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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0年9月入学的，李师担任我们年级大一世界古代史课程的讲授。入学之后一段时间，虽然在听课看书，其实根本不知道怎样学习，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就一贯很贪玩，一时还改不过来。记得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高年级的老大哥们说，这位老师是很有水平的。所以我在第一次听李师讲课时，那真是全神贯注地听，老师略带苏北口音、语速稍慢的普通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老师好像重点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理论问题，对于我们刚刚踏入大学的新生来说，上述内容如同天书一般。 初入大学，一切都是茫然的。我的入学分数全班最高（据说也是我们那一届文科最高的）。本来高考发挥得不好，不过分数也还是超过了重点大学录取线，由于报志愿有失误，被曲师录取，属于服从分配。幸运的是同桌丁瑞忠是个热心人，又是招远老乡。小丁到李师家去过，并且向李师提起过我。李师说哪天有空一起到他家里坐坐。就这样，大约在入学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我就算和李师认识了。 我从小爱好体育，尤其擅长田径运动项目中的铁饼和铅球，平时在操场上经常蹲蹲杠铃、撑撑双杠，宿舍里练练哑铃什么的，同学们俗称“练块”。我本来体型较魁梧，经过锻炼，也多少有点肌肉块了。李师便形象地称我为“大块头”，志强和岸冰也叫我“大块头叔叔”（李师无论就哪方面讲都是长辈，我们就沾了高年级师兄们的光，也被叫“叔叔”了）。 不久，李师不知道听谁说我的字写得漂亮（其实我的钢笔字写得一般，态度认真而已），就让我抄过一篇稿子；后来他拿出一本外文原版世界历史地图集，让我摹画一幅古代阿提卡的地图。稿子抄毕，地图我也非常认真细致地画好了，交给李师。他看后哈哈一笑，也没说什么（多年后我试着问过李师，他说那是对我的考察，当年山大的老教授曾经如此考察过他）。 1981年暑假我提前回到学校。这时虽已有考研的打算，但具体怎么准备还是模糊的。首当其冲的是外语问题。我们中学的外语基础几乎是零。在大学阶段，英语学习使用的是许国璋主编的教材，本科学习三、四册，据高年级师兄说考研起码要继续自学第五、六册，只有那样考研才有希望。于是我把大多数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学习英语，几乎连电影都不舍得看（那可是当时学校唯一的娱乐活动了）。自学有一段瓶颈期，相当艰难，我倒不怕，在李师的鼓励下，一直坚持着，总算熬过那段时间。 李师经常提及高年级某某同学（如王瑞聚等）发表论文，令我们十分羡慕。1981秋，李师交给我一个作业，根据现有资料，写一篇小文章，题为“雅典公民大会如何开会”。我在写作期间，除了翻看B.C. 塞尔格叶夫所著《古希腊史》和苏联学者所著《古代的希腊》以外，还看过李师提供的一份油印资料，是四川大学卢剑波教授会议交流文稿。我的这篇短文写成后大约三千字，但是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通过向老师请教，我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初步了解写作学术论文的一些基本要求。 1982年临近暑期的一天晚饭后，天气比较闷热。我和李师在校园里散步，想和老师谈谈今后的打算。我说自己打算考研，李师听说后很高兴，问我考哪个方向，我说准备考美国史。李师说他对此没有研究，只可以做一般性指导。他有意无意地提及一位高年级同学参加复试却未被录取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本校没有同行专家，导师认为其考试分数多少有些“水分”。正是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经过一周左右的思考，我又去找李师，说我想好了，准备报考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李师听后心情大悦，发出了一种特有节奏的李氏哈哈大笑声……。当天晚上李师给我粗略讲解了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在平时布置的思考题之外，又增补了一些综合思考题，我把每一道题都认真做好，然后交给李师批阅（同学绪山、增洪也是这样做的）。这个过程使我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世界古代中古史的基础知识。 1983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就在学校过的。除夕夜，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在李师家团聚，高老师忙碌着做些好吃的，老师家里条件不算好，烧蜂窝煤炉子，不过倒也挺有“年味”的，让我们倍感温暖。饭后大家轮流出些“节目”，增加欢快气氛。记得李师唱了一首《渔光曲》（我第一次听到），高老师的节目是女高音清唱《沂蒙山小调》，声音高亢宏亮，但略有些走调并且带着浓烈的乡音，逗得大家一阵阵开怀大笑。 1983年夏，李师决定暂时调离曲师前往扬州师院任教。临行前李师嘱咐我们年级几位同学一起合影留念。在这张珍贵的合影（7月9号）中，我和小丁坐前排，后排有张绪山、魏峰、李增洪、尹玉明。1983年秋，在报名考研时，李师推荐我报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王兴运师。王、李二师有过一面之交，李师在翻看了王老师发表的文章之后，在给我信中认为王老师“学风扎实”（当时我不太明白，读研以后周怡天教授也多次说及王师学风扎实），并亲自书写推荐信，信中多有美言。王师回信表示感谢，认为从李师所介绍的情况看，徐是很有希望考取的。