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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翻译家吴寿彭先生的遗著《大树山房诗集》，于200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收集了这位被学术界称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第一人”一生创作的450余首诗词，内容涉及其生平游历、时事、交友、感怀等题材，多为五言、七言律诗，也有词赋。吴寿彭先生不仅精通古希腊文、英文等几种语言文字，而且也谙熟中国古代和近代各种文献，旧学功底深厚加之一生坎坷多磨，其诗词壮志凌云又寄趣田耕，含英咀华又饮尽辛酸。手捧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感觉却是沉甸甸的，它使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与吴寿彭为邻的往事。 1969年9月，我家对门的一间不足10平米且黑暗潮湿的房间，搬来了老两口一家。这是文革期间解决住房紧张的一项革命措施，当年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下令让住得宽敞一些的“黑五类”家庭与住得紧巴的“红五类”家庭进行无条件交换，这搬来的这老两口便是带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吴寿彭先生与他的妻子周品珍女士。 这间原本粗陋破败的房间，因吴寿彭先生的到来，以不同于以往的面貌呈现在我这个15岁的少年面前。房间里一个写字台占据了四分之一的面积，一张床铺又用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剩下的三分之一仅可供转身，还要留着地方等冬天装火炉取暖。在我好奇的眼睛里，吴寿彭先生在这间陋室里开始了他的生活。每天早晨天不亮他便起床，俯在摞着书籍的桌子上埋头写作。 不久，在青岛医学院教学的舅舅张文博，得知吴寿彭的学识后非常仰慕，便时常过来跟他学习外语。通过舅舅，我也慢慢地了解到这个面容清癯，态度谦卑的老头儿的真实情况。吴寿彭先生1906年生于无锡，他1926年毕业于现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因其曾在民国政府中任职，1955年6月肃反时被逮捕，后因是技术官员等原因免于起诉并释放。 1957年后，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吴寿彭先生立志于古希腊先哲著作的翻译，连续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1959）、《政治学》（1966）、《动物志》（1979）和《动物四篇》（1984）等著作。 文革期间，吴寿彭当然地成为街道上“造反派”的批斗对象，被迫换房时家里的像样的家具被以极低廉的价格“拍卖”，只剩下一张写字台和床铺等生活必需品。天气寒冷时，吴寿彭先生外出总是穿着一件洗的泛白且打着布钉的蓝布棉大衣，带着旧棉帽，一幅接受“改造”的老实样子。有一件故事至今想起依然好笑。 1972年秋天，柬埔寨流亡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到青岛访问，全市上下忙成一团，街道上也整治环境，要求群众以“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展示形象。街道干部见吴寿彭先生的穿着十分不满，便斥责他穿着褴褛有损于国家形象，勒令他立即换下来。吴寿彭只好翻出“压箱底”的衣服来穿。当第二天吴寿彭出现在院里的时候，街道干部们大吃一惊，只见吴寿彭穿着笔挺的呢大衣，戴着呢帽，派头十足。又斥责他是在显摆“资产阶级”的威风，不让他穿。因吴寿彭先生只有这两身行头，不能“灭资”只好“兴无”了，因那“无”实在是穿不出门，无奈，街道干部只好让他“风光”了几天。等西哈努克亲王离开青岛，吴寿彭先生便又褴褛依旧。他在《大树山房诗集》的《弊襦》（1969）一诗中，曾写过这件破旧的棉大衣： “貂裘故物已亡笥，剩此弊襦护病瘖，风雨又摧茅屋破，披襦漏坐自讴吟。岁寒与尔久相倚，雪夜还将抵重衾。犹有余温胜短褐，正当曝背逞晴阴。” 我们所居住的是位于青岛市曲阜路一所建于20世纪初的四层老楼。吴寿彭住的那间小屋，本来是一间杂物间，窗户与楼上的厕所相见，通风照明条件极差。就在这间陋室里，吴寿彭先生完成了数卷翻译巨著，并以一首《斗室》（1969）抒发心情： “湫街踞斗室，积雪自安眠。亲旧悭来往，人事欣无缠。何以酬衰老，倘遂摒简编。怡情志率真，永此绝文瀚。谁能秉昭旷，随物竞媸妍。内观净哀乐，卒岁得悠闲。罅视澄空阔，浮云任去还。豁然万虑清，六合瞬周遍。嗒焉如丧吾，形器蘧尔捐。” 在《除夕寄思园》（1971）一诗中，他写道： “闹市寓居寄此身，小炉丈室够纩恩。星低黝夜应相念，雪积坊衢默自存。意味酸碱既淡啜，是非今昨休重论。比量旧岁差堪喜，米饭堆盘酒满樽。” 今天捧读吴寿彭先生的《大树山房诗集》，回想与我家门只有两米距离的吴家情境，犹在眼前。那时我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与吴寿彭先生接触颇多。