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9年顾颉刚因不满广州中山大学的人事、学术环境，决定北上就任燕京大学教职。他没有选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怕熟人太多、攻讦太甚，担心无法安心问学，燕大以其环境清幽、人事关系简单、自由度大，顾认为是治学佳地。1928年2月26日顾颉刚给燕大史学系容庚信提出了七项要求，此缜密之具体要求一看就知是详细思考的结果，很可窥见顾的择校择业之由： （1）不引进政客，免致机关本身受政治摇撼。 （2）不引进复古派，免致学术不能照了轨道走。 （3）不引进学阀，免致学术机关为其私人垄断，且为排击敌派之根据地。 （4）不引进文人，免致机关腐化，致同事不勤业务。 （5）不引进平庸人，免致发表刊物为讲义式之文字。 （6）不引进头脑不清之人，免闹意见。 （7）不引进爱发议论而不负责任之人，免致团体分裂。 七条要求都以研究学术为本。顾的学术理想是建立一学术共同体，不掺杂学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单纯而全身心为学。尤其是第三条，顾说不引进“学阀”，此处的学阀在顾的脑海中完全是一负面词汇，为培植私人、党同伐异的代名词，顾相当反感这种消极意义的学阀。何况他亦体会过此种学阀之苦，他曾与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信，表明不往清华大学任教，是怕“招尤纳悔”，并进一步谈为何选择燕京大学：“如果弟当时应聘，则此一年中，不是由他们离间，使我二人不睦，即是由他们造谣，拟弟于兄之走狗死党。此乃必至之局，非弟之神经过敏。弟之所以宁愿卖身于教会学校，正欲与这辈活动人物断绝关系，使弟不致成他们之眼中钉，而得专心致志到学问上，成就我理想中的著作。故卖身其名，超然其实。”顾有此体认，是他对当时北平学界有一整体观察，即认为此时在学界若无人引荐，青年学子很难打入进去。学界已经山头林立，板结固化了。因此他想打破这种局势，做积极意义的学阀。 顾颉刚想做积极意义的学阀，这与他的学术理想与性格有莫大之关系。其实说来，顾心目中的学阀概念是一褒义词，不是为己，乃为公。顾以为做学问与征战一样，将帅、兵丁都是需要的，二者互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兵丁要能做，但更要有做将帅的野心。研究学问的人如果没有做领袖的野心，顾说这样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他决不会有独特的成绩”。但如果单单只有做领袖的野心，而不肯切切实实下苦功，那则更没出息，因为这样的人从此只会“奔走联络，抢地盘，包而不办，排挤人才，陷害青年，做人群的蟊贼了”。顾颉刚觉得要决绝舍弃做包而不办之领袖的野心，应当刻苦地工作，使得后世的人承认你是一个“真实的领袖”，而非空有其名，待百年后一切都尽，身与名俱灭，什么也留不下。 学阀，学阀，要先有学而后可阀，二者须若合符节才行。顾的这个意思在1919年1月4日批评马叙伦时已经明白表述。那时还是北京大学哲学门学生的顾颉刚很反感时为北大教授的马叙伦于《北京大学日刊》连载关于《庄子》的读书札记。顾说马叙伦做这种疏证、校勘记，自以为是一个大学者，其实“他心里也不晓得学问是什么东西”，他只知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乐的事情。顾颉刚不甘做马叙伦这种小家文人、小家学者。顾明确承认，“我除了做学阀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他想做真学阀以打倒假学阀，“要为学术界造出一个真正的地盘，替代了现在存在的个人主义的地盘”。 同时，顾颉刚的学术性格喜欢收拢兵丁，聚合相关学人共举其成。好处是各职其事，各司其责，坏处是协调不好，便使头绪太繁，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所以然者，乃在顾颉刚“好定计划，好向强处走，好拼命办一件事，以至于此也。弟之为人，不办事、不教书则可，少办事、少教书则不可，盖生性贪多务博，好大喜功，无论什么事情，一经着手立刻会有野心，希望得到最高的成绩”，而且一着手就是“最大最好之计划”，于是使得他“永永不能有满足之时而事情亦永永做不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开局甚好，收尾实难，总有遗憾。从他一生的行迹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实在是一少见的爱学乐学的学术人。说他为少有的学术人，是他一生之大愿，日常之生活，都与学术和读书紧密连在一起。从他每日所记最终达数百万字的日记、十五卷读书笔记以及大量文稿看，他几乎天天在读书，简直骇人！这种勤奋与毅力实属罕见，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难怪香港学者许冠三评价顾颉刚是20世纪罕有的读书人，绝非虚誉。 总括来说，顾颉刚想做名实相符的学阀，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求真实的名声，在宏大而厚实的学术事业里贡献出自己的一抔土。实际上顾也做到了，他在学术领域成功地开疆拓土，无奈他贪多贪大的性格既成全了他勃勃的学术雄心，也一定程度毁了他，许地山称顾为“学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虽为戏言也是实情。