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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起书包那天直到今天成了一名大学教师，在我的成长道路上，“老师”始终是一个感情极为凝重的神圣字眼。老师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构成我记忆里最为美好的篇章，老师的思想铸就了我的灵魂，老师的敬业精神成为我事业的支柱。而在众多老师之中，最不能忘记的便是学术上的启蒙者李永采老师。 一、如饥似渴的求知者与诲人不倦的育人者 虽非书香门第，但也曾幼承庭训，将读书视为神圣之事。还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手捧刚发到的新课本，悠长的墨香味是那样的令人陶醉！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小学、中学正值十年“文革”后半段。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主要不读书，而是劳动。当时的学习情形是现在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难以想象得到的，我可以说一个具体情况，大家可能就知道当时的学习氛围和我们的学习收获了。1978年9月，我是以1分的数学成绩考取高中的，而上了高中才知道，同学中竟然还有数学成绩不及1分者。此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没有接触过，是空白。真正的学习是从1978年的高中开始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80年考上大学之后，我象被挤压过的海绵一样渴望获得知识。当时我除了满腔的激情以外，对学什么以及怎样学，都没有头绪。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初次认识了李老师。 那是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1980.9-1981.1），李老师给我们讲授“世界上古史”课程。当时的教学条件较差，没有正式出版的教科书，发到我们手中的是未定稿本的课本，其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老师上课必做的一件事便是指正课本中印错了的地方。当时的教学参考书少得可怜，能够读到的书也极少。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只好大量地记笔记。而这其中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李永采老师了。因为他上的课，需要记的特别多，几乎所讲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旁征博引，介绍各家观点之后再讲自己的观点，每节课的知识量大、含金量高，不由你不记下来。 除此之外，李老师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这就是我的世界古代史的期终考试成绩是61分，是我四年大学期间各门课程成绩中最差的。初入大学校门，对在大学里需要学什么和怎样学，都还一无所知，加之世界古代史又比较难学，所以当时听李老师的课，简直是如坠九里烟云，只是简单地、机械地记下一大堆笔记，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搞明白。现在说来，人们也不会相信，正是这一个低分和不明白，使我产生了偏要学好这门课的决心，也使我走进了李老师的家和他那学问的世界。 第一次去李老师家是1981年的春夏之交，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但情境还依稀可见。记得李老师还住在当时曲阜师范学院附中院内的两间平房里。地面是砖铺的，四面墙壁已显破旧，两间屋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用来办公的事临南窗户的一张三抽桌，桌子上下都堆满了书和稿子。另外一个深刻印象是，李老师吸烟特别厉害，进屋之后就能闻到浓烈的烟味。当时只简单地作了下自我介绍，说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够得到李老师的指导。时隔不久，李老师的家搬到院内的楼房，我去讨教的次数便日益增多了起来。 从1981年底开始，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去李老师家三、四次，大多是在下了晚自习之后去座谈一小时或两小时。名谓座谈，实际上是就我所不懂的问题向李老师请教。这时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三件事：一是，到李老师家造访的同学特别多，凡是李老师上过课的班级都会造就一批“追随者”（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说是“粉丝”fans了）。这些“追随者”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谈学问，李老师对到访的学生从来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有问必答。这时，我就静听李老师对这些同学所提问题的精彩论述。李老师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广大同学的尊敬。