因吴寿彭先生的身份，楼上的一些顽劣孩童，时常来骚扰叫骂这个“黑五类”老头儿。被我遇到便予以驱逐，无形中充当了吴家的“门卫”。因我在家习画操琴，吴寿彭先生颇为喜欢。当时我手头有些看不懂的外国邮票，也时常烦扰吴寿彭先生为我“翻译”。每次“登门”，他总是放下手中的书，给我讲解邮票里的故事，使我学习到很多书本里所没有的知识。说到兴头上，吴寿彭先生便搬出他翻译的著作给我看，我记得有《默罕默德传》、《政治学》等，这些硬皮精装的著作大都装在他自制的布袋里，对于当时没有书读的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吴寿彭先生从不允我借读，在那个年代，这种书籍属“少儿不宜”的。几十年后，当我写作《税收社会学》一书参阅吴寿彭先生翻译的《政治学》时，不禁感怀万千。 吴寿彭先生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大哥费振东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且关系密切。费孝通先生对吴寿彭先生的学识非常敬佩，2000年4月在上海与学者的一次对话，费孝通先生曾谈道：“上海的交通大学有一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见朱学勤：《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吴寿彭先生与费振东先生大学毕业后，便人分两地。吴寿彭先生1929年东渡日本考察，先后在江、浙、湘等省军政机关任职，曾任海塘紧急工程处处长，工程局副局长，又先后在北京、青岛等地铁路、水利、航业、化工、有色金属等企业中任专业工程师。费振东先生则远走南洋，在印度尼西亚等国从事教育和抗日救国等活动。直到解放后，两人才得以相聚。但两人的友情一直绵绵不绝，书信酬答。吴寿彭先生在《海船晓溯闽江碇泊马尾舢板至福州城》（1926）一诗注释中记载有“丙寅七月与费振东自上海同航。访徐一贯、黄则辉于福州，遍游州城湖山及鼓山、青芝山，皆穷其胜。”文革时期，两人同遭蹇运，一度中断联系。吴寿彭先生在《酬振东京城来书》（1969）一诗中写道： “己酉仲冬吴江费振东在燕京，函：‘故旧音问断阻者四年，得知生死，为保平安。我今七十，君拟亦六十五矣。’云云。诗以酬答。次第头皆白，无须岁月惊。人间微困酒，会得解余酲。残梦逢亲故，移书问死生。佳兵消疠气，天壤共清祯。” 费振东先生于1975年因患直肠癌去世，吴寿彭先生则捱到了改革开放，以更加勤奋的精神投身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 吴寿彭先生因居室狭窄昏暗，经常到青岛市图书馆看书、研究和翻译。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1978年春季，他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写信，反映吴寿彭先生的翻译成就以及他住房和译稿出版的问题，请求胡乔木同志帮助。胡乔木同志看信后很重视，先后指示有关人士与中华书局和青岛市委联系解决这些问题。在胡乔木同志的关心下，吴寿彭先生翻译的亚里士多德所著《动物志》终于出版了。胡乔木同志又指示有关方面与青岛市委联系，帮助他解决了房子问题。 1979年，吴寿彭先生搬出住了10年的陋室，迁入大連路的一处一居室的单元房。吴寿彭先生乔迁后，我曾去新居看望过他。在新房里，吴寿彭先生满面春风，精神矍铄。宽大的写字台上仍是书籍如山，他以更为勤奋的精神投身翻译工作。可惜与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周品珍女士已过世三年，没有等到这一天。 由于胡乔木同志的关心和吴寿彭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1980年7月，吴寿彭先生被增补为青岛市政协第五届委员。 1984年，吴寿彭先生翻译的《动物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7年5月29日，吴寿彭先生在整理亚氏所著《天象论•宇宙论》和《灵魂论及其他》的翻译手稿时，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享年81岁。 附記: 自従上大学后,一直和父母分居两地，只是毎年回家探亲才有见面的机会。我不认识非石先生，非石先生和我父母是邻居，常見面，了解許多当时的情形。我是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这許多事，父母從來不提这些事。他们认为这些事不必影响兒女。父亲在文革中已終止翻譯工作，因商务印书舘也已停工，也在搞革命。赋闲在家，他是闲不住的，就継续编撰“唐宋詩传”，这是已経持续了几十年的工作，毎有空就揀起來做。我每次回家，常和父亲聊天，古今中外。父亲说話向來謹愼，但私下並無禁忌。文革中他虽也属于“黑五類”，但不是法定的“黑五類”，因为他头上没有“帽子”，地.富.反.坏.右五顶帽子都沒有戴上，只能算是漏网的。文革初抄家，把“詩稿”也抄去了，文革后街道办事処通知他去領回抄走的财物，发现“詩稿”躺在屋角落的地板上，完整無损，不禁欣喜欲狂。其它财物都是些不值銭的破旧，並不在意。跟我说詩稿要“藏之名山”，以传后世。可見他很重视这詩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