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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慧生先生走了。得到准确消息已是过了追悼会的日子，若非李玉洁师电话告知，可能迄今还不相信。俗话说，人皆有一死，然郑先生走得却有点突然。中国古人很迷信，通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古往今来，人们对七十三、八十四两个年龄，颇为敏感，意思是说，过了七十三，就告别了一次阎王殿，等候另一道年龄坎。讣告上说郑先生的年寿为78岁，实际则不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宋镇豪教授均亲自说，1978年全国研究生恢复招生，当时45岁的郑先生在考生中是年龄最大的，如此推算，则郑先生的实际年龄为81岁，尽管郑先生没有熬过83岁这道坎，按理说，81岁的年寿也算高寿了。 初识郑先生是1986年，当时我考取河南大学历史系，大学一、二年级的中国历史文选课先后有三位先生分担，记得长期研究甲骨文的郑先生所讲的课程却恰恰为汉代和明代两部分，先秦部分、唐宋部分则分别由宋采义、杨天宇先生（杨先生和郑先生为学术同门，后任教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此前已早郑先生辞世）讲授。期间还听了一次郑先生为高年级学生举办的两场讲座，题目分别是《从甲骨卜辞中找史学》和《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大学期间，郑先生还讲授过《中国文化史》讲座，虽然有电大出版社出版的讲义，但郑先生则基本上没有按照讲义讲，由于史无前例的89学潮的影响，好像课程只讲了一两次便停了。尽管课程不算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郑先生讲课很风趣，经常举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如以前兰考的要饭的，见到一个妇女，就会上前打招呼：“大嫂，给盛（成）两口吧！”见到男的，就会上前说：“给掰（伯，河南人读“伯”如“掰”）一块吧！”郑先生还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唐诗研究所的资料员去买书，领导告诉他说，只要见到“唐”的就买几本，结果回来买了好几套《唐吉坷德》。还有，郑先生给我们考历史文选，考前还专门做了“动员”，声明：“如果想轻易而举得高分，不给，话说过来，如果某些学生企图以考坏成绩给我脸上抹黑，办不到！”引来一片大笑。考试的题目很少，写出一本书的作者就10分，列举了四部著作，剩下的题目就不多了，结果不到30分钟，学生全部交卷，教室空了。除此之外，则听杨天宇、王宇信、宋振豪等先生说，当年郑先生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厚宣先生的研究生，英语考了1分，杨先生嬉笑说，英语考试，仅选择填空就85分，能考1分，着实不容易。由于当年河南师范大学（今河南大学）对英语分仅作参考，所以郑先生就被调剂到郭豫才、朱绍候、郭人民先生门下。还有一件事也颇为有趣，是杨天宇、杨麦龙先生（均已故）讲的，当年研究生年龄差距挺大，而郑先生年岁最大，且头发全白，当时的同门师弟们都误将郑先生当成了导师，一直一周后才弄明白了。 郑先生性格很豪爽，讲话很直，尤其喜欢骂人，什么人都骂。他骂的人包括导师郭豫才教授，原因是郭先生对他的黄帝、尧、舜、禹为女人说极其反感。他还骂当时的系主任唐嘉弘先生（2000年去世）、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靳德行教授（19945年去世）。适逢1992年我考取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导师即唐嘉弘先生。起初对于他们之间的“恩怨”并不大知晓，后来郑先生抱怨说，他的教授长时期没评上，是由于靳德行的缘故。然而，龚留柱师则明确表示，郑先生教授没上的原因是，职称外语不过，一票否决。1995年我离开河南大学，到南开大学师从朱凤瀚先生读博士，期间曾一度欲联系留河南大学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1998年我博士毕业到了河北师范学院（后合并易名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三年之后，又调回到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当年读书时的不少老师，又成了同事。或许，老一代之间的积怨已深，回到河南大学后，就感到颇为不适。例如当年高考阅卷，每人补贴260元，却没我的，谢清溪（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原办公室主任）说我是外来的，不给，当然是院长阎照祥的意思。我的到来，阎照祥更是惶恐不安，说什么“本来我们并不需要你，我当副院长、院长十七年，从来没有引进过人，跑走的人倒不少，跑走的人哪个都比你有本事！”“如果你要愿走，我保证不拦你，也保证学校不拦你！”莫名其妙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将我的激情全部浇去。 2006年8月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工作，转眼间已是8个春秋，连自己的女儿都上大学了。 