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统一、断代分析与延续性分析相交错、精确定位与模糊定向相结合、传统研究与新技术应用相辅助、历史空间复原与现状普查相校验构成的复原方法体系。目的是为了未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南京城市空间和文化特色、研究南京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与有力的技术保障。 南京城墙 但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如何参与到历史地理讯息系统的建设中去，并运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011年，鲁老师曾联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成一农研究员等学者，试图建立一个城市历史地理讯息系统，并将之运用至城市文化地理与社会地理研究。后来计划中止，除资金原因，还面临许多技术层面的困难。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学者较不熟悉计算机技术，若将数据委托给信息人员操作，其本身缺少实际从事专业研究的体会，很难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历史地理上的问题，显得知识储备上的不足。换言之，数字人文需要较长的信息准备，像是要擅长操作ArcGIS软件，又要熟悉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鲁老师感慨地说，他觉得他这一代的学者学不来了，期许后辈们能开辟一番新局面。 七、历史、叙事与想象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日，本系举办一场“Hi-Story：历史与叙事的可能性”工作坊。活动内容为四位同学分别以小说、绘本的形式发表他们的作品。使用小说、报导文学、绘画等方式呈现历史作品，虽不全然忠于史实，却有更宽广的挥洒空间，于是我们询问鲁老师对历史叙事的看法。 鲁老师首先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告诉我们历史作品成型的四个层次：一、叙事：描述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事，以及历史过程是如何展开与演绎的；二、分析：在历史叙述之上加以分解辨析，探查哪些因素对历史事件与过程起了作用；三、解释：将历史事件联结起来，形成历史发展的轨迹，并将前因后果联系起来，形成对历史轨迹的解释；四、观念：从总体上对历史的本质、动因、特征或规律提供某些观念性的认识。四个层次彼此涵盖一起，而叙事是最基础的层次，若没有叙事，就谈不上分析、解释、观念。 接着，鲁老师从文学的面向说明为什么需要叙事。他举例三国演义、戏曲传奇，以及敦煌变文中的民间故事为例，这些都是凭借历史事件发展而成的作品，纵然和事实有落差，但民众对历史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此，所以影响力更甚于史籍。鲁老师认为这些故事所提供的解释，所反映的观念，都很有意义，因此他说：“历史叙事没有高下之别，它们都包含对历史的解释，及某些观念性的看法。不同的是历史叙事的目的。《史记》欲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是为帝王鉴古知今，民间故事则为民众提供历史知识与借鉴。” 杨家将、岳飞（1103-1141）的故事何以广为流传？雍正帝（1678-1735）反腐的戏剧何以在大陆极具吸引力？可能是因为民众将其投射在现实生活当中，教导子孙服膺伦理，希望左邻右舍忠诚可靠。而感动人心的历史叙事往往能够展现一个时代的图像。《战争与和平》之所以成为名著，不只是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笔下的人物具有生命力，更是因为他描绘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社会变迁，以及动荡时代下的人们从苦难中体悟人生的真谛。鲁老师在工作坊上看见同学们的尝试，也期待同学们的叙事作品能够具有展现洞察人性、关心社会的意义。 在“历史村落地理”课堂中，鲁老师介绍不少乡村聚落的研究典范，如费孝通（1910-2005）的开弦弓村、林耀华（1910-2000）的义序、杨懋春（1904-1988）的台头，然而除了这些中国村落的研究，鲁老师还特别讲述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第三代成员勒华拉杜里（Emmanuelle Roy Ladurie）。其运用教会裁判所的材料，勾勒出14世纪初法国南部乡村的生活景象，是微观史学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当《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在大陆出版后，学界欣羡之余，或说：“我们没办法写出这样的著作，因为我们没有如此丰富的村落资料。”