二是，在与学生的座谈中，李老师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熟悉李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套平装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每每造访都会看到它始终伴随在他的案头，几乎每一页都布满了不同颜色、长短不一的横杠和竖杠，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眉批。对马克思主义的书，有的人是奉命作为政治学习任务来读，有的人是为了给自己的文章贴标签来读，更有的人将之作为表明自己的政治“风雅”而放在案头或书案上作摆设的。而李老师则不同，他是用自己的心去读，用自己的一生去读；是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去读的。正因为如此，使他很早就注意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不赞成刮“共产风”。也正因为如此，使他多年来一直抵制“左”的思想，甚至在一个时期里还被无故停止参加党员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词句耳熟能详，只要一谈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就会如数家珍彻夜不倦。《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最早就是受李老师的影响开始阅读的。三是，虽然李老师对造访的学生来者不拒，但也会有例外的时候。因为他有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一点左右入睡是常事。但是，如果第二天要上课，他通常都是限定谈话时限，留出备课时间，早点休息，以便上好第二天的课。这已成为惯例，只要是经常造访的同学，一般都不选择这一时间段去。学生和教学成了李老师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了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直接聆听教诲的机会最终由于李老师调离曲阜师范学院而失去了。那是1983年的夏季，李老师全家去了扬州师范学院，我还有一年大学就将毕业。但与李老师的这段交往使我整个的大学生活感到充实、愉快，至今还觉得回味无穷。 二、初登讲台的学步者与倾心指教的引导者 大学四年级的生活是紧张的，教育实习、考研究生、写毕业论文，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84年7月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在李老师的影响下，我主动选择了讲授世界古代史。 初登大学讲坛便深深体会到各方面知识的欠缺和经验的不足。每讲完一次课，当发现其中的概念没讲清楚，或内容安排不合逻辑时，内心的愧疚感便油然而生，经常为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于是我又想到了李老师，我便将每次准备好的讲稿提前寄给李老师，请他指正。李老师不仅在百忙中逐字逐句地看了讲稿，做了具体地批改，而且还将自己多年的备课和授课经验写信告诉我。 这是1985年10月17日来信的附件，它不仅使我在准备世界古代史时有了依据，而且还为讲授其他课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将这部分内容转录于下。即使在今天，我想对有志于教育事业者也会大有裨益的。 关于备课的几个问题 一、总要求： （一）备课的要求： 通过备课，要求弄清教材内容。其中重点，主要在： 1、自己认清轮廓，明确纲目（明确章、节规定的内容范围）； 2、明确教材的整体结构，作好课时分配； 3、明确内容重点、难点，对此心中有数。 以上几点，是开始备课的人容易疏忽的。 具体内容要下功夫，确是不言自明的。 （二）对讲稿的总要求： 围绕教材；高于教材；比教材更集中，更系统，更条理。 说明： 1、“围绕教材”，是首要的。这样写讲稿才有依循，讲授才便于学生接受。随后教材如变了，教师也必需不怕麻烦，随之增删。 2、“高于教材……”，也是必要的。即既围绕教材，又有自己的一套。关键是自己弄清楚讲什么，自备自用，自己了如指掌。在内容上，使学生听了有系统，有重点（印象深），有条理。 二、备课、写讲稿需注意的几个具体提问： （一）明确讲稿与教材的区别： 教材是书面的东西，必须照顾全面，不能处处解释。讲稿是为口述，不需要处处照顾全面，要比教材多若干解释说明。 这里的关键之点，是准备时明确讲授中要讲、要解。例如，教材中只提到地名，讲时却要指出所在位置；教材中写有“君主专制”、“土地所有制”、“包税”等词，不作解释，讲授中要解，讲稿中要写上。如此等等。 这也就决定了对讲稿的要求。讲稿比教材，不能不有取有舍。 （二）备课需弄清的问题： 1、学好、弄清知识性、理论性问题，不得遗漏（实际会有不明白处）。因此注意力要细密。 2、分出层次。说明内容的形式，是平列的、递进的、曲线的还是其它，要有分析，才能有条理 3、注意出现的专有名词。查教材或辞典等，以便解释得明确、全面、准确。 4、注意人名，凡可能的写上生卒年，国王写上在位年代。 5、注意地名，弄清其方位。 6、注意生字、生词，发现后查工具书，弄准。 7、对重点问题，要多看书，能说清原委，有情节，有分析，能有故事性材料更好。次要枝节，不可追求趣味性强。 （三）准备步骤： 第一步，先读教材一章，明确内容范围，发现不明白的问题； 第二步，围绕教材看参考书、论文、史料，酌做札记。读时既要注意内容，还要注意吸收表达得好、层次清楚等优点； 第三步，就一目重看教材及参考书，思索层次，写出一个目的讲稿。凡需要有地图的章节，自绘略图一张，最好包括教材上出现的所有地名。如发生困难，重要地名必须查明方位。 （四）几个有关问题及技术性工作： 1、作为教师，要了解个阶段历史的史料和史学，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等都有史料、史学部分，要认真读一读，以为自己备课的基础。 2、要读些理论书，关键之点在于史论结合。 3、注意积累资料，可定人民大学复印社复印的报刊资料世界史部分。 4、注意搜集图片，建立目录索引，以便课堂展示。 5、要勤做笔记，并记下出处页码，不可漏记。不可依赖有书，不做笔记。笔记要与讲稿、地图等归于一处，以便应用时方便。 6、可以在讲稿中写与教材不同的论点，一并介绍。注意自己论点在体系中不自相矛盾。 7、写讲稿要用科学的。优雅的语言，不可用粗话。又要用自己思索过的、自己编的语句，不可大段照抄教材、参考书。标题、对本质的概括等，用语尤要斟酌。 8、不忘必要的概括。例如：罗马帝国的实质，是地中海周围大奴隶主的联合专政；日本幕府政治的实质是封建军事专政，等。 关于课堂教学的几个问题 以下针对初教者而言，并只涉及一部分问题。 一、要求：要高度重视，当作大事，不可轻忽。以为看几本教材，作点整理就可教课，是不对的。 二、初讲三种情况：1、念讲稿；2、半念半讲（讲解）；3、全部背熟讲解。 看来第2种为好。第1种反映不好，第3种太难，第2种可以办到。…… 三、临讲前一天晚上，必须认真备课，检查发现准备不足之处，加以补救。 四、讲课时精神抖擞，精力集中，不可萎靡不振。声音适中，吐字清楚；不宜太快太慢。 把讲课当成一复杂的艺术工作对待。 五、尊重学生。不可随意批评、谴责。必须予以批评的，态度诚恳，用词有分寸，切不可用讽刺、嘲笑的言词。 六、提问要有点，但不宜过多。不要使答不出的学生难堪。提问的正确答案，教师要讲一遍。（因此要有准备） 七、不讲无根据的话：万一讲错了，要认错、更正。 1997年聊城师范学院举办第四届中青年讲堂教学竞赛，我荣获文科组第一名，这与李老师在这方面的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三、治学路上的攀登者与不遗余力的提携者 1988年，在李老师的鼓励下，我终于考取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回到聊城师范学院继续任教。长期教学实践中积累的大量的资料和不成熟的观点，使我内心萌发出一种写作的欲望。于是，在与李老师的通信中，如何写论文成了主要内容。 至今我所写论文几乎都得到李老师的指教，数易其稿是常事。不仅如此，他仍像讲如何备课一样，把如何写论文也给予理论上的总结。如下是1996年我在写《试论英国宗教改革所建民族教会的彻底性》一文时，李老师来信的附件： 关于写论文的方法（略谈） 一、关于写作过程 研究工作基本完成，进入写作阶段。写作本身的几项工作： （一）拟定提纲 指确定论点，组织要点，设定布局、层次，安排资料分配。这当中的核心是构思理论体系，以使要点明晰。 拟定提纲往往要反复多次。 （二）写作 写作过程本身就是表达、叙述。“八股文”说的起、承、转、合，有相当道理。 写作要把构思好的要点陈述出来，必须反复注意整体结构，注意前后照应，注意逻辑密度。 写作实践中有时要对拟好的提纲作修正。 习作实践中为把内容展开，即把内容写下去，而难以认真修辞。修辞要在修改时补课。 （三）修改 修改十分必要。修改必须耐心。复看初稿中的问题要一一做出记号，一一修改，不厌其烦。 复看要检查的问题很多，如： 1、论点是否明晰，论证是否有力，论据是否有说服力; 2、布局是否合理，层次是否鲜明； 3、语言是否符合科学规范，表达是否准确； 4、语言是否流畅，造句是否适当，标点符号、小注等是否符合技术规范。 通常在誉清后也要细看三遍，反复琢磨、寻找存在问题，一一改动。 二、关于研究与叙述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谈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 研究的要求：（一）详细占有资料；（二）分析发展形式；（三）寻找内在联系。 叙述的要求：（一）以观点、论点统帅全文（即材料的生命以观点表现出来）；（二）有完整的结构（仿佛是“先验的结构”）；（三）写出的是研究的成果（论点、理论体系及其说明——即论证、论据），而不是研究的过程，不是资料堆积。 …… …… 在治学方法上，我得到李老师的细心指导，在思想观点上，我也深受李老师的影响。李老师那种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也给我以极大的震撼。 那是1991年初，我研究生刚毕业不久，系领导建议让我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篇目商定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此我有机会与李老师探讨他苦心钻研、长期探索的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领域里的有关问题，开始系统阅读李老师的有关文章和著作。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可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李老师的学术研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历史实际加以考察，联系现实社会问题加以考察。在这一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他发现，在私有制的概念和产生原因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斯大林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实践证明还是有害的。但是，如何来说明和论证这一问题，难度较大。