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旭麓先生（图右）逝世已20年了。他当年所带的研究生，如今大都小有所成，以“陈门弟子”为史学界所称道。 今天是陈旭麓先生逝世20周年忌日，今天的会议（编者注：本文为作者在2008年12月1日召开的陈旭麓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说明了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个人去世了20年，大多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即便是当年惊世的誓词，也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淡出。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想念他，纪念他，那就不仅是他的学问的高下，也正说明这个人的德行的大小。君子之德是偃草之风。 尽管我会经常地想念陈先生，但每次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都会不知从何说起，从何落笔。在先生身边的两年，交谈甚多也甚久，我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终生受用的警句哲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很自然，而他的思想就这样悄然地进入了我的心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我今天体会最多的是，陈先生对诸位前辈或同辈的史家那种直接性的评说。初入史学之门，一切史家都会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很大。听了陈先生的话，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感，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学问进入他们的人生，从他们的人生中理解他们的学问。这也是我现在经常教学生的方法，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在与作者的直接交往中，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我心中最为温暖的，也是我多次说过的，是我一次去陈先生家，刚入门就听到陈林林在说，爸爸，今天的西瓜太小了，茅海建来就不够了。正好我踏入门内，大家看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师生之间在这笑声之中是最为接近的。 然而，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同住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我也多次给我的学生讲陈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陈代谢理论，并将这一思想作最大限度的简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许多次的后退；前进时多伴有过激，后退时亦相随反动，这种前进与后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的生命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110年（1840-1949）的精准刻画，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历史谶语。陈先生相信，将来的社会会更好一些。 我进陈门之时，很可能是陈先生脾气最好的时候。1980年，他62岁，副教授；我走的时候，1982年，他64岁，还是副教授。人到了这个年龄，大约对世道不再有更多奇想，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却守着一种天然。别人都讲陈先生脾气大，我却看到了他脾气好的一面。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今天的教授名目已经很多，北大的一些年轻教授也在那里笑谈“长江上游教授”、“长江中游教授”、“长江下游教授”，可又有谁寻思这些教授名目下的学问该是如何？德行又该是如何？ 然而，今天我听到更多的，不仅是说陈先生的学问与品行，而是他的弟子。由于不公平的待遇，陈先生不能带博士生，“文革”前的正式研究生不多，“文革”后的硕士生也只有二十几位，然而其中却有一些人已小有成就。正如谚语所言，看一棵树，不仅要看它的树干，同时也要看看它挂的果实。今天在座的，不少人也是老师，再过十年，他们的学生又会怎么样？现在已有一些教授在那里开宗立派了，陈先生生前并无这一想法，死后也没有人去这么做，但“陈门弟子”已多为史学界所称道。学问之火也正是这样地跨越了人的生命界限，传承下去。我一直很喜欢陈先生给熊月之师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个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中，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20年过去了，人生有了许多的重复，我也从丽娃河到了东川路。让我怀念的是当年那种天然的、不夸张的、淡淡的却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这也应当是一种人生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