鲁老师并不认同这样的论述，他觉得问题不在材料的有无，而是方法上的突破。勒氏固然用了最细致的史料来分析，可是史料本身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很有限，要读出其背后的弦外之音需要充分的想象力，如此才能把片断的史料结合成一个连续的故事，让事件人物在读者的心中活跃。  鲁老师默念了一段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指出我们现在可以依据的材料只是当时遗存的一小部分，要借着这些片断材料窥测出全部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结构，一定要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雕刻的眼光与精神，然后去想象并理解古人提出观点的用意和对象，才可以有真了解。要达到真了解就必定要神游冥想，假想自己和古人处在同一个境界，想象古人当时非得这样说的苦心孤诣，有了这样的同情后，才可以批评古人学说的好坏，而不流于空泛。 可是陈寅恪也说，同情的态度容易造成穿凿附会，鲁老师补充道：“重建历史的环境，之所以会过度想象，是因为研究者不足以控制那个世界，没有当过皇帝的人看着材料去想象皇帝的生活，难免会有些差错。若想象我们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不会过度了。”所以，鲁老师说：“我从不想研究皇帝，连士大夫都不想研究。因为不仅皇帝，连士大夫都离我很远。我就是一个本份的农民。”怎样恰如其分地掌握并运用想象力，则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水平。 八、客座生活 至本系客座前，鲁老师在二零零六年也曾赴耶鲁大学访问。我们请他分享在美国的访问经验，他谦逊地说，在美国期间，大多待在纽哈芬（New Haven），只去了一次纽约（New York）、费城（Philadelphia）等地，对美国文化仍没有太深的了解，更多的收获是来自学术方法上的冲击。因此更重视语言，语言（Language）不只是作为对话的工具，还有作为分析的语言学（Philology）。 在耶鲁，鲁老师会听很多历史系的课和演讲。有的演讲，总有不少外系的师生前来旁听，鲁老师曾与一名来听课的数学系的教授聊天，他询问那位教授：“听历史学门的课程，对您的数学研究有帮助吗？”教授回答是肯定的。鲁老师笑着告诉我们，他始终没听明白那位教授阐述的理由，也许所谓的帮助不尽然是来自于直接的方法，而是眼界的提升，这也让鲁老师日后更注重跨学科的整合，不使自己被单一学科限制。 耶鲁大学具有悠久的汉学传统，当我们问起鲁老师是否有与汉学家们交往，鲁老师说往来最密切的是接待他的历史学系教授韩森，后来因为研究“买地券”的缘故，也将韩森的《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翻译出版。此外，人类学系萧凤霞教授讲课时，鲁老师必定会去旁听，萧教授所讲的多是人类学最前沿的理论，不太容易听懂，但囫囵吞枣的，也算是打下了一些基础。较特别的是，鲁老师与汉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有一次较长的谈话，鲁老师说山东郯城县离他的家乡江苏东海县不远，至今家乡的人们还流传着康熙七年（1668）大地震的传说，于是两人聊起了《妇人王氏之死》（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文献的使用方法，如何用《聊斋志异》与《福惠全书》建构王氏的故事。“上他课的学生太多了，我只去了一两回。”鲁老师婉惜地说道。 顺着这样的话题，我们也请教鲁老师来本系客座的感想。除了校园秀丽的山色风景外，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与本系师生的相处。鲁老师说：“暨大历史系温馨的师生群体，使我想起念书时，与老师无拘无束的交谈。以及刚刚当上教师的那些年，和老师、同仁亲密无间的相处，是我久违的感觉。”且对于相对自由的学术与思想环境，也表达肯定之意。另外一方面，鲁老师觉得台湾的学者受限于现实，有时候将研究视为一种职分内应做的事，而不是职志，所以研究中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所投射的关怀较不明显。 在我们求学的历程中，从研讨会、研习营，甚至是网络上，也时常与来自大陆的学生们接触，有时会感觉两岸文化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我们也向鲁老师询问他对两岸的学生、学术风气的看法，想不到鲁老师反问道：“差异很大吗？”原来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当代的制度、思想、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观念，在他看来都是来源于西方。鲁老师认为无论是大陆或台湾的学术发展，大多受欧美影响，差异只在于表现程度的强弱，若真要说学术风气的差异，应该是学术传承不同。 九、寄语同学 访谈的最后，我们请问鲁老师对于将来欲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后辈有什么建议与期许呢？