他也知道自己的特性，曾书一条幅“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以自戒，只是性格使然，改不了了。 1950年代的李小缘 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的李小缘（1897—1959），在1950年代的时光里，他的境遇并不好。这种不好，既有思想改造的因素，也有来自事业上的困扰。 李小缘最早得知思想学习的讯息，来自好友向达。1949年向达在写给李小缘的信里，告知北大将来要改变学制，以后的研究工作也要改变观点，“惟目下开会太多，几于无日无之”。李小缘有何表示不得而知。从他1950年写的片段文字看，他对思想改造的态度颇为感兴。原因是他觉得新政权建立之初，各行各业现出欣欣向荣之气，认为自己不能落后，应该向北京的朋友们看齐，加强政治学习。随着思想改造的深入，李小缘对改造的认识越来越“书生气”。1958年的交心运动要知识分子说心里话，李小缘真就说了，在他遗留的只言片字中有一条：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有些寒心，连英文书不敢看了，甚至把新的英文书烧掉，这是一种偏差。 类似这样的交心材料还有好几十条，大意都是说自己意见，这些材料现在都存于南京大学档案馆。另外，在李小缘之子李永泰家中看到李大量的政治学习书籍，这些书都是李小缘自己购买，发票至今留存。书中有不少旁批，从他批注的条数与内容看，他对政治学习不会也不善敷衍。 以对李小缘文字的阅读及与李永泰的交谈，很可感觉出，李小缘其实是一个老实人，他对政治的认识很单纯，也很隔膜。他无意仕进，你让他参加政治学习他也去，你让他交心他也交，都显得态度端正而真诚。说他随大流也好，明哲保身也罢，他好像志不在此。李小缘就想退守书中，在他曾付出心血的图书馆事业里做点事发点光，然而，这里给他带来了心伤。 建国后李小缘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在工作中李小缘遭遇不快，馆长指责他“把持”。李小缘给侄儿信里倾吐苦恼，说才开始工作，馆长就这样对自己，他觉得还是自己避一避算了。还有馆中“官僚习气”重，他觉得“恶心”，不习惯。1953年9月14日他给侄儿的另一封信表露了自己的苦闷。这封信值得注意的是李小缘很少袒露自己的内心忧思，一般而言，他都选择自己承受： 图书馆今年馆长三人，秘书一人。道地一国三公。无所适从，异常苦闷。 顾颉刚评价李小缘为人谨慎，规矩，事业心重。一般情况下，李小缘与事业无关之事都较少谈论，更少见其腹诽他人。他对顶头上司有意见，并非出于私怨，乃是想将南大图书馆办好，希其在之前合并金陵大学图书馆基础上更上层楼。李小缘的意思是现今办图书馆之人人浮于事，管理图书馆的人无须业务熟识，谁都能管。李所提的官僚习气，据李永泰回忆，他父亲跟他讲，以前管图书馆只要一个馆长就行了，现在要四五个，即是“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之意。 李小缘对图书馆事业的认识一向秉持精英主义的看法。阅读他的交心材料，发现当他谈到与图书馆事业相关看法时，相较他对政治学习的体会，他的建议往往变得具体而微，此时图书馆学教授李小缘的身份凸显，也说明他的教会大学教育背景以及非党员身份在新时代不受待见。为数不多的材料里有一个话题谈得较多：“党员”与“非党员”差异明显。譬如“党员说的话，一言九鼎，大家信服。同一话，在我口内出来，有人怀疑。所以我宁愿党员说”。党员权力过大，由于训练缺乏，不懂专业，在图书馆管理方面就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图书馆功能弱化、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已是既成事实。这与李小缘所持图书馆事业为独立不倚的学术事业，馆长的第一要素是要有学问的看法必然会产生分歧。 李小缘与图书馆事业打了半辈子交道，死，依然离不了这个圈子。据一起共事南大的王觉非书中回忆在几个教授的自杀事件中，认为只有李小缘的自杀，以它“独特的方式”公开表示对新社会的不适应。所谓独特的方式是指李小缘于图书馆内自杀，但王觉非的回忆语焉不详亦不准确。李小缘的死是因为图书馆进购了一本内页中有女性照片的《采菲录》，此书为“中国妇女缠足史料”中的一种，有人用此来指责他不正经。据李永泰告知，《采菲录》只是引子，主事人（李永泰并未告知此人姓名）的亲属在20世纪40年代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时期，因生活困顿拿了公家纸张遭李小缘解职，因而耿耿于心。在大跃进氛围下，主事者将政治大环境与私怨进行了扭合，同时，李小缘与管理层对图书馆管理理念存在分歧，这些因素的交织，促成了李小缘1959年的结局。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又疑惑的结局。顾颉刚1962年10月16日日记：“到胡厚宣处，乃知解放以来，南京大学自杀者四人，欧阳翥、徐益棠、罗根泽、李小缘也。小缘一生循谨，孜孜矻矻于搜集资料，为南大积聚无数东方不易见到之书报，而五九年不知犯了何种错误，竟尔出此短见？闻其所写卡片，已归本所，倘能为之整理成书乎？”据李永泰告知，李小缘是于家中自杀，这是非常可惜之事。别的不说，今天能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大量原版民国期刊，有很多都是李小缘的捐赠，封面或内页都钤有精致的“小缘藏书”印。这是他的功德。一个总想做点事的人，无奈就这样故去了，没有办法。嗜书如命，因书致死，这就是李小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