no. 11, 188-89. [41] Pavlov, 1993, 84. 另见24-26, 79, 83-84, 90-92. [42] 1993年4月23日，作者与知情者的访谈。 [43] Lapidus, 1992; Hale, 2000. [44] Roeder, 1993. [45] Taylor, 2003. [46] Gorshkov and Zhuravlev, 1992. [47] Remnick, 1994, 471. [48] Stepankov and Lisov, 1992, 160-62. [49] Stepankov and Lisov, 1992; Gorshkov and Zhuravlev,1992, 111; Yeltsin, 1994; Grachev, Pavel. 访谈, Sobesednik, 1991.9, no.36,摘录自Gorshkov and Zhuravlev, 1992, 113-15. [50] Vedomosti, RSFSR 1991, no. 37, 1458. [51] Kravchuk, 2002, 106. [52] Solchanyk, 1993, 350-51. [53] Ibid., 351-53. [54] Masol, 1993, 72-74. 1987-90年期间的乌克兰总理Vitaly Masol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是议会的一员。 [55] Kravchuk, 2002, 120-21. [56] Hanson, 1999. [57] 这些数字指的是2004年底以前的情况；2004年底，一系列地区合并的计划开始生效。 [58] Solnick, 2000. [59] RFE/RL Newsline, 9. 18, 1997; RFE/RL Newsline, 7. 18, 2001. [60] Herrera, 2004; Startsev, 1999. [61] Stoner-Weiss, 1999. [62] 例如，见RFE/RL Newsline, 7. 1, 1998. [63] Reuters (Moscow), 14 May 2000, Johnson's Russia List (hereafter JRL). [64] RFE/RL Newsline, 10.20, 1998. [65] 关于这些行动在以下这些州的具体细节：加里宁格勒州（Kaliningrad）, 克麦罗沃州（Kemerovo）, 哈巴罗夫斯克州（Khabarovsk）, 克拉斯诺达尔州（Krasnodar）,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Krasnoiarsk）, 库尔斯克州（Kursk）, 鄂木斯克州（Omsk）, 萨马拉州（Samara）, 斯摩棱斯克州（Smolensk）, 斯塔夫罗波尔州（Stavropol）, 沃洛格达州（Vologda）,和沃罗涅日州(Voronezh)，见RFE/RL Newsline, 9. 9, 1998; Boston Globe, 9. 9, 1998; Boston Globe, 9. 10, 1998; RFE/RL Newsline, 9. 8, 1998; RFE/RL Newsline,9. 22, 1998; RFE/RL Newsline, 10. 26, 1998; 和Wall Street Journal, 10. 16, 1998, Al, All. [66] Interfax-FIA, 10. 9, 1998, JRL 2432. [67] RFE/RL Newsline, 10. 22, 1998. [68] 见RFE/RL [Daily Reports] 13, 1993. [69] Solnick 2000. 关于对联邦委员会更加总体性的描述，见Remington 2001. [70] Herrera, 2004; Solnick 2000. [71] Treisman, 1999; Popov, 2002. [72]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Solnick, 2000; Stoner-Weiss, 1999. 参阅，如RFE/RL Newsline, 10. 31, 1997. [73] Polit.Ru,6. 26, 2001, 13:44. [74] Solnick, 2000. [75]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Solnick, 2000. [76] 关于此的一个例子，见RFE/RL Newsline, 9. 19, 1997. [77] 例如，见时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长的亚历山大·列别德在Delovoi Vtornik的陈述，摘自RIA Novosti, August 18, 1998, JRL 2317. [78] 例如，一些捐赠地区曾寻求在某些领域与政策协调：RFE/RL Newsline, 10. 29, 1997. 这些地区的名单，见the East-West Institute's Russian Regional Report 4 (20), 5. 27, 1999. [79] Solnick, 2000. [80] Tuminez, 2000. [81] Herrera, 2004. [82] Treisman, 1997. [83] Evangelista, 2002. [84] 关于普京的联邦改革，见Reddaway and Orttung , 2003与Reddaway and Orttung, 2004，其中包括一章由这些作者写的关于总统代表和选举的主题。 [85]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Solnick, 2000; Stoner-Weiss, 1999; Treisman, 1999. [86] Hale (2004) 辩护并详细阐述"核心族群地区"的操作性定义，以及其他的关键概念。总结来讲，核心地区的优势越大，上面描述的动力性特征越可能显现；20%是随意界定的临界值，以便于证明这一论点。 [87] 关于它们的"成功案例"，见Brass, 1992 (India); Kohli, 1997 (India); Leff, 1999 (Spain); Lijphart, 1996 (India); Linz and Stepan 1992 (Spain); G. Smith, 1995, 3 (Switzerland); Snyder, 2000b, 274 (India). [88] Bunce 1998; Bunce 1999; Crawford 1998; Leff 1999; Roeder 1991; Roeder 1999; Wamala 1994; Horowitz 1985. [89] Hale (2004)在经验性上建立全球性模式进行了首次尝试。 [90] Bunce, 1999; Crawford, 1998; Leff, 1999; Meadwell, 1995; Roeder, 1999; Snyder, 2000a. [91] Horowitz, 1993; Lijphart, 1995. [92] Kaufman, 2001. [93] Varshney, 2001; Varshney, 2002. [94]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的一个最主要的分区倡议来自Kaufmann, 1996, 1998。对分区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可以在Sambanis, 2000那里找到。 [95] Shahrani, 2001. [96] Rubin, 2002; Slevin,4141424 24343444443434344444343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