这样，我就报考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古代西亚、希腊研究方向，导师为王兴运教授。当时学位点负责人是著名波斯史专家孙培良先生。 1984年初春我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考试过后感觉发挥正常，自认为比较有希望。绪山报考的东北师大4月15日就复试结束了，可是我直到4月底都没消息。5月1日全班同学组织到泰山观日出，我这集体活动的积极分子都没去，心里想着万一复试通知来了怎么办。果然，5月1日下午得到西南师范学院发来复试通知的电报，要求5月7、8日复试（后来得知我的初试成绩在10多位考生中名列第一）。时间紧急（当时去重庆必须绕道宝成线，需换车），我来不及做更多准备，在同学老师的支持下，借了150元钱踏上前往重庆之路…… 读研、留校工作，教书育人，在重庆度过了30个年头。其间我和李师通信频繁，学业上每每取得一点点小小的进步，都会马上向李师汇报，并且马上会得到指点和鼓励。李师很善于鼓励和鞭策学生们。李师在信中，经常都称呼我为“精力充沛的”、“聪明的”、“调皮活泼的”、“乐观向上”的“大块头”。记得多年前在李师光线不太明亮的家里，李师曾经多次鼓励我们，说将来的“大部头著作”就寄希望于我们了。试想：一个连文章还没写过的懵懂青年，怎么敢奢望什么“大部头”？不过，在受惠于李师的众多弟子中，的确有不少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他们的某些观点的确或可成一家之言，这也是让李师深感自豪和骄傲的。 李师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历史学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作为与李师最为密切交往的弟子之一，30多年的交往使我受益良多。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每一点进步，都凝聚着诸位恩师的心血。我在自己的每一部著作的后记里都一定会提到三位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三位恩师。第一位就是李师。师恩重于山，李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李师的教诲仍常在我们耳边回响。我认为李师的精神遗产中最值得后辈学习和发扬光大的有如下三点：其一是老师严谨扎实的学风和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其二是敢于独立思考、正本清源、勇于探索的大无畏勇气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精神，用李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创新益世”；其三是宽阔博大的胸怀和对后学长期一贯的关心、爱护、鼓励、提携。即使健康状况不佳，依然如此。几十年来，李师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好人”很多，学术骨干也不少。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中国学界的历史研究队伍中，人们不能忽视有那么一支“李家军”。 （2013年9月4日初稿写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作者简介：徐松岩，1963－，山东招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世界史学科）带头人，重庆市精品课程“世界通史”领衔人，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西亚研究所所长、重庆市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古典文明史和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1984年本科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中古史专业研究生，1987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1995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0年晋升教授；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省部级项目。主讲世界古代史、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西方文化史等10多门课程。曾获重庆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得重庆市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在西方古典文明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主持译注希罗多德《历史》（中信出版社20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等古希腊三大史学名著，著译累计超过260万字。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以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报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世界历史》独立发表10篇）。近年以来应邀前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外交学院等20多所高校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