李老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最终在1993年出版的《驱拨谬雾究真谛——……》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其中的论述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是任何一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都会赞同的。有鉴于此，1994年底至1995年初，我写了题为《私有制理论研究的一些新突破——读<驱拨谬雾究真谛……>一书》的书评。认为，该书将私有制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概括为生产的私有制，即“私人所有的生产制度”，这种私有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分工，是独到而精辟的。尤其是，该书对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中的根本性谬误第一次作了较系统的批评，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该书认为，斯大林有关生产关系的定义的错误有两点：一是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当成生产关系基础的唯一内容；二是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说成是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的东西。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如。马克思主义所说人类历史上经历的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基本上都是指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而不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上述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社会性质，关键就因为它们是生产关系基础内容之一，是生产关系基础的主体。按斯大林的谬论推演下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划分就将被推翻。又如，由于斯大林宣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竭力片面夸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以至不顾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不顾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差别和矛盾，不顾还要发展社会分工才能发展生产力，竟脱离实际地着手缩小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越大越好，甚至以强制手段来达到这一点，结果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经济搞得不好”。斯大林的上述谬误后果极为严重，实质上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推行一条极‘左’路线的主要理论根据”，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最终归于失败的主要理论根源之一”。我的书评在《东方论坛》1995年第3期上刊载之后不久，《新华文摘》1996年第3期就予以全文转载。这充分说明，李老师的有关论证，得到广泛的注意，我所做的评论，也得到认可。 现在，我和李老师仍感到，对上述理论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更为广泛的宣传。而且坚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上述理论将得到更多的事实证明和更多人的支持。 我与李老师的交往是广泛而深厚的，大到如何备课、写论文，小到将各自的喜悦和烦恼形诸笔端共同分享。上述只是撷取其中的一、二花絮，而最令我感动的还是李老师对教育事业和对学生的无限深情。 当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的任务后，此前虽已教课多年，但对上好这门新课，仍没有把握。征得系领导的同意，我专程到曲阜，就开设这门课请教李老师。到曲阜后，正赶巧李老师的心脏病复发在校医院住院治疗。他不顾病弱之躯，在病房里就谈了起来。在相处的两整天和一个晚上的时间里，一直都谈着有关如何讲好这门课的问题，从《起源》的理论体系、重点、难点一直到需要看的参考书目。时至今日，每当我走上讲台讲授这门课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一幕幕的谈话情境，它已变成我一生都受之不尽的财富和催我奋进的动力！ [1]现在看，这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当时却是很少有同学愿意去的，因为聊城既非省会城市，也非经济发达地区，交通也极其不便。从济南到聊城的长途汽车要走上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而且路况很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