鲁老师说：“历史研究者应该具备三种能力：首先是史料功底，历史不是空谈，踏实的研究必定需要解析史料的能力。其次是语言技能，未来的研究者要面对的不只是来自台湾、大陆的听众，还要能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交流，唯有如此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不同文化的内涵，所以有机会应该多学习各种语言。最后是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因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变化的积累，理解现实社会有助于理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人事物。先有关爱才能有所理解，多关心身边的人，尽自己的能力做一点帮助社会的事情，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至于勉励的话，鲁老师带笑简单地说道：“读书做学问不容易，若要从事历史研究，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吧！” 这次鲁老师来本系客座，是由李今芸主任居中联系协调。李主任也向鲁老师探寻是否有机会让本系同学赴大陆进行调查研究，这项提议经过鲁老师与厦门大学接洽后正在逐步落实中，目前可提供几位研究生赴大陆收集资料、田野调查。鲁老师认为学术研究是无止无疆，应走出国家与民族的边界，更应跨出两岸的局限，他鼓励同学可藉由各种机会到大陆走走跑跑，不只为了研究目的，也可当作一种开拓视野的文化体验。 十、结束语 我们非常感谢鲁老师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专访。鲁老师从思想启蒙，一路说到未来的研究方向，并细谈田野调查、客座生活等许多有意思的话题。在访谈过程中，鲁老师多次提到要对社会有所关爱，使我们觉得他对我们的期许，不只是要恪守学术规范，做一个杰出的历史研究者，更要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知识分子。 对于研究历史的目的，鲁老师认为与其在象牙塔中与少部分的人交流，更好的方式是走向大众，所以也提到历史学如何为今日之用的问题。此外，鲁老师跨足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超越学科限制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效法。 鲁老师言谈诚挚而生动，聆听他的人生阅历，不但使我们对于他的学思历程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也让我们省思在学业，或在处世上的不足之处。离开本系后，鲁老师要先回厦门大学，接着还要再去美国访问，我们祝福鲁老师一路风顺，永远像现在一样充满活力，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历史作品。  访谈附言： 访谈记录整理好之后，我们把它发给鲁老师审阅，并请他再就访谈给我们说几句话，他很快审阅完访谈记录稿，作了修正，并写道： 在暨南大学度过的六个月，是我多年来最安宁、最用功也是最温馨的六个月。暨大美丽而空灵的校园，老师同学们本真的温情，自由而活跃的学术环境，消释了多年来郁积的愤懑和抑郁，使我平静下来，得以安静地读书、想问题、写讲义、整理文章。今芸、广健、伟盛、紫芬、兰芳老师睿智而富有启发力的谈话，与立宗、立新、雅婷、良卿、信治老师的雅集或小聚，滨岛敦俊、黄清连先生的课堂，都使我受益。而今芸老师的色拉，滨岛老师的咖喱，广健老师的冰，雅婷老师的咖啡，兰芳老师的素食，以及立宗、立新老师的书，伟盛老师的植物图谱，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文媛周到而温馨的安排、照顾，都让我留连忘返，“赖着不想走”。宜芳、蕙玟、良升、家豪、素琴、素惠、彦儒、一中、俪侨、正谊、镫仪、慈徽等同学们（我从没有一个学期记住这么多同学的名字）诚挚的态度，钻研的精神，都让我非常感动。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回忆起在暨大的温情时光，怀念暨大历史系可敬可爱的老师与同学们，并会记着努力做点什么，以作为回报。 一中与镫仪精心准备、开展的这次访谈，促使我粗略地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并思考下一步的路向。读罢访谈记录整理稿，心潮起伏，无以言说。阿赫玛托娃《我问布谷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抄录在这里（李魁贤先生译），藉以表达我的感慨与心情： 我问布谷鸟 “我能活几年？”…… 松树梢摇摆着， 一道黄色阳光落在草地上， 但在林中清新的空气里 没有出声…… 我要回家 冷风触摸我发烫的头额。 （本文刊于台湾《暨南史学》第18号，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