我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任职的8年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的许多老师已多垂垂老矣，有的老师如吴玉文、张九州、杨麦龙、高海林、姚赢艇等已经离世。河南大学历史学科拿到了三个博士点一级学科，而我的导师朱凤瀚先生亦在该院兼任博士生导师。目前，河南大学历史学科的博士导师数量居全国高校前列，奇怪的是朱绍候、魏千志、陈昌远、周宝珠等国内知名学者却带着深深地遗憾，眼巴巴地看着远不如他们的年轻人，一个又一个地“超过”了自己。郑慧生先生也是其中感到遗憾的一位。当然，我想，感到最遗憾的是我的导师唐嘉弘先生。唐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承担博士生培养工作，先生的学识，学术界有目共睹，可病魔过早地夺取了先生的生命，加之河南大学历史系人事关系复杂，先生的晚年是在疾病和被排斥的痛苦中度过的。以后，唐先生逐渐被河南大学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遗忘，近年河南大学陆续出版有《孙作云文集》、《朱绍候文集》、《王云海文集》等，但唐先生的学术却早已被陆续执政的阎照祥、张倩红、苗书梅抛之九霄云外了。2007年我在《社会科学评论》第2期发表《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摘录，以后，徐唐学派（新古史新证派）等术语陆续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唐先生对河南大学的贡献不会因为极个别人恶意诋毁而被否定，这一点，稍有学术良知的人都会相信的。来到苏州大学的8个春秋，我的学术进入空前突飞猛进的阶段。大学期间最讨厌的一门课即是史学理论课，没想到的是，近年来我连续在《史学理论研究》发表了3篇较大篇幅的文章，加上在此期间在《文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所发系列论文，京字号文章即将达到两位数，2007年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顺利获批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资助计划项目《徐中舒史学研究》，自1994年硕士研究生期间陆续在《史学月刊》、《中原文物》、《人文杂志》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开始，迄今在各类期刊所发学术论文已达到14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5部，从而使得我确信，自己的学术研究已经站在了学界同龄人的“前列”。 话题似乎偏离了主旨，但所有话题都与郑慧生先生的死有关。我和郑先生有着相近的专业方向，有着相似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作风。但和郑先生相比，我算幸运者，由于时代的原因，郑先生45岁考取硕士研究生，62岁（档案显示59岁）聘为教授，我30岁博士毕业，36岁聘为教授，无论如何讲，我执教的苏州大学，学术影响远远超过了母校河南大学。虽然开封和苏州皆为小城，但这两座小城却在眼下人们的心目中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开封文化积淀很厚，但文化包袱也很重，在苏州看到的更多的是新文化激活之后蓬勃向上、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我和郑先生的性格相似，郑先生喜欢骂人，我则坚持学术批评，我批评的人有何光岳、沈长云等，但皆属学术批评的范畴，无论言辞如何犀利，却还能为学术界所接受。近年来我执着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见证我学术成长的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和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学（按非别字）脉相连，我关注更多的却是川大史学，难怪有人背后别有用心地说我不承认是朱凤瀚先生的弟子，我对河南大学不地道。这里要说的，我最后一次与郑先生谋面是2010年6月12日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上，此次会议虽然有很大的失落感，那就是依我的学术进入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理事会，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很多刚出道的年轻人都进了，还有沈长云的那个女弟子还进入了常务理事会，很无奈，这不像学术研究，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取得一些成就，原因自然不用多讲了，但这次会议上，郑先生讲了一个问题，颇引起我深思，那就是建国后的河南史学界大老如孙作云、朱绍候、高敏、唐嘉弘、伊文成、林加坤、王云海、李民等皆非河南人，而豫籍有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如徐旭生、董作宾、白寿彝、韩儒林、尚钺、彭明、田昌五、李伯谦、晁福林等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在河南工作的豫籍学者，原因何在，颇令人感到困惑。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水土不服的缘故吧。藉此，更增加了对郑先生的深深敬意与思念。 (责任